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城饮水二三事（上）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是唐朝杜荀鹤对于苏州城市生活的理解；“阊门烟水晚风恬，落归帆”是宋朝贺铸记忆中的苏州美景；“这里的流水太清，这里的桃花太艳”是余秋雨对于苏州内涵的注解。谈论到被誉为“水城”的苏州相关的城市生活，水必然是不可不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饮用水作为和市民百姓最为息息相关的内容，与之相关的近代历史便是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聊聊的。  在一般印象中，苏州位于太湖流域下游，且毗邻京杭大运河和长江，水道纵横交错，水资源丰富。自《吴越春秋》中记载的“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的2500多年前苏州建城以来，虽然格局几经变化，直到南宋时期才逐渐固定成为现今苏州古城的格局。苏州城内“三横四直”的河道系统，不仅是城市格局的基础，也是民生用水的来源。城内街道和河道相邻，家家门临深巷，户户后有河埠，取水方便。苏州城内居民的饮用水自然而然也就主要依靠河水，仅有少数富贵人家在自家院中凿井取水。  《苏州府全境水利图》，引自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 明清时期由于太湖水系发生了改变，导致苏州城内的河道出现了淤塞，两朝官府虽然多次组织人力进行河道的疏浚以确保城内河流的通畅，但到了清朝中叶，苏州城内河道还是萎缩了接近三分之二，开始严重影响市民的日常用水。 加之明清时期，苏州是江南地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商业和丝织手工业空前繁荣。工商业的发展带来的是城市规模不断增长，从事丝织业及相关加工业的城内人口大量增加。有学者认为，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苏州城人口达70万人，是仅次于北京的第二大城市。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丝织业中的染色工艺因为排放问题影响了苏州城内河道的清洁。乾隆二年（1737）便有染料污染河水、影响饮水的碑刻记录，官府因此下令将染坊从商铺林立的山塘街迁往城市下游的娄门地区。  至清嘉庆、道光年间，由于上述这些问题的影响，苏州城内的河水已经不堪饮用，市民取水的水源从就近的河埠开始转向两个新的方向。  首先，部分市民开始选择井水作为日常饮水的水源。除了过去富贵人家的一些私井，苏州城内本就有不少过去为防止旱灾开凿的官井。苏州城内的十全街就原名“十泉街”，即因街道两旁曾有十口古井而得名。据《沧浪十八景图咏》记载，淳熙年间，江南大旱，里人造井于此，得到了十眼泉水，泉水冬暖夏凉，不溢不竭，因此得名“十泉街”。但是开凿水井的费用十分高昂，市民百姓很难自行负担。所以清朝嘉庆年间，官府借消防的名义开凿了数十处官井，以便市民日常使用。加之后来咸丰年间苏城兴起凿井之风，一些地方人士提倡使用加入明矾净化的井水代替河水。至19世纪末，新的凿井技术传入中国，自流井开始在不同城市出现。1906年东吴大学开凿了苏州最早的自流井，随后大学校务长兼博习医院院长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1858-1927）公开向社会筹款兴建水塔和水管，以供应学校和医院内的清洁用水，工程最终于1908年完成。同年，苏州巡警道仿效东吴大学，计划在城内开凿14座自流井，但由于经费不足，只能改为开凿传统浅水井。至20世纪20年代，苏州城内陆续出现私人所有的自流井。 虽说水井的数量开始增加，但依然难以完全满足当时所有苏州市民的需求，加上井水水质参差不齐，不少井水仍需要消毒煮沸后使用。根据1941年日本同仁会苏州防疫科的调查，作为调查对象的苏州城内221口井中，能达到直接饮用标准的水井仅有6口（2.72%），煮沸后可以饮用的有64口（28.96%），经过过滤消毒后煮沸可以饮用的30口（13.67%），其余121口（54.75%）无法达到饮用标准。所以井水并没有成为苏州市民饮水来源的长久之选，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井水更多的是作为生活用水，供市民日常洗涤之用。 其次就是使用河流上游污染不严重的水源。不少市民开始选择到苏州城外源自太湖的胥江口取水，但居于城中的居民每日前往城外十多公里的胥江口取水十分不便，大户人家尚可出钱请人去取水使用，平民百姓可就遭了殃了。所以道光年间，苏州就出现了使用人力或船只前往胥口取水，再回城里贩卖的行当，可谓是早期“大自然的搬运工”了。乃至后期催生出以水为商品的水灶业，即老苏州都有记忆的“老虎灶”行业了，该业售卖加热至沸腾的熟水，水灶热水逐渐成为苏州城居民日常饮水的来源之一。 与老虎灶热水一起诞生的茶馆、浑堂，也造就了老苏州口中“早上皮包水，午后水包皮”的老苏州生活。直至20世纪90年代，老虎灶改造拆除工程开展以后，水灶热水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小鱼儿 来源：《方志苏州》公众号 2025-05-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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