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新宇丨《群书治要》已知版本汇考评述

慧然 2025-05-11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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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历史文献前沿》2025年第一辑（总第一辑），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丁新宇老师授权发布！

《群书治要》已知版本汇考评述

丁新宇

【摘要】《群书治要》极具文献价值，在校勘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惜至今未有公认的校勘整理善本，而其产生的前提是梳理其版本源流、判别优劣。经过版本梳理可知，《群书治要》现存的各种刊本和整理本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当前最流行的版本是尾张藩刊本，但最善版本却是金泽文库旧藏本。因此，整理《群书治要》应当以此两种版本为主，以其他重要版本作为补充。

【关键词】《群书治要》；版本；流传；评价

《群书治要》（简称《治要》）是一部颇为重要的典籍，在文献学上有广泛的校勘作用和不凡的版本价值。此书因版本流传相对复杂，故而至今没出现一个让学界满意的整理定本。这使得学者在利用此书进行校勘时无所适从。因此，梳理《治要》的版本及流传变化，判别版本的优劣，就能为形成合适的定本打好基础，才能为研究者进行校勘提供依据。

关于《治要》版本的研究，学界成果不多。最早对《治要》版本做梳理的大概是岛田翰的《古文旧书考》。[1]他根据金泽文库本的跋语梳理出其成书和补钞的过程，十分有价值。金光一《<群书治要>研究》一文，就是岛田翰基础上的延伸，研究了金泽本的流传以及其在目录学和辑佚方面的价值。[2]在版本研究方面集大成的是尾崎康。其《群書治要とその現存本》一文，对《治要》各版本做了详细考证，对日本现存的各种版本作了梳理和评价。金光一的《<群书治要>研究》虽晚出二十年，但版本研究方面仍未能超过尾崎康。[3]不过，此文对金泽本和九条本在日本形成和流传概况的论述颇为翔实。刘余莉、聂菲璘《<群书治要>东传日本及其历史影响》一文，就是在前人基础上对《治要》日本版本的概况和分类作了较好的总结，但有时也不加辨别地采用了尾崎康、金光一等人有问题的叙述，继承并延续了前人的优缺点。[4]这或许是他们未仔细对照原版本所致，因此本文汲取教训力求依据原本进行论述。潘铭基《略论日本所藏诸本<群书治要>的特色》一文，以举例论证的方式，选取九条本、金泽本、元和本、天明本做了详细介绍，摘取文句进行校勘，提出了不少新观点，特别是九条本的论述值得借鉴。[5]潘氏以为九条本最佳，专门对其进行的点校整理，是学界最新成果。[6]聂菲璘《<群书治要>的流传与版本递嬗研究》一书，汇总了尾崎康、潘铭基等人的成果，对日本现存《治要》版本的流传过程作了梳理，特别是金泽本和九条本，但也存在过度拔高九条本、对金泽本底本上限时间估计过晚等不足，本文将据此展开分析并作修正补充。[7]

况且，这些研究都因中国的《治要》版本是尾张本的翻印或翻刻，版本价值有限，而对其论述较少，从而也忽略了国人对其进行的少量修订，这显然不利于我们全面研究《治要》。

因此，本文对《治要》的流传版本做进一步梳理，所论各版本均依据原本进行考述，不机械搬运他人见解，还在前人基础上增加了历来研究者都忽视的中国传本《治要》的研究，不仅包括全本，也涵盖节选本、整理本，以期为《治要》的版本做一个全面的总结，为学者全面整理《治要》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时代最早的古钞残本

在《治要》现存版本中，以敦煌本和九条本为早。其中，现存最早的《治要》版本是敦煌本，而抄自遣唐使所得唐钞本的九条家旧藏古钞本则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治要》版本。

（一）敦煌残卷（S.133等）

敦煌本（S.133等）是《治要》现存的最早版本，出土于敦煌，为斯坦因所攫取，现存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四川人民出版社《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黄永武《敦煌古籍叙录新编》等均收录图版。[8]

此本存二百余行，首尾无书题，分“襄公四年”“襄公九年”“襄公十一年”“襄公十三年”“襄公十四年”“襄公十五年”“襄公二十一年”“襄公二十三年”“襄公二十五年”九段，全部见于《治要》卷五，属于《治要》所节录三卷《左传》的中卷。

此卷性质曾有疑问。王重民判断其为唐人补写六朝本。[9]李索则据卷中“民”字缺笔，将其定为唐初抄本。王雨非还发现卷中多用“人”字代替“民”字。[10]这种对“民”字的避讳是典型的唐代特征，且卷中文字字体首尾一致，无补写痕迹，这证明王重民的判断未必正确。王雨非在陈铁凡、许建平、李索的基础上，[11]详加考证，进一步确认其为《治要》残卷，主要依据就是金泽文库藏古钞本《治要》与残卷高度一致。此前学者因使用了遭后人改动的天明刊本而做出了错误判断：“金泽本的书写习惯、文本内容与写卷S.133更为接近……陈铁凡所言S.133与尾张本《治要》间的多数异文和用字差异，在金泽本中都是不存在的。我们推测S133与金泽本《治要》拥有共同的文献上源，可以证明S.133的文字毫无疑问就是《群书治要》中的《左传》部分。”[12]现在，王雨非的观点已经被学界所接受。

