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文共3312字 阅读时间约10分钟 XU YAN ╱ 序言 ╱ 公元918年，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病逝后葬于永陵，谥号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永陵位于现在成都中心城区偏西北处。永陵未发掘时，历尽千年沧桑渐被后人忘却，陵墓高大宏伟的土冢被后人附会为汉代大词赋家司马相如的“抚琴台”，并于其上修建了琴台建筑。1940年，当时的天成铁路局挖防空洞时发现了砖墙。1942年9月15日，冯汉骥先生带领一支临时发掘小组对永陵（即王建墓）进行了我国首次帝王陵墓的科学考古。1961年，永陵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永陵 在永陵考古发掘结束后的80年中，学界针对永陵内部的宗教因素争议不断。分歧点主要在于永陵中室的十二半身像和后室的石像归属于何种宗教。整体上看，大致可以分为道教派、佛教派以及其他派。  ▲位于中室的十二半身像  ▲位于后室的石像  DAOJIAOPAI ╱ 道教派 ╱ 冯汉骥先生作为发掘者，在《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中就对王建墓中的宗教因素进行了研究。 冯汉骥先生认为十二神出现较早，在汉代就已出现。《汉书·艺文志》中有《转位十二神》二十五卷（此书今已散佚），《淮南子》、《论衡》中都有这种说法，虽未全举十二神之名，但提出“（十二神）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衡抵之气”。十二神之名的首次完全出现是在隋萧吉的《五行大义》。据其记述，十二神为微明、河魁、从魁、传送、胜先、小吉、太一、天罡、大冲、功曹、大吉、神后。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十二将，其名为天翼、腾蛇、朱雀、六合、勾陈、青龙、天后、太阴、玄武、太常、白虎、天空。冯汉骥先生根据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六壬古式考》的记载判断，王建墓中设置的十二半身像，应为工技家六壬式十二将，放在墓中主要是用于“解除”，应属道教。
在冯汉骥先生之后，张勋燎先生进一步对永陵中的道教因素进行了阐述。张勋燎先生以四个理由判定，王建永陵是含有非常明确的道教因素的陵寝： 第一，墓室中放置的石像，应是墓主逝前营建生墓时放入以代死求长生之“石真”，应与道教信仰有关。这种现象并不是孤例。在成都北门外羊子山M148中，既有墓主造像，还有道教的刻石（天帝敕告文和华盖宫文石刻，在石刻末尾有“急如律令”、“急如太上律令”等代表道教因素的文字）。张勋燎先生依据材料指出，这种石真代人之生墓在川西地区出现并非始于宋代，最迟在唐末就已出现，到五代时期已经相当流行。 第二，张勋燎先生根据其他墓葬出土材料和道书文献记载，认为十二半身像为与道教有关的徵（登）明、河魁、传送、胜先、小吉、太一、天罡、太冲、功曹、大吉、神后等“随斗十二神”。 第三，《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中记述了王建永陵棺内底部和棺外附近都有相当数量的水银，棺内的少数银器上也粘有一层水银。据此判断，王建的棺中应曾放入了大量的水银。张勋燎先生认为在棺中放入大量水银，目的在于防止尸体腐坏，应与道教尸解之说有关。此现象在秦始皇帝陵中同样存在。 第四，王建的哀册文字中同样可见道教成分，如可读部分中的“痛仙驭之莫留”、“朱草长摇”（朱草为炼丹所用的药草，参见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篇》）、“我祖唯何？实曰子晋，上宾于灭，爰生圣胤”（王子晋为道教典籍中记述的仙人）。宋代佚名《五代故事》中记载，王衍“建上清宫塑玄元及唐朝列帝，宫中伪尊王子晋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塑其形，仍塑建与衍侍立其侧”。《新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也记述了王衍于乾德五年（923年）建上清宫塑子晋及其父子像事。当时著名的道士杜光庭还直接参加了王建的陵寝修建过程。  ▲永陵墓室 FOJIAOPAI ╱ 佛教派 ╱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沈仲常先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指出，冯汉骥先生在《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中已经说明王建墓棺床作须弥座式，并饰以仰莲及覆莲。而在各类佛教典籍中都记述了诸佛以莲花装饰其座。所以用莲花装饰的台座，谓之佛座。由此可见，王建墓受佛教影响之深厚。 棺床周围的石刻神像，沈仲常先生认为其为力士，并引用佛典中“拘尸那城力士舁（音愚，意为抬）”。棺床座上或其左右刻饰以力士或十二神，由力士扶棺，借以表示死者享受和诸佛同等的礼遇，同时也为棺床为佛座说增添了又一例证。由此，沈仲常先生认为，王建的永陵是一个充满佛教因素的陵寝。
