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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台）军研究学术征文
试论发达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特点
朱启凯
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拥有较强的综合实力，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是国际安全角斗场上的主角。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既体现着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又深受美国安全战略思想的影响。从而体现出明显的共同特点。 一、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日益拓展化 （一）安全的内涵日益拓展 在传统的安全理论中，国家之间始终存在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国家安全就是保护本国不受外部的军事攻击，这就使国家安全基本上成为军事安全。“如果你想拥有和平，请准备战争”，这句名言充分说明了军事安全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无法替代的地位。在这种安全理论的指导下，二战结束后的四十多年内，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极力拼凑军事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全方位的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安全竞争。从而使得人类陷入了空前的“安全困惑”之中。 70年代到80年代末，由于国际形势逐渐趋向缓和，经济、资源、环境等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面对东西方两败俱伤的安全僵局，西方发达国家对国家安全进行了新的探索，并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主要标志之一，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该理论认为，随着世界格局多级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进程的推进，民族国家所面临的威胁日益增多，国家安全的内涵也随之大大拓展。安全问题不仅仅体现在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上，还包括经济、科技、文化、社会、信息、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等每个方面。冷战后，综合安全的思想逐渐为许多国家所接受并加以扩大和发展，并已成为日本、美国及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安全战略。1992年和1994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在《和平的课题》和《发展的课题》两个报告中都指出，人类社会正站在建立全球规模的综合安全保障体制上。 （二）安全的外延日益拓展 传统的安全理论认为，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体，因此，安全问题就是指国家安全，国家是安全的主体。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安全研究又有了新的趋势。西方新的安全理论认为，安全的主体除了国家这一层次外，向上应拓展到国际社会层次，也就是国际安全、全球安全、人类安全等，向下应拓展到个人层次，也就是人的安全。换句话说，他们一方面把安全界定的外延扩大到最大限度，提出了“全球安全”、“人类安全”和“社会安全”等新的概念，另一方面又把安全界定的外延具体到个人的安全。 上述理论认为，国际安全高于国家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前提条件。各国首先关注的应该是国际安全，因为，只有实现了国际安全，维护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价值，才能保证各国的安全。同时，该理论又认为，只有所有个别人的安全有了保证，国家和全球安全才能得到实现。1994年，联合国发展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采纳了人的安全这一思想，提出了人的经济安全、人的粮食安全、人的健康安全、人的环境安全、人的人身安全、人的政治安全、人的社区安全及保证基本人权等问题。近年来，西方提出的“主权过时论”、“主权有限论”、“人道主义干预”等理论就是上述安全思想指导下的安全战略。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就是这种安全思想的一次具体实践。 二、安全目标与威胁日益多元化 （一）安全的目标多元化 不同的国家，由于国家利益不同，综合实力不一，国家处于不同的安全环境之中，因而追求的安全目标就不同。但是，传统的安全理论认为，在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政治中，国家最大的安全目标，就是确保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和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这也是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安全目标。然而，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讲，国家安全的目标已经远不是狭义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冷战的结束，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整体安全环境，其安全目标也随之日益多元化和扩大化。 美国始终把推广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人权”和国家力量的对外发挥列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1988年里根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战略必须以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珍视的价值观出发，这些价值观包括人类的尊严、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追求幸福、和平与繁荣等等，它们引导我们去谋求建立一种鼓励自决、民主体制、经济发展和人权的国际秩序，我们国家安全战略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和促进这些价值观。冷战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更为明确而直接。布什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序言、第一章和第八章中都明确指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就是“建立有利于自由的均势”。实际上，所谓“建立有利于自由的均势”是建立由美国主宰的、有利于扩展美国制度和价值观的国际安全新秩序。欧盟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立足欧洲，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和力量。同时，东扩向下，重返亚、非、拉，设法以统一而强大的欧洲在世界新格局中处于有利地位，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随着欧盟经济、政治、甚至军事一体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欧盟的安全目标也日益扩展。德国总理施罗德呼吁建立“一个更加一体化和更加扩大化的欧洲”以抗衡美国的霸权；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也指出，欧盟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和美国平起平坐的欧洲大陆上的超级大国”。 实际上，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和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其安全目标多元化和扩大化的首要标志，就是争夺世界或地区范围的主导权。其认为，它们的安全利益遍布全球，通过夺取并确保世界或地区范围的主导权，可以使本国享有对全球或某一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秩序与发展进程的支配权，从而获得实现本国安全意志的自由以及国家利益。因此，能否取得地区和全球事务的主导权，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在争夺世界主导权的斗争中，美国处于无可匹敌的地位。美国《新世纪安全战略》明确宣称：“如果要想在国内获得安全，就必须在国外实行领导”，“美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和参与作用对美国的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欧盟是冷战结束的最大受益者。冷战刚刚结束，欧盟各国即表示，“欧洲人不仅负有区域性责任，而且担负着全球责任”。英国前国防大臣希利认为，“强大统一的欧洲是世界新秩序的重要支柱。随着欧洲政治结构的急剧变化，欧洲将重新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欧洲在今天就已经是世界上人们对和平、经济援助和民族寄予新希望和期待的中心，到2000年欧洲将成为一个新的世界超级大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起重要作用。”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之前，日本一直奉行单纯依赖美国确保国家安全的战略，随着经济上的日益强大，日本开始寻找主导世界的位置，力图参加构筑国际秩序来确保本国的安全与发展。1984年，中曾根就明确提出了日美欧三极主导世界的政策主张。