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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8年，一个老人一句话，撬动了中美之间一道沉重的门。 没人知道她怎么走的，没人注意她怎么回的，事情过去多年，水静才提起那年春天，李先念问了她一句，“去洛杉矶做什么？”  南昌省委大院，信封堆满桌子她住在南昌，省委大院东侧的老楼，三层，带阁楼，墙上爬满藤，窗户老旧，冬天透风，夏天闷热。 房间里没有电视，只有一张桌子、一把藤椅、一台收音机，桌上摊着一沓信，每封信她都看过不止三遍。  水静的生活很规律，早上六点起床，擦窗，烧水，看报纸，中午吃一碗稀饭，晚上喝点粥，吃完饭就写信，不是给别人，是写给自己。 她把信写好，封起来，不寄，就放在木盒里，每封信封面都写一个名字——“阿芸”。 阿芸是她女儿，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 她已经三年没见过她，女儿每月寄一封信回来，内容总是一样：课程紧、研究忙、天气冷、别担心，她想看一眼女儿的脸，听一声真话。 1988年初，她决定出国去看她，不是旅游，不是探亲，只是去看看。  可问题马上来了。 她先去找了省外办，材料填了整整八张纸，从户口到婚姻，从政治面貌到退休批文，全都得交。 接待她的年轻人翻了几页表，问：“你丈夫叫什么？” “杨尚奎。” “原省委书记？”. “是。”那人点点头，神情变了。 “这种情况，原则上不建议个人出境，家属背景复杂，审批要到北京，程序长。” “我只是去看我女儿。” “知道，但我们是按规矩办。”  她回家后什么也没说，开始准备第二套材料，她复印了女儿的邀请信、研讨会通告、甚至还附了女儿在MIT实验室的照片。 她把照片贴在申请表最后一页，写了七百字的附言，语气平静，没有提丈夫的职务，只说：“一个母亲，想看看女儿。” 两周过去了，没有任何回复。 她又去了一次外办，这次换了个中年干部接待，那人看完材料，低声说：“这种事很难批，你别怪我们。” 她点头说谢谢，拎着包走出去，门口一位年轻人低声说：“你要不找北京的关系试试？或者找老同志写个介绍信。” 她回到家，关上门，开始翻抽屉。 老杨走了两年，照片挂在墙上，边框裂了一条缝，她坐在椅子上盯着照片看，眼神空。 她不想托人情，不想找熟人，她知道，老杨不喜欢这些，他总说，“办事靠制度，不靠人情。” 可现在，制度不给她机会，她只想见自己的女儿，连这个机会都要靠关系。 她去北京了一趟，住在朋友家，早上六点去国家信访办外面的邮局寄材料，她站在人群里，等号，一站就是四十分钟。 轮到她时，她把材料一页页排好，递过去。 邮局的人看着她，问：“这些送哪儿？” 她说：“送外交部，再复印一份送外办。” 那人摇头：“不一定有人看。” 她说：“没关系，我寄。”  寄完之后，她坐在北京站前广场一个石墩上，手里攥着快递回执，不知去哪。 三月初，她回到南昌，楼下值班室的人说：“你家电话响了一上午。”她回拨过去，是省外办的干部。 “你这个材料，北京那边没通过，说你不符合个体出境标准，尤其还是离休干部家属。”她没说话，挂了电话。 她关了灯，坐在黑暗里，外面有人在院子里打牌，声音断断续续，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老杨还在，他肯定有办法。” 可老杨已经不在了，她只能靠自己。  西湖边，一句闲话之后杭州的三月阴湿。 李先念和林佳楣住在西子宾馆，他们没通知任何人，只让秘书打电话给水静，“来杭州看看西湖。” 水静不想动，她刚从外办回家，鞋都还没脱，电话就来了。  “主席想见你。” “哪位主席？” “李先念。”她愣了一下，手抖了。 他们在西湖边走，林佳楣一直挽着她的胳膊，轻声问，“你瘦了。” 水静点头，“睡不好。” 李先念走在前头，慢慢转身，“听说你要去洛杉矶？” 