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恩师———杨昌济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了深入了解的兴趣，总有一个渊源。2021年11月18日，我跟家人来到岳麓山下，提起了岳麓山院曾经的轶事 ，老爸脱口而出一个名字”杨昌济”。于是，我从以前的单纯只将”杨昌济”这个名字看作杨开慧的父亲、毛泽东的老师，转而对其本人深深地感兴趣了起来。其一生致力于培育英才，作为一位教育家、伦理家，不遗余力地去教授，去致力于影响出一批能有益于国家的这个世界的人，“欲栽大木拄长天”，深度地影响了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人，任教于湖南第一师范，倡议创立湖南的省立大学”湖南大学“，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这样的师者，令人肃然起敬。杨昌济以“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为志，将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他融合中西的学术视野、身体力行的教育实践，以及对青年的无私栽培，塑造了一代革命者的精神底色。正如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匾额所昭示的，他的思想与行动，至今仍在激励着后人追求真理、服务社会。

现将我所了解的他的事迹、创举、交游及名言集锦呈现如下： 一、生平创举：欲栽大木拄长天 杨昌济（1871—1920），字华生，后改名怀中，湖南长沙县板仓人，近代中国伦理学与教育学的开拓者。他以“欲栽大木拄长天”为志，一生践行教育救国，其生平创举可概括为三重转型与奠基： 1. 从传统士大夫到近代教育家的蜕变杨昌济出身书香门第，早年受儒家经典熏陶，1889年考中秀才后却屡试举人不第。甲午战争后，他痛感“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于1898年加入南学会，参与时务学堂活动，投身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转向“教育为救国之本”的理念，1903年东渡日本，后转赴英国阿伯丁大学攻读哲学与伦理学，系统研究西方现代学术体系。留学期间，他改名“怀中”，以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并写下《岳阳楼诗》抒发忧国之情：“大地龙争日，英雄虎变时”。 2. 中西融合的教育实践1913年归国后，杨昌济拒绝湖南督军谭延闿的高官邀请，选择执教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他主讲伦理学、教育学，主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将西方“民主”“科学”观念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结合，提出“身心并完”的教育理念。在湖南一师，他推行启发式教学，鼓励学生阅读《新青年》，并身体力行冷水浴、静坐等锻炼，直接影响了毛泽东“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1917年，他力保因“驱张运动”险遭开除的毛泽东，称其“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并联合徐特立等教员为其辩护。 3. 近代教育体系的奠基者杨昌济被誉为“湖南大学蓝图设计第一人”。1917年，他听闻北洋政府拟撤销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立即撰文呈报湖南政府，强调“创办省立大学为当务之急”，并致信教育总长范源濂恳请保留高师。在他推动下，1918年湖南大学筹备处成立，他亲任主任，起草《论湖南创立省立大学之必要》，为湖南高等教育体系奠定基础。同年应蔡元培之邀赴北大任教，仍心系湖南，促成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协助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筹措经费，并推荐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 二、交游与思想共振：精神网络的建构 杨昌济的交游网络贯穿晚清至民初，既有维新志士、学界泰斗，亦有青年才俊，其思想在跨代际的对话中不断升华。 1. 维新先驱：谭嗣同与杨毓麟1898年，杨昌济加入南学会，与谭嗣同交往密切。谭嗣同“冲决网罗”的激进思想与《仁学》中的宇宙观，对他产生深远影响。他在《达化斋日记》中写道：“读谭浏阳《仁学》，乃有豁然贯通之象”，并支持谭嗣同发起的湖南不缠足会，批判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另一位挚友杨毓麟（杨守仁）是他留学日本、英国的同伴，两人共同研究西方宪政与教育，杨毓麟蹈海殉国后，杨昌济亲撰《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以纪念。 2. 学界领袖：蔡元培与章士钊杨昌济与蔡元培的交往始于1918年受邀赴北大任教。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与他不谋而合，二人共同推动新文化运动。杨昌济在北大开设伦理学课程，翻译《西洋伦理学史》，成为国内系统介绍西方伦理思想的第一人。他还通过章士钊结识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领袖，虽未直接参与《新青年》编辑，但其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深受该刊影响。章士钊曾评价：“杨先生之学，贯通中西，其志在树人，非沽名者可比”。 3. 青年导师：毛泽东与新民学会在湖南一师，杨昌济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皆受其熏陶。他向毛泽东推荐《新青年》，指导其撰写《体育之研究》并助其发表。1918年，他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并致信章士钊推荐：“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在他影响下，毛泽东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为宗旨，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据毛泽东回忆：“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4. 国际视野：日本导师与英国同窗留学日本期间，杨昌济受教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其“教育救国”理念与嘉纳的师范教育思想深度契合。