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黄不仅是一位造诣深厚、成就卓著的学问家，更是学行并重、躬身实践的实干家。纵观其一生，他始终将其善学思想贯彻于其为政实践之中。
万历十六年（1588），袁黄出任宝坻（今天津市宝坻区）知县。明万历年间的宝坻，地域广阔近四千平方公里，东南临接大海，地势低洼，水旱灾害频繁，粮食产量极低，行政事务繁剧，赋税滞纳普遍。袁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任宝坻知县的。他任宝坻知县的五年间，积极革除弊政，减轻赋税，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引种水稻，清理狱讼，教书育人，清正廉洁，成绩斐然。
袁了凡初来宝坻时，官府库无余银，仓里粮食只有三百余石，可谓“一穷二白”。任这样贫困县知县，日子之难可以想见。为此，袁了凡节支简政，多方调剂，力求节俭。针对吃官粮者多、人浮于事现象，他从体制上入手，对在编人员包括身边服务人员进行清整，对辞职者非必要岗位不予补充，在办公物品购置和公务招待上，力求俭朴，非必需绝不添置一物。平日用粗茶淡饭接待来客，公私聚宴最多只允许上五道菜。他还规定，取消官署公费供应菜蔬等行为，要求僚属于空地自种以满足需求。他自己出行本可按规定随带仪仗，但每次公出或私巡，总是轻车小轿，仪仗“设而不用”，以减少扰民，并淳厚世风道义。袁了凡深知“善政必简”，到任之初，他便要求各办事部门厘清职责，各负其责，减少不必要流程，以便民为要。
宝坻赋税倍于他县，历年积欠粮赋万石。万历十八年（1590），袁黄上疏朝廷请求减免宝坻赋税。得到朝廷允准，“从二分三厘七毫减到一分四厘六毫”“惟是宽征缓敛，庶可惠众安民。”消息传来，万众欢腾。后人形容：“一梳奏可，万户生春！”
袁黄重视农业生产，积极带领农民兴修水利，于渠水两侧开渠，扒沽放水灌田，发展农桑，改旱田兴水田，于城北开源水门外，百里河入护城河口建一道滚水坝，壅水开沟入田，民受其利。为最终解决水患，袁黄着力构建排水灌溉河渠网。他多次组织人力，开沟渠、疏河道，并向上司请求开挖新河，引导上游沥水直接入海，减少宝坻水害。对于海水倒灌，他教导百姓沿海岸种植柳树，涨潮时海水裹挟大量泥沙上岸后，遇柳树阻挡而淤积，时间长久形成堤坝，以此阻止海水泛滥。京东河道淤积是长期难以解决的一大难题。袁黄考察两道主河后，结合历代治水经验和原理，提供治淤办法——在新河入海处建闸。海潮来前关闭闸门，阻住海水上行和所裹挟泥沙；潮去后适时开闸泄水，以水流冲排河道中的淤沙。对境内泄水河道，他估量地势，修建木闸数处，有效减轻泥沙淤积，又便于掌控水流。袁黄治水成为宝坻百姓最受利惠的善政之一。清代所编县志给予“袁了凡治水，甚有功”的评价。
袁黄来到宝坻任职不久，当时宝坻黄庄以南方圆百余里，都是盐卤荒地，种植一般作物难有收成。袁黄考察后认为那里水资源丰富，极力主张兴修台田，通过种植耐盐植物改良土壤，转化为丰产田。他先在林亭口葫芦窝村和八门城一带进行了水稻的南稻北栽种植试验，同时动员农民在耕作区开挖渠道，引潮白河之水灌溉水稻。“南稻北栽”很快获得成功，使葫芦窝村成了当时天津地区开垦水田、推广水稻种植的“样板村”，比明万历年间的科学家徐光启的“南稻北栽”早了三十多年。为大面积推广水稻生产，袁黄还实地考察宝坻辖内湿地和主要河道，他根据宝坻的自然条件，提出了在宝坻“东部洼淀推行水田”，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的方略。时隔400多年后的今天，宝坻已成为天津市水稻主产区。
袁黄极为重视司法和狱政，但他的公堂十分冷清。他将讼案按类分衙审理，随来随审，随审随结，公堂上无积案。《宝坻政书》载：“先生慎用刑，常终日不笞一人，经月不拟一罪……民有犯罪者，必反复晓谕，令其悔悟自新。”虽“常终日不笞一人，经月不拟一罪”，但他要求凡遇诉讼，应当从速审理，“一人在狱，举家不宁，故犯人不可轻系”。他审理诉讼，秉公断案，为冤枉者开解，得再生者数十人。他对罪犯不严刑逼供，而是教导向善，谕之以理，责之以义，使其发自内心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他常给狱囚讲行善得福、作恶得祸的事理，犯人听后感动得泪流满面。袁了凡审慎用刑，注重以儒家伦理教化民众，甚至悉心照料囚犯的饮食起居。
袁黄在宝坻的德政善行，赢得了当地百姓的衷心尊敬和爱戴。很多人家供奉其画像，每日供饭上香，用敬神一般的礼遇表达对他的崇敬和感激之情。他离任时，除了几大箱书，身无长物，几乎没有路费。父老乡亲十里相送，络绎不绝，从早上拜别到晚上，船还无法启航，场面感人。他离开才十天，当地民众追思感恩不已，自发筹资出力为其修建生祠，祭祀不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