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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批评《艳阳天》、《金光大道》夸张失真，难道只有《丰乳肥臀》这种作品才是好的？2008 年作家浩然去世，一位红遍六七十年代的作家悄然离开这个时代。面对浩然，我们不仅仅是面对一个尽一生书写农民的作家，而是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浩然文学里始终有一个欲说还休、道不清的问题，即怎样评价浩然小说的真实性。笔者认为，农业化运动的历史和得失是不能作为文学优劣依据的，浩然的创作不是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著作，也不是供研究合作化运动的资料，它是小说，而且是只会出现在浩然笔下的小说故事，以此对浩然过度批判，难免有失公允。 浩然始终把共产党看作是广大贫苦农民的救星，是为广大贫苦农民主持公道的力量，是儿时听到的说书中的正义英雄。因为浩然自身的人生经历充满了曲折与不幸，是党和政府的帮助，才使得他和姐姐不至于衣食无着、流落街头。因此，浩然对于共产党始终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在那个文学思潮剧烈碰撞的年代，浩然的命运就像他笔下那些在时代洪流中挣扎的小人物一样，充满了戏剧性的起伏。当'伤痕文学'如潮水般席卷文坛时，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作家突然成了众矢之的。记得八十年代初，《金光大道》第四卷问世时，文坛上掀起的那场针对浩然的批判风暴，至今想来仍令人唏嘘。那些尖锐的批评声中，最刺耳的莫过于将他斥为'余孽'的论调，更有甚者扬言要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但细究起来，这种说法实在有失公允。记得孔庆东在《十年时期的文艺》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个时候的作品是汗牛充栋......亿万人民读过的东西，在你的书里竟然没有！这不是一个专业的态度。'这番话道出了多少被时代洪流淹没的真相。 浩然的文学世界远比这些标签丰富得多。他的自传体小说《乐土》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民间画卷，记录着三十年代冀北农村与开滦矿区的真实生活。那里有他母亲那双不被世俗接纳的大脚，有她为追求自由而逃婚的勇气；有他父亲那个在传统眼光中'不成体统'的形象——一个既会下地干活，又肯烧火做饭、哄孩子的男人。这些细节构成了一幅鲜活的时代图景，远比简单的政治标签更能打动人。 《乐土》这个书名本身就蕴含着深意。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孩子们依然能在苦难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浩然的笔触温柔地描绘着这些细微的欢愉，却又不动声色地勾勒出成人世界的残酷。他父亲这个'能人'的形象尤其令人感慨——聪明能干，却终究敌不过时代的碾压，最终在绑票、战乱中沉沦。而他那要强的母亲，一生都在与命运抗争，从逃婚到持家，再到最后被亲人背叛，这个普通农村妇女的一生，何尝不是那个时代无数底层人民的缩影？ 当浩然十二三岁时，母亲含恨离世的场景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转折。这个时间节点恰好衔接到他另一部作品《活泉》的故事。失去双亲的少年浩然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先是被恩人收留，险些成为人家的上门女婿；后来又辗转于亲戚之间，尝尽世态炎凉。 浩然的文学世界始终扎根于泥土，他笔下的人物都带着鲜活的生活气息。即便在遭受非议的年代，他依然坚持书写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这种固执或许正是他后来备受争议的原因，但也正是这种固执，让他的作品在今天读来依然能触动人心。当我们抛开那些政治标签重新阅读《金光大道》时，会发现其中对农村生活的细致描摹，对人物性格的生动刻画，都展现出一个作家对生活的深刻观察。 浩然这个人，骨子里其实一直带着庄稼人的朴实劲儿。记得他在《圆梦》里掏心窝子写过，年轻时确实盘算过'发家致富'的路子。那会儿他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心里却还惦记着等天下太平了，就回家守着媳妇种那八亩平川地。盘算得可仔细了：好年景添头毛驴，再好年景盖三间新房，再好年景拴上一挂车。这些盘算，活脱脱就是《艳阳天》里马之悦、《金光大道》里张金发的翻版。说来也怪，一个后来把这种思想批得最狠的作家，年轻时居然也有过同样的心思。 说起《金光大道》，这里头还有段插曲。那是1970年冬天，北京市革委会派他去大兴县大白楼公社采风，任务是写农村干部王国福的先进事迹。那会儿浩然已经四十出头了，站在田间地头，看着社员们热火朝天地干活，突然就想起了自己二十多岁时写的那部旧稿。那稿子写的是合作化运动，当时他太年轻，驾驭不了这么大的题材，写了一半就搁下了。现在重拾旧作，连书名都没改，还是叫《金光大道》，连主人公的名字都沿用了当年的'高大泉'。 我后来见过浩然晚年的一张照片，他站在自家院子里，身后是几棵老槐树。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还能看出当年那个想'拴上一挂车'的年轻人的影子。但眼神已经完全不同了，那是一种经过岁月沉淀后的沉稳。他常说，写《金光大道》那会儿，经常半夜爬起来改稿子，有时候写着写着，自己都会为笔下的人物落泪。这种创作状态，和年轻时那种单纯的热情已经大不相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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