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墨林，原名木林，与杜月笙同为上海浦东高桥人。杜月笙既是万墨林的表兄，又是他的叔岳丈，经万母介绍，万墨林在杜公馆做事，处事圆滑的万墨林按照小辈尊长辈的称呼，一句“爷叔”拉近了与杜月笙的关系。后万墨林青云直上，荣升杜公馆总管，为杜月笙管理账务，协助杜月笙打理以贩卖鸦片为主业的三鑫公司的事务。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杜月笙誓不与日本人合作，远走香港，独留万墨林看管产业。其实是留万墨林利用青帮势力配合国民党军统在上海开展抗日锄奸活动。万墨林果然不负重望，在看护着杜月笙产业的同时，也的确做了一些让杜月笙在蒋介石面前颇有面子的事情。 1940年发生的“高陶事件”是抗日战争期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事后高宗武、陶希圣二人的回忆中，除提及万墨林为二人购买船票外，其他并未涉及万墨林。今年第4期《世纪》刊登了张黎琼的《“高陶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文，叙述了陶希圣的家眷在杜月笙青帮兄弟的护送下逃离汪伪“七十六号”的魔爪安全抵达香港。事实上，万墨林受杜月笙委托全权负责此事，并最终帮助陶希圣家眷成功逃离上海。 当高、陶二人与在香港的杜月笙取得了联系，希望得其帮助离开上海时，杜月笙随即知晓二人迷途知返对抗战的意义，立刻指示留守沪上的万墨林倾全力协助二人出走。 当时的万墨林并不晓得此二人姓甚名谁，只知道杜月笙交代协助这二人离开上海。万墨林为高宗武、陶希圣购买了1940年1月3日“胡佛号”的船票，从高、陶接过船票的一刹那起，万墨林出动手下喽啰，肩负起了暗中保护二人安全的责任，直到“胡佛号”离开上海为止。 高、陶二人于1月5日安全抵港，然而密约却是在半月之后才得以公布，中间又发生了什么呢？原来陶希圣由香港举家迁来上海，住在环龙路。陶希圣一人逃离上海，陶夫人万冰如及五个孩子却还留在上海。只有陶希圣的家眷全部安全撤离，陶希圣才无后顾之忧，方能公布密约。 尽管万冰如以劝陶希圣返沪为由，留下大女儿（琴薰）和另外两个儿子（泰来、恒生）为条件，骗过陈璧君，带着年龄较小的两个儿子（晋生、范生）于1月13日离沪赴港，如何营救留沪的三个子女，令陶希圣夫妇颇为头痛。当得知陶希圣还有三个子女滞留上海时，杜月笙派人赴上海与万墨林联系，要他们一定要将三个孩子救出。 汪精卫等人明白，留在上海的陶家三姐弟是陶希圣能够重返上海的重要砝码，因而对陶家三个小孩严密监视，陶家的佣人也变得言行诡异，家中司机被明确告知系“76号”的人。此时，如何摆脱特务监视，并安全救出三个小孩难度如同登天。 万墨林毕竟是跟着杜月笙见过世面的人物，做事自有一套。他通过青帮弟兄打听了一下汪精卫方面的动静，得知汪精卫带着一帮汉奸去了青岛。时机难得，于是万墨林果断地订好了一条意大利邮轮的一个房舱，买好船票，与陶希圣的女儿取得联系，决定再次来个“金蝉脱壳”。 1月21日，是行动的日子。为不引人注意和不暴露自己，万墨林从祥生汽车公司预订了三部出租车，并将司机全部换成自己人，万墨林乘坐其中一辆，亲自去接陶希圣的三个子女，另两部分停在杜美路杜公馆围墙外、一庄煤球厂的前后门，以便一边遭遇追兵时，另一边依然可以安全撤离。 是日一大早，万墨林带着两名枪法最好的保镖乘出租车来到霞飞路陶琴薰学校后门等候。陶小姐依计甩开监视她的特务后，依照计划从学校后门出来，然后飞车疾驶。万墨林计划，途中一旦被特务发现，就一路且战且走，直驶杜美路，那边备有二十名枪手拦截尾随的特务，然后出其不意不去码头而是直奔沪西，接陶泰来和陶恒生。 也许是当日糟糕的天气让特务们放松了警惕，也许是上天眷顾三个为救父亲而身处险境的孩子，事情进展得异常顺利。在接到陶琴薰后，并没有特务跟踪尾随，一行人驱车直奔沪西。在沪西接到陶泰来和陶恒生后，汽车驶向杜美路的煤球厂，这里有二十名枪手化装成煤球厂工人负责接应。然而事情进展得依然顺利，从沪西到煤球厂一路上也不见特务追兵，但是为安全起见，万墨林决定在煤球厂换车，三个孩子一人一辆车，如遇到枪战，能保住一个是一个。汽车直奔十六铺码头，万墨林在码头附近也安排了化装成各色人等的二十名枪手随时备战，待三个孩子到码头后，分乘三只舢板，各有三名保镖护卫。舢板绕开有着日本兵检查的登船入口处，在船的另一侧由船上的水手抛下绳梯，将三人拉上邮轮。午后，望着意大利邮船起锚开行，万墨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全文披露汪日密约，即《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同时刊发的还有高、陶的公开信，信中除述说密约来源外，更是对他们参与的“和平运动”表示忏悔。公布日汪密约，沉重打击了汪精卫汉奸集团，将汪精卫集团卖国的铁证大白于天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