1990年，海部俊树宣称：“必须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的战略措施是，在继续确保经济大国地位的同时，力争在政治上与世界大国平起平坐，并且要拥有与经济、政治大国地位相称的强大军事力量，从而最终在主导世界的位置上占有一席之地。近年来，日本不遗余力地追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便是争夺世界主导权的一个重要措施。 （二）安全的威胁多元化 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全面的冷战对抗，西方国家面临着华约组织长期的军事威胁。尽管威胁比较严重，但其比较确定而单一。冷战的结束，使发生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威胁进一步降低，但是，安全威胁的来源、性质、种类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感受到威胁的多元化及不确定性。美国的理查德·哈斯认为，冷战后，“变化最大的是威胁，它在数量上增加了，规模更小了。” 对威胁种类分析得最详细的是美国。1994年的美国安全战略报告认为，其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包括：中、东欧“新兴民主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的未来仍然捉摸不定；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中国是一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造成的“严重危险”；“好斗的民族主义以及种族、宗教冲突”；“非军事性质”的危机诸如恐怖活动、毒品走私、环境破坏、人口膨胀和难民流动等跨国问题。“9·11”事件后，美国认为，其面临的威胁是：美国本土遭受袭击的危险增加。“美国在地理上享有的优越条件已不能成为确保美国安全的重要因素”，美国“无懈可击的过去已由一个易受攻击的新时代所取代”；不确定性和突然性是威胁的主要特征；极端主义与技术特别是核生化技术的结合，已经成为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美国面临的主要现实威胁是恐怖主义、失败国家和“邪恶轴心国家”，潜在威胁是出现针对美国的、且拥有核武器的新敌对军事联盟，或者出现一个与美国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技术在空间和计算机领域的进步使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和安全面临新挑战。欧盟和日本也认为，冷战后，其面临的威胁日益复杂，主要包括：局部战争；恐怖主义；核扩散与核威胁；金融威胁；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等。 三、安全机制与手段日益综合化 （一）安全的机制综合化 传统的安全理论认为，安全是一种竞争性的“零和”关系，对手的安全就是自己的不安全。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出发点是：自身越强大，安全就越有保证，自身安全的实现以制约和压倒对手为基础。因此，国家要获得安全，要么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军事能力，通过取得军事优势获得安全感；要么是各国都保持适当军事力量，通过军事上的恐怖平衡维持局部的稳定。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上述安全理论中狭隘的、可分离的、零和竞争观念逐渐让位于具有制度保障的、合作的、普遍的与综合的安全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对安全机制，即实现安全的方式和方法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新的主张。 瑞典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主持的非政府组织“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在题为《共同安全：生存的蓝图》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共同安全”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时代，安全关系逐渐形成一个整体，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依靠自己的行动获得真正的安全，安全只能是相互的。构筑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是不牢靠、难以持久的，安全不是“零和游戏”。其主张以国家间的共同安全取代单一国家或集团的安全。1985年，联合国大会决定专门组建一个政府间的研究小组，重点研究共同安全，最后发表了《安全概念》的研究报告，报告不仅肯定了“共同安全观”，而且号召世界各国“与对手共同寻求安全，而不是与对手进行对抗”，从而使共同安全理论有了新的发展。1988年，美国鲁金斯学会提出了合作安全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应通过合作共同谋求安全。其实质就是确信所有国家能够真诚合作，协商而非对抗；军事透明而非秘密；事前防止而非事后矫正；互相依赖而非片面行动。 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论的提出并日渐成熟，标志着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安全关系、安全机制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其主导下，目前世界上成立了多种多样的安全合作机制：安全对话机制、外交斡旋机制、军控谈判机制、国际维护机制、安全条约机制等。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以及建立的各种安全机制，既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又具有许多积极的因素。但是，从利益基础看，其主要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是以特定价值观为基础的安全机制。在许多方面，其不仅没有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且往往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义务，做出更多的让步，因此，其存在着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民主和平论”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正如潘振强在《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西方发达国家的安全机制是“一种合作但不公平、安全利益不均衡的合作机制”。 （二）安全的手段综合化 冷战期间提出的综合安全、共同安全以及合作安全等理论都强调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维护安全，相对而言，共同安全理论更为淡化军事手段的作用。冷战后，世界主要国家在安全方面竞争的核心已从争夺和维护势力范围，转为夺取全球或地区的主导权。安全因素的多样化、安全利益的多元化、安全关系的多边化、安全问题的国际化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格局的显著特点。为此，世界各主要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形式已从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转为在保留军事威慑态势的前提下，大量使用各种非暴力手段。强调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多种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安全战略的最为突出的特点。 当然，由于各国安全环境、战略目标、国家实力和价值观念的差别，强调的侧重点不尽一致。美国凭借超强的实力，强调全方位运用各种手段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如果经济制裁等各种非军事手段难以奏效，美国将毫不犹豫地采用军事手段维护其全球利益。布什政府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中的绝对安全、先发制人等思想，冷战后美国频繁地对外军事干涉等行动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二战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和平宪法的制约，日本不能大规模扩充军备，因此，日本充分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提供经济援助，来达成维护和现实国家安全的战略目的。冷战后，日本认为，尽管军事手段的作用已不像以往那样突出，但它依然是左右各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所以军事手段是“不可缺少的最终手段”。现代国家安全“应站在综合安全保障的观点上，广泛地推行各种政策。”为此，目前日本维护和实现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是：有效地利用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稳定内政，进一步增强经济实力，努力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建立安全保障的稳固基础；充分利用经济、军事力量，确保其经济等领域的安全；加强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对外交往，积极营造对日本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冷战后，欧盟自身军事力量的组建、成员国的不断扩大、欧元的启动等一系列独立而广泛地运用多种手段处理内外部事务表明，欧盟依附美国、摆脱控制的心态日益强烈，行动日益加快，欧盟维护和实现安全战略目标的手段也进步综合化。 朱启凯：军械工程学院军事教研室 副教授 联系电话：94513（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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