在英国阿伯丁大学，他与哲学家詹姆士·塞思（James Seth）探讨伦理学，吸收功利主义与进化论思想，并将其融入《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等著作。这些跨文化交流为他“贯通中西”的学术路径提供了支撑。 三、学术思想：贯通中西的伦理启蒙 作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开拓者，杨昌济的学术思想融合了传统儒家精神与西方现代理念。他在《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哲学上各种伦理之略述》等文章中，系统介绍了西方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等伦理流派，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批判与反思。他主张“贯通古今，博通中外”，既肯定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又引入西方“民主”“科学”观念，强调“教育普及应与提高相结合”，倡导“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 在伦理学领域，杨昌济被誉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伦理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人”。他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是国内首部系统介绍西方伦理思想的著作，其《达化斋日记》则以理学修养为根基，融入西方哲学思考，提出“动以养身，静以养心”的生活哲学，强调“坚忍”“贵我”“通今”等修身原则。他的教育思想深刻影响了毛泽东，如《体育之研究》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便源自杨昌济“身心并完”的理念。 四、教育实践：春风化雨育英才 杨昌济在湖南一师执教期间，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教学方法吸引了毛泽东、蔡和森等青年。他注重启发式教育，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并通过《新青年》向学生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据毛泽东回忆，杨昌济“教授伦理学，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唯心主义者，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鼓励学生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1915年，毛泽东因参与“驱张运动”险遭开除，杨昌济联合徐特立等教员力保，称其“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他还向《新青年》推荐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助其发表并扩大影响。在他的引导下，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成为湖南乃至全国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 杨昌济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更注重人格培养。他倡导“三育并举”，自己坚持冷水浴等锻炼，并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1917年，毛泽东与萧子升“不带分文”游学湖南五县，历时月余，正是受其“读无字之书”理念的启发。这种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式，为青年毛泽东日后的革命实践奠定了基础。 五、言论精选：思想的光芒 杨昌济的言论融合传统修身智慧与现代启蒙精神，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1. 教育理想 ——“欲栽大木拄长天”（《板仓杨氏族谱》）：以培育栋梁之才为终极目标，强调教育的深远意义。 ——“教育为救国之本，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教育，别无他法”（《教育与政治》）：将教育视为民族复兴的根基。 ——“动以养身，静以养心。身心并完，是为上德”（《达化斋日记》）：倡导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理念。 2. 伦理主张 ——“贯通古今，博通中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伦理学讲义》）：主张中西伦理的辩证融合。 ——“坚忍、贵我、通今，此修身之三要也”（《达化斋日记》）：提出个人修养的核心原则。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当求其调和。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本为一体”（《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批判极端功利主义，强调社会与个人的统一。 3. 文化反思 ——“中国之患，不在兵弱财穷，而在士大夫之无识”（《劝学篇》）：直指传统士大夫的局限性。 ——“西人之尊重法则不屈于权势，乃东洋人之所未曾梦见”（《达化斋日记》）：赞赏西方法治精神，批判东方人治传统。 ——“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达化斋日记》）：呼吁知识分子具备全球视野。 4. 对青年的期许 ——“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湖南一师课堂演讲）：强调青年的社会责任。 ——“学者须有海纳百川之量，不可存门户之见”（《公言》发刊词）：倡导学术包容与思想自由。 ——“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能行人之所不敢行”（《告学生》）：鼓励青年突破陈规，勇于实践。分享摘录他的部分名言如下：

杨昌济名言集锦

1、人摆脱俗缘不尽，安能入道？读《庄子》“绝云气，负青天”数句可悟。

2、终日求学而不知求学之目的何在，终日施教而不知施教之目的何在，欲其收效难矣。

3、人不可一日不看报章杂志。报章杂志乃世界之活历史也，即皆自我之实现也。日日看报，则心目中 时 时有一社会国家之观念，而忧世爱国之心自愈积而愈厚，且得有种种之常识，积累久之则深明世故，可以应无穷之变，投其所向而无不如志。此真精神知识之营养，如饮食之不可缺者也。