一句话，不带情绪，水静当时心口像撞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听说的。” 李先念点了根烟，抽了一口，说，“行程定了吗？” 水静说：“签证还没下来，申请了快两个月。” 没人说话了，只听到湖边柳枝在风里响，李先念盯着水静，“她一个人在国外，不容易。” 水静没点头，林佳楣走过去，轻声说：“我们想帮你。”  当天夜里，李先念让秘书查了一份名单。 深圳市长李灏带队访美，行程洛杉矶起步，正好三月下旬出发，他打了一个电话，安排了随团名单的调整，“加一个，名字我写给你。” 第二天中午，林佳楣亲自陪水静去深圳，火车上水静问：“真的能走？” 林佳楣笑了下，“你以为我们请你来杭州，是喝西湖水的吗？”  旧金山入境，洛杉矶街头的一通电话她没有走正常渠道。 不是领馆批的签证，也不是旅行社安排的机票，她的名字出现在深圳市外办代表团的随行名单里，和几个经济顾问、文化联络员并列。 护照是新办的，临时件，封皮颜色比别人的浅，旧金山机场入关那天，移民官翻了她的护照两遍。  “你不是外交官。” “我是代表团家属。” “随团？”她点头，“深圳代表团。” 移民官看了她两眼，敲了章。“下次别一个人来。”她没回话，只扶紧了手里的小箱子。 洛杉矶，她女儿早等在出口，她女儿拿着车钥匙说：“我们快走，马领事的人等在停车场。” “谁？” “马毓真。” 一辆黑色雪佛兰停在接机通道，车窗摇下，一个年轻人拿着牌子：“水女士。” 她上车坐后座，前排没人说话，车稳得像水面，到了酒店，她女儿小声说：“这个安排，不是我联系的。” 水静没问，她知道是谁动了手。 当晚，她收到马毓真的来电，很短。“我们接到通知，会全程照顾您的行程，请安心。” 水静只回了一句：“谢谢。”对方顿了顿，“李主席关心您。” 那十天，她哪也没走远。  马毓真 酒店、研讨会、女儿宿舍，三点一线，外面是春假的美国街头，嘈杂、张扬、不认识她。 她不出门，怕麻烦别人，马毓真的秘书每天打两次电话确认位置，没人催她回国，但也没人告诉她能留下多久。 她在麻省理工那场会议上坐了整整五小时，听不懂，只拍了几张女儿发言时的照片。 她女儿问她：“值得吗？这么折腾一趟。” 水静说：“值。” 落地北京，一句“应该的”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那天，天气灰蒙，云压得低。 她回国没人接，也没人送，航站楼旧，行李转盘吱吱响。她拖着箱子出了关，门口站着一个穿藏青色外套的男人，拎着一袋橘子。 是李先念的秘书。 李先念 没说欢迎，也没问旅途，他递过橘子，“主席在杭州等你。” 杭州宾馆里，李先念坐在茶几旁，手里翻一本《求是》杂志，茶水热着，他没喝。 水静进门，放下包，没说话，李先念抬头，“女儿怎么样？” “很好。” “会讲中文吗？” “讲得比我还正。” 他点头，“你回来看上去安心了。” 林佳楣递给她一条围巾，“别着凉，你去得值。”水静低头，不说话。 李先念望着窗外，忽然说：“老杨是我的老大哥，他不在了，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 1988年的春天过去了，没有人记录下这件事。 外办档案没有提这趟出访的特殊随行人员，深圳代表团的报道，也没有提她的名字。 马毓真后来的工作总结里，只有一句“完成一例特殊照应任务”。 水静回到南昌，又开始写信，只是信件的内容变了，她不再念旧，不再提老杨，信里全是她女儿的事。 “她现在自己做课题了。” “她说可能会留下工作。” “她叫我下次别坐团的飞机，太慢。” 她没有再见过李先念。 两年后，她搬离了省委大院，去了一处离江边更远的新楼，没人认识她，她在客厅挂了女儿的照片，底下放着那年去美国时穿的蓝色风衣。 她后来常说：“那一趟，我是被人托着走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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