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李 滔 易 辉 留德勤工俭学 (1924～1925) 1924年春，刘鼎告别了父母亲和亲友、告别了生养他的故乡， 随同孙炳文乘轮船东下，到汉口转乘火车到北京。在北京办理了 出国手续，再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取道莫斯科前往柏林。 一路 上，数不尽的河流、山峦、村落、田园和一座座充满异国风光的城镇 在眼前闪过。他们无心欣赏欧亚大陆这些奇特的景观，而是在尽 情地谈论国内正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 那时，国民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刚刚开过，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 三大政策开始贯彻执行，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正在展开，国内以 广州为中心的国民革命运动日益高涨。这一切，对他们是莫大的 鼓舞；况且，孙炳文还负有向国外同志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 指示精神的任务。 路经莫斯科时，他们下车住进了共产国际开办的东方大学学 生宿舍。东方大学的中共学生支部找他们谈话，孙炳文报告说自 己是中共党员，刘鼎则报告说自己是共青团员。这样，他俩才第一 次知道了彼此的政治面貌。 他们被当做同志，免费接待；并被临时 编入学生支部，跟着旁听学习，参加政治活动。刘鼎在这里度过了 一个月紧张的学习生活，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作为政治课本的 《共产主义ABC》,还学会唱《国际歌》、《共青团之歌》。 他们见到了 刚由国内来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共代表李大钊，还有一 次去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礼堂听了斯大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 演。 在莫斯科的一个多月里，刘鼎深切感受到一个劳动人民当家 作主的新社会。在那里，没有压迫与剥削，没有统治者的骄奢淫逸 和被统治者的屈辱贫困。他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爱和温 暖，连空气都是清新自由的。 他在晚年曾对女儿回忆说：“从那时 起，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中国一定要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 下解放出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离开莫斯科，经过波兰，到达柏林。孙炳文劝说刘鼎就留在德国勤工俭学，其他在德国的留学生也热情相劝。刘鼎考虑到他出 国勤工俭学的目的，一是学工，二是学习先进的政治思想 马克 思主义。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又有雄厚的工业基础，而且他在浙 江高工时又学过一些德语。这些条件比去法国还更合适，因此决定就留在德国。 到柏林后，他和孙炳文都到中共旅德支部报了到。孙炳文向 中共旅德支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指示精神，讨 论了在旅德的两党党员中实现合作的问题。 当时允许中共党员和 共青团员以个人的身份，跨党参加国民党，以帮助国民党改进党务 工作。经过讨论，决定对已经涣散了的国民党旅德支部进行改组。 根据孙炳文的安排，由刘鼎在有国共两党党员参加的大会上，报告 国民党“一大”的精神和国内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提出在旅 德留学生中也要实行国共合作，发展国民党。 会上，国民党右派出 来反对合作，孙炳文等就以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员的身份站出来表 示拥护合作，驳斥了右派的谬论，从而鼓舞了左派，争取和团结了 中间派，使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会上通过了改组国民党旅德 支部的决议，刘鼎被选为支部书记，朱德因不在柏林，没有到会，但 仍被选为组织主任。 这次会后，刘鼎随孙炳文到德国中部的大学城格庭根会见朱德。朱德是他从小就敬慕的“大英雄”,在异国他乡第一次见面，格 外亲切。 他在怀念朱德的文章《追求真理的足迹》中写道： “我细 细观察这位对面而坐、久闻大名的滇军宿将。他穿着一件普通的 西装，黝黑的脸上显出全神贯注、极度沉思的神态，前额宽大而又 微微隆起，淡褐色的一双眼睛专注地闪动着。看得出，他敦厚、朴 实、敏睿，昔日的雄姿犹在。” “朱德同志怀着寻求真理、拯救中国的 伟大抱负，毅然抛弃高官厚禄，飘洋过海到德国学习马克思主义。 