4、吾国人通弊，坐眼光太近、毅力不坚，无有能立百年不拔之至计者，甚可叹也。

5、吾国人不注意于开发地方，独立自助，乃群趋于官吏之一途，穷于钻营，倾挤排陷，以分生业者之余利，亦可悲已。

6、毒蛇蜇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其一身一家为腕，身虽死，天下万事固生，仁人之心安矣。

7、凡办一事，须以全副精力注之，始能有成功而不致失败。人之精力有限，故任事不可过多。任事过多，则神散而力分，必至事事均办不好。故吾人处事宜选事做，择吾精力之所能任者为之，精力所不能者则置之不为，如此则事多成功，失之者鲜矣。

8、吾人处于今日风雨飘摇之时势，对于国家当有如何之责任，对于世界当取如何之态度，此不可不深思而熟察者也。

9、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干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雀，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解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事。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知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占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合东西洋文明于一炉而冶之。

10、所见大则所志大，所志大则所学大，所思大，所为大，斯为大人矣。所以小则所志小，所志小，则所学、所思小，所为小，斯为小人矣。先儒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可以譬矣。’

11、王君静安（王国维）尝论国学，谓战国之时，诸子并起，是为能动之发达；六朝隋唐之间，佛学大昌，是为受动之发达；宋儒受佛学之影响，反而求之六经，道学大明，是为受动而兼能动之发达。

12、今日我等之急务，在树立一种统一全国之中心思想。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在于有思想，而人品所以有圣贤庸众之分，亦以其思想之高尚或平凡而区别之。……个人有个人之主义，民族有民族之精神。无有个人而无主义者，亦无有民族而无精神者。惟主义有纯驳，精神有盛衰而已。近日中国与万国交通，政治上复经极大之变动，思想界遂生非常之混乱，新旧冲突，青黄不接，群众苦之，青年尤甚。所望贤圣之士，学问、思辨共讲其事。务取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种种问题——加以新研究、新解释，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审思中华民族在世界之地位，审思自己对斯世当取如何之态度，在一己则立一贯通一生之思想，在一国则立一百年远大之规划。此乃我辈今日之急务也。

13、古来一种学说，倡之者不过一二人，而辗转流传，卒遍海内，流风余韵，久而益新。盖真理恒得最后之胜利，但患所言之非真理耳。苟为真理，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未有不如斯响应者。故欲唤醒国民，先在醒自己，己苟自觉，斯能觉世。从事学问之研究者，可以奋然而起也。

14、士不通今，终鲜实用。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广游历，多读外人所著之书，多阅新出之报章、杂志，务求有世界之智识，与日新之世界同时并进，庶于此大世界之生存竞争不至以懵于时势，自居劣败。

15、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当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而博学、深思为方法，博学而不行，何贵于学？深思而不行，何贵于思？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而已矣。且博学与深思亦力行之一事也。非真能力行者，学必不能博，思必不能深，故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

16、实行之中含有二义，一贵坚忍，一贵勇敢。勇敢和坚忍，其实一德也。勇于创始，忍以要终，要本于意志之力。人生斯世，无在而不须苦战奋斗。不解苦战奋斗者，无生存之希望者也。

17、至于廓清旧说，发挥新义，尤有资于勇敢。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能行人之所不敢行，此乃圣贤豪杰之所以异于庸众也。非常之勇，黎民所惧，及其既成，天下晏如。彼圣贤豪杰有超世之识，盖世之气，见之真而守之固，能为天下之原动力，而不待人之后兴。今日之欧洲战争，乃全世界之大改革、大整顿之时代也。中国立于此全世界大改革、大整顿之时代，亦不能不为大改革、大整顿。而欲为如斯之事，非勇者不能，吾故标一尚勇之义，为海内人士正告焉。

18、法则为人生而存，非人生为法则而存也。

六、历史影响：精神遗产的永恒价值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临终前仍不忘推荐毛泽东、蔡和森，称“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他的逝世引发学界震动，蔡元培评价“北大以他为荣”，毛泽东亲撰挽联：“忆夫子易帻三呼，努力努力齐努力；恨昊天不遗一老，无情无情太无情！”。 杨昌济的教育理念与人格精神，通过其弟子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史。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多次提到“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并将其“修学储能，先博后渊”的教导贯穿革命生涯。新民学会成员如蔡和森、何叔衡等，后来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践行了杨昌济“欲栽大木拄长天”的理想。 如今，板仓杨寓、湖南一师旧址等处仍留存着他的印记。他的著作《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等，至今仍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与伦理思想史的重要文献。正如学者王泽应所言：“杨昌济是中国伦理学学科初创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思想如同一束光，照亮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