郑以墨指出王建墓的形制布局与同时期的其他帝陵迥然不同，与法门寺地宫存在较为明显的相似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两者皆为前、中、后三室，且中室最大，前后两室较小； 第二，王建墓须弥座棺床和法门寺地宫须弥座汉白玉灵帐均放置于中室，且其上均有华盖装饰； 第三，王建墓后室北部石床上放置有王建像, 其位置与法门寺地宫后室第一、三枚佛骨舍利的位置大致相同。 而且, 王建像所在的石床上放置谥宝、玉册等法物, 与之相对应, 法门寺地宫后室中放置第一枚佛骨舍利的八重宝函下面有一石板, 用于放置供奉的器物。  ▲永陵平面图  ▲法门寺地宫剖面图 至于王建墓中的其他形象，郑以墨认为，中室须弥座棺床上的伎乐、莲花代表墓主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二半身像是药师净土中的十二神将，半身形式表示墓主在众神将保护下冲出地狱向西方净土飞升，后室的王建像表示王建已在西方净土化生且在化生后依然保持帝王生前尊严，享受帝王待遇。 因此，综合永陵与法门寺地宫布局的相似性，以及永陵内部其他形象与佛教的强关联性，郑以墨认为王建永陵与佛教紧密相关。 QITAPAI ╱ 其他派 ╱ 王玉冬认为王建墓棺床周围的石刻神像从雕刻的方式和风格上看，其“粉本”就是晚唐到五代十国随处可见的手托兜跋毗沙门的半身“地天”和“恶鬼”。这种半身雕象的含义应该是意指云、天界以及云中现等神异现象，而不是目前王建墓研究中认为的“从地涌出”。 在之后，王玉冬又结合史实分析杜光庭与王建父子及永陵营造的关系，认为永陵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地下墓葬，而是一个远离黄泉的道教“石室”。石棺附近的十二武士也并不是在托举棺材，而是在强风之中驾驶着一部华盖天车、玉云軿、八景舆或一艘玉䌽舟。王建墓的最大特色在于它将典型帝王葬仪和道教葬俗并列一处，将帝陵地下享堂（后室）和炼蜕之所（中室）同置一处。后室的王建石像则是一种特殊的神座。 因此，王玉冬认为，王建永陵中既存在佛教因素，同时也存在道教因素，且道教因素明显多于佛教因素。
针对佛教派和道教派争论的十二半身像的宗教因素归属问题，还有其他学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它们并不代表任何宗教因素。 王援朝先生依据文献，认为王建墓中的十二半身像并非十二神或十二将。其理由为：第一，唐宋五代的十二神一般是十二时神的简称，而十二时神源自十二生肖；第二，根据《宋史·舆服志》的记述，十二神身穿袍服而非身着铠甲（“十二神舆,赤质,四门旁刻十二辰神,绯绣轮衣、络带。”）；第三，根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7《六壬十二神》，十二将的分布是依据方位的，但王建墓中的十二武士并无所谓的方位。因此，王建永陵的十二半身像只是侍从武士雕像之类。 谢明良先生推测王建墓十二半身像为十二时。他指出，尽管墓中随葬的十二时多以十二生肖的面貌出现，但在王建墓中，他们以武士状的人形雕像出现。 永陵博物馆的研究者提出，十二半身像应为前蜀宫廷的十二位要员，正在托举王建的石棺“走进永陵”。 JIEYU ╱ 结语 ╱ 虽然我们目前仍无法确定永陵中的宗教因素到底归属于谁，但是历经千年，回望永陵，我们可以从其中一窥前蜀风貌。 或许，关于永陵宗教因素的争论，正是千年前蜀地伽蓝林立、宫观千重的景象在后世的映射。  参考文献： [1] 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4年 [2] 张勋燎《试说前蜀王建永陵发掘材料中的道教遗迹》，《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 [3] 沈仲常《王建、孟知祥墓的棺床为佛座说试证》，《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前后蜀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巴蜀书社，1991年 [4] 郑以墨《往生净土——前蜀王建墓棺床雕刻与十二半身像研究》，《四川文物》，2012年第6期 [5] 王玉冬《半身形象与社会变迁》，《广州美术学院60周年校庆教师系列作品集——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 [6] 王玉冬《走近永陵——前蜀王建墓设计方案与思想考论》，《艺术史研究》第1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 [7] 王援朝《王建墓十二武士辨——兼谈十二神》，《史学月刊》，1987年第6期 [8] 謝明良《出土文物所見中國十二支獸的形態變遷——北朝至五代》，《故宮學術季刊》1986年第3卷第3期 [9] 永陵博物馆《走进永陵》，天地出版社，2002年 文图 / 太平坊门生 编辑 / 林泉渡水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涉及版权请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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