笔者以金泽本对勘S.133图版，其文句起止、注释裁剪均符合《治要》的特征，诚如王雨菲所言，此本是《治要》残卷无疑。至于其中存在的异文，则是两本经过不同传抄所致，并非两种书籍。此外，笔者还发现，S.133的格式为每行17字左右，而金泽本《治要》的格式也在17字左右，可以算是又一证据。

此外，敦煌遗书中的“S.1443”“P.3634+3635”“P.2767+S.3354”三种残卷与S.133极为类似。陈铁凡以为均是《治要·左传》的残卷。[13]因“P.2767+S.3354”中与《治要》不能完全对应，金光一认为“此卷应该是与《群书治要》无关的另一种节本”。[14]聂菲璘也赞同此说。[15]不过，与“S.1443”“P.3634+3635”对应的《治要》卷四已经失传，所以这两种残卷无从判断归属。金氏、聂氏的论证更多是依据的现存《治要》文本，仅仅是推测。但从其格式与行款看，它们确实存在是《治要》失传卷四的可能。鉴于证据不足，这些钞本的归属只能存疑。此本是现存产生时间最早《治要》版本，最接近《治要》的原貌，可以校勘今本《治要》和《左传》的错误。不过，其所涵盖内容不足《治要》的一卷，只能作为参考，完全不适合作为整理底本，更多的是文物价值。李小龙不无可惜的说：“现藏英国的斯一三三号，其正文为节抄《春秋左传集解》，历来学者对此无法定性，后来，台湾学者陈铁凡指出，此实为《群书治要》中文字，这已为学界所接受（张涌泉主编《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即从之），可见确曾有孑遗，只是一来数量太少，二来也早已远渡重洋了。”[16]

（二）九条家旧藏古钞本

此本为旧藏于东京九条公爵府的平安时代抄本残卷，仅存十三卷。[17]“九条家本《群书治要》所用料纸高27.1厘米，纸长54.7厘米，每行宽度2.2厘米。”[18]此书由蓝色、紫色、茶色等染色纸连接成卷，与传为张旭书法的五色麻笺本《古诗四帖》相似。此本于1952年被列入“日本国宝”，今归东京博物馆。其因平安时代抄写而得名平安本，因九条公爵家旧藏而得名九条本，因现藏东京博物馆而得名东博本。经专家修补，此本已有七卷公开。潘铭基据此整理出《九条家本群书治要》，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方便。[19]

这一版本时代较早，文中避“民”字讳，应该由唐朝版本传写而来，所以很有版本价值。然而，聂菲璘认为其直接出自唐初的版本则不确。[20]聂氏考证说：

卷廿二“民”字凡二十四见，缺末笔十三见，其中含“民”字右书“人”字两例。表2.1中例10（第16纸20行）值得注意。金泽本《群书治要》此处作“人常以牛祭神”，其中“人”为旁补字，此后《群书治要》各本均作“人”。《后汉书》通行本此处作“民”。或许是金泽本校合时所用的底本此处因为传抄之故已由“民”作“人”，而平安本此处保留了原貌作“民”。由此推测九条家本《群书治要》比金泽本传抄的祖本古老，更接近原本。笔者还发现“民”字的最后一笔并未写全的例子（“末笔不全”）凡七见，这与“民”字通行的写法明显不同（卷廿六可见），“末笔不全”者好似抄手已经下笔但忽然意识到忘记缺末笔，故中间停止。此外，还有“民”字加点凡四例。综合以上信息，九条家本《群书治要》传抄的祖本比金泽本为早，或为初唐写本。[21]

此说疑窦甚多。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初唐时《治要》还没有传到日本。唐太宗仅抄写几十本分赐太子诸王，日本人应该不在颁赐之列。聂菲璘也不得不承认：“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太宗朝对《群书治要》进行了大规模抄写。”[22]其次，金光一已经考得，唐玄宗之前的遣唐使往往负有其他任务，并非专门求书，带走《治要》这种罕见典籍的可能性不大，只有天宝以后的遣唐使才专就文化而来求购典籍。[23]故而，聂菲璘又自相矛盾的提出：“唐玄宗朝天宝遣唐使最有可能将《群书治要》携回日本。”[24]再有，《治要》在初唐社会流传较窄，产生很快就流传日本的可能性自然较小。天宝十三载（754）前后，唐玄宗始看到《治要》，此后才览之称善。[25]此前连唐玄宗都对《治要》不熟悉。试想，在初唐连李隆基都无缘读到的《治要》，何以落入日本人之手。况且，此时朝廷也不至于把宫中旧藏赠与日本。遣唐使所得版本应该是天宝年间的新钞本。因此，九条本的祖本必然是唐玄宗天宝年间以后的产物。其中的避讳字固然有初唐的特征，“民”字部分避讳，“'虎’字作俗字形式，不缺末笔；'治’不避讳”，[26]却无法作为认定此本是初唐版本的证据。毕竟，九条本中“民”字也有部分不避讳的情况。[27]据聂氏所作表格，其24例中有4处“民”字不避讳。这说明九条本抄写时并未严格遵循底本，或其底本已然改动讳字，则此本定然不是直接抄自初唐的版本。聂菲璘还曾以此本无武周新字、金泽本有武周新字，就说金泽本晚于九条本。[28]现在，我们可以说，九条本祖本也产生于武周之后。其文本中没有武周新字，可能是后来抄写的改易，并非原貌。进而，我们