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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泽民 这是4月26日晚上的事。当晚，我与扬州文化界的几位专家一起吃饭，因为高兴，也喝了几小杯酒。餐后自然找了代驾，师傅姓仲，看样子就很精明能干。按照习惯，我坐在副驾驶位，一上车就与他谈起家常，也就知道了他的一些信息和故事。 仲师傅是宝应县曹甸人，40多岁，到扬州已20多年，以前大部分时间是做物流。现在，他干几份活，白天为超市物流送货，一天也就一两趟，每个月大概有5000多元收入，白天多余的时间和晚上就做代驾，月收入也有七八千元。爱人在一家银行烧饭，做二厨，早中午上班，下午休息，还有双休，每月3500元。他特别提到，她爱人疫情期间不上班，工资还照发。女儿在无锡太湖学院学的护理专业，今年毕业，已与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原市人民医院）签了劳动协议，7月份上班，儿子在职业中学学烹调。讲到这些话，他显然很满足，很开心。 我问他，在扬州有没有买房，他立即回话，早就买了，没有贷款，而且重复了二次。他也几次说“钱够用了”。 他爸爸是教师，已经退休了，退休金8000多。爸爸、妈妈都住在曹甸，就是不愿意到扬州生活。我说，老人在老家生活了一辈子，都不想离开。他家弟兄三人，他是老二，老大在上海做物流。老三当兵，复员后安排在宝应一个政府部门做驾驶员。讲到这里，他似乎有点自豪。我对他说，你们这个家庭太幸福了。 我接着问他爱人的情况，他也很乐意回答。我问他们小两口的文化程度，他很爽快地说，“都是初中毕业。”听他讲话的语气，似乎认为这并不重要，这也叫务实吧。提到他爱人，又引起了不少话题。他岳父与他爸是曹甸小学的同事，也退休了。很有意思的是，他岳父家生了三个女儿。我想，世界上为什么总会有这样不平等、不尽如人意的事呢？这两家的子女如果不是清一色，哪怕能个别调剂，也许就很完美了。仲师傅爱人是老二，他告诉我，他是上门女婿。我问他，三个姑娘为什么就让二姑娘招女婿呢？他说他爱人最能干，什么事情都能处理好，父母对她最信任。他还说他爱人“很神”，听下来，他对爱人似乎有点崇拜。我接着说，你岳父母大概对你这个女婿也很满意，于是才选上你，他笑了，也算是默认。我说，你们这两个家都很幸福。 晚上回家后，直到今天，我一直在思考、研究这位年轻人。他一家收入不算高，生活水准也算平常，但他为什么如此满足，又如此自信呢？我想，这是源于他对劳动价值的深刻认知，他“双手创造幸福”的劳动又得到社会的认可，他很高兴。他们两个大家庭，还有他的小家，都呈现了健康的伦理生态。仲师傅有一个十分坚定的理念，劳动光荣，劳动美丽。他女儿做护士，他儿子毕业后要做厨师，他认为这是社会的需要，他为此而感到骄傲，而且高兴地、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陌生的我。 自然，我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与仲师傅的差别，或者叫不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呢？这确实是一个难以讨论，此刻也说不清楚的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仲师傅身上得到一点启示，人要知足，知足常乐，这应当是人生哲学中的重要法则之一。 此时此刻，我更想到的是，机关里极少数，也可叫极个别人犯了错误——犯了罪的人，在当上人民干部的时候，工作条件、生活待遇、人民群众对他们曾经有过的信任和尊重，一般说来，都是一般老百姓不好比拟的，那为什么就不能像仲师傅那样，对自己既得的、合法的，也算充裕或比较充裕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条件，有一种满足感呢？为什么还要用永不知足的心态，把公共权力异化为私利工具，违背“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的训诫，去为自己而贪，最后让自己、让家庭失去了幸福呢？这些人的悲哀就在于，他们没有像仲师傅那样老老实实去做人、做事。但在权力监督下，贪婪又终究会成为自我囚禁的牢笼。一个人、一个干部（当然是极个别的），为什么不能保护好自己，为什么总要重蹈失败者的覆辙，最终让自己和家庭陷入悲哀呢？我真的想不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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