在德国，他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从斗争实践中坚定了信仰，掌 握了理论，磨练了斗志，丰富了经验，由一个激进的旧民主主义者 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由一个旧军队的将军转变为革命军队 的统帅，最终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杰出领袖。” 会见朱德后，刘鼎就在离朱德住处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简 陋的住处。他经常去朱德那里开会、学习、研究工作。当时朱德没 有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一般中国人只知道他是一位老资格的国 民党员、赫赫有名的护国军将军。在他的影响下，思想进步的留德 学生纷纷要求加入国民党旅德支部，使国民党左派力量发展很快。 刘鼎在朱德和孙炳文的指导和帮助下，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为在留 德学生中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成绩。1924年12月，经朱德和 孙炳文介绍，刘鼎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担任了旅德社 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 在格庭根，刘鼎一方面从事革命活动，一方面开始勤工俭学。 他首先要过德语关，他虽在浙江高工时学过德语，但远不够用。限 于经济的原因，他学习德语只能靠大家的帮助和指点，靠刻苦自 学。仅用了半年时间，他就达到能说会听和看懂讲义。 其次，他要 工作、要出去打工、要挣钱养活自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 经济十分萧条，找工作很不容易。他没有找到进工厂做工的机会，只好在一家中国饭馆里跑堂，每天只能挣到很少一点钱。 学习方 面，他只能采取“打游击”的方式，在格庭根大学旁听，选学有关机 电工业方面的课程。他向中国留学生打听，哪个教授的哪个课程 讲得好，他就到哪里听课。教授们则不管学生是不是在册的，乐于 听课的人多，一视同仁，谁提问题都解答。 那一年，他的学习始终 为生活所困扰，生活过得十分窘迫，通常一餐就是一、二片黑面包， 一杯清茶，常常在饥饿状态下工作、学习。有一段时间，由于中国 饭馆停业，他一时找不到工作，吃饭和住宿都成了问题，幸得一位 中国同志的帮助，才渡过难关。这时，他原来在国内所想象的“边 工作、边学习，两全其美”的勤工俭学生活几乎化为泡影。 他在晚 年对女儿回忆说： “原来勤工俭学就连着饥寒交迫，就是在冷酷无 情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磨练。这段历史不仅把我从学生变成了半 学生、半工人，而且变成了失学的学生、失业的工人。我饱尝了私 有制度下的残酷和求生存的艰辛。这时，我对学生生活完全不留 恋了，反对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的觉悟非常深刻了，对马克思主 义的学习和当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要求更迫切了。” 在格庭根大学里，中共旅德支部经常组织政治学习，学习的书 籍主要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等。朱德也参加学习，而且态度十分认真。 党小组还经常组织讨 论会，大体上一周一次，地点多半是到格庭根郊外或大学附近的山 冈上，三五成群，边走边谈。讨论热烈时，就索性席地而坐，各抒己 见，畅所欲言。讨论的内容大部分是有关社会主义的未来，大家对 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前景一往情深，充满着希望与憧憬。 朱 德当时在大家中间年龄最大、阅历丰富、考虑问题深刻而又透彻， 他在发言时常引导大家讨论要联系中国的实际。 他说：“在我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我曾经认为，中国之所以饱受东、西方帝国 主义的欺凌，只是因为中国贫穷落后，我还设想过或许资本主义道 路能够救中国。可是到德国这两年，我的思想转变了。中国确实 贫穷落后，但是不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不打倒贪 官污吏、土豪劣绅、军阀和帝国主义，中国将永远贫穷落后，任人宰 割!” 在格庭根，还发生过一次“出庭退楼”事件。 一次大战后，德国 经济濒临崩溃，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马克几乎成了毫无价值的废 物。中国学生会曾经用50美元买下一栋不小的楼房，作为学生会 的活动场所。后来房主人反悔，到法院起诉，要求赎回楼房。学生 们听到后很气愤，大多数认为这楼房是房主自愿卖给的，不能退。 朱德却力排众议，主张无代价地把楼房退还原主。他反复做工作， 说服了大家。 在法庭上，学生会代表慷慨陈词，义正辞严地控诉帝 国主义的侵略与剥削，表示同情德国人民，最后宣布：一个赎金都不要，把楼房退还给原主。 这件事顿时轰动了格庭根城，德国人民 群众竖起大拇指称赞：中国留学生真好!当他们得知，退还楼房是 朱德将军的主张后，交口称赞，对朱德更加敬佩。 1925年初，朱德离开格庭根，迁到柏林。刘鼎也随之迁到柏 林，住在中国留德学生总会里。当时，留德学生总会设在柏林市中 心热闹繁华的康德大街上一栋楼房内，有七、八间房子，比较宽敞。 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学生经常在这里活动、学习，来往路过的学生 也常来这里，一时成了旅德的活动中心。国民党右派和青年党的 学生，也在这里进进出出。 本来，各派学生都有钥匙，各自开锁进 门，自由出入。有一天，右派学生突然把门锁换了，宣布占领学生总会，还贴出一张布告，说这里过去被共产党霸占了，他们要收回 云云。 面对右派学生的无理挑衅，刘鼎组织开会研究，决定用武力 夺回来。于是，他带上人马拥上楼去，用斧头劈开门锁，安上一把 新锁，也贴出一张布告，严正声明：留学生总会受孙中山先生的国 民党旅德支部领导，留学生都有权使用会所。 那伙右派学生还不 死心，有一天，他们纠集了一伙人，突然闯进来，寻衅打架。刘鼎和 朱德、孙炳文，还有几个人，正在房里油印和装订刊物，只见朱德怒 目而视，冲着那伙人大吼一声：“滚出去!” 那伙右派学生见是朱德， 没敢轻举妄动，一个个灰溜溜地走了。从此，右派学生再也没敢来 闹事。在柏林，工作之余，刘鼎还经常到柏林大学去听课，去汲取 他所需要的科技知识。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 北京不幸逝世。噩耗传到柏林，中国留学生们悲痛不已。中共旅 德支部和国民党旅德支部决定举行盛大追悼会和游行示威，以志 悼念。刘鼎连夜刻写纪念孙中山的宣传材料，朱德也赶来参加，帮 着油印。 追悼大会在柏林波茨坦广场举行，参加者数百人，有中国 留学生和爱国华侨，还有许多德共党员和进步群众。会场气氛庄 严肃穆，许多人痛哭失声。会后人们抬着孙中山的遗像，打着大幅 挽联，由邓演达领队，沿着柏林主要街道缓缓前进。刘鼎等人一路 上散发以国民党旅德支部名义书写的传单，向德国人民宣传孙中 山的革命思想和业绩。这次悼念孙中山的游行，第二天就在柏林 报纸上刊登出来了，在德国和欧洲都产生了影响。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内的国民党右派势力重新抬头，新老军 阀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沆瀣一气。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 和学生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的游行示威队伍 竟遭到英国军警的屠杀，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消息传到柏林，群情激愤。刘鼎等立即组织中国留学生开展声援活 动，到德国各地进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宣传。针对英国路透社 对“五卅”运动的诬蔑性报道，中共旅德支部在朱德的领导下，马上 用旅德留学生总会的名义，致函柏林各大报社，声明中国人民的行 动是正义的、也是自卫性的。 次日，柏林各大报纸都在最显著的位 置刊登了这一声明，及时地回击了路透社的诬蔑。刘鼎在声援“五 卅”惨案的活动中，曾跟随朱德等参加了中国留德学生进驻北洋政 府驻德国公使馆的行动。那一天，中国留德学生聚集在公使馆门 口，要求公使魏宸祖出面接见，并在一封抗议英国暴行的通电上签 字。 这个北洋政府的驻德公使竟然躲了起来，拒不露面。中国留 学生被警察拦在警戒线外，忍无可忍，冲过警戒线涌进公使馆大 厅。刘鼎和大家从一楼搜到三楼，终于从一个大衣柜里把魏宸祖 搜了出来，迫使他在抗议通电上签了字。事后，魏宸祖向德国政府 提出要求，把闹事的中国留学生驱逐出境，朱德和刘鼎都名列其 中。 同年6月下旬，为扩大声援“五卅”运动的影响，在德国共产党 的帮助下，以中国留德学生总会的名义在柏林一所学校里组织了 一次集会。警察闻讯包围了会场，散会时他们开始抓人。他们把 德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放过，只在中国留德学生中抓人。 刘鼎和朱 德、孙炳文等约五六人被捕，被带到柏林附近一座像古城堡一样的 监狱中关押。牢房一人一间，极为狭小，只能摆放一张破铁床、一 个铁凳和一只铁马桶。刘鼎第一次坐班房，而且是在国外，在昏暗 的灯光下，他躺在破板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一连几天，他们在监狱 里大声吵闹、唱歌、抗议，闹得看守警察不得安宁。三天后，警察当 局不做任何解释，将他们全部释放。出狱后才知道，这是德共领袖 台尔曼出面营救的结果。 那年夏天，刘鼎还跟随朱德等一起参加了德共中央在柏林组 织的声势浩大的“红色前线”阅兵式和野营军训活动，受到台尔曼 的亲切接见。他从中受到很大鼓舞，体会到工人阶级凝聚起来的 力量是多么了不起。 同年秋，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局势的需要，指示旅欧总支部抽调 50名干部回国工作，刘鼎和朱德、孙炳文均在回国干部之列。 由 于从法国、比利时、荷兰以及德国各地而来的同志都要经过柏林， 再取道莫斯科回国，中共旅德支部指派刘鼎负责组织与接送工作。 他在德共同志的帮助下，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同时也结识了许 多党内同志。 1926年初，他经过组织的同意，暂不回国，转赴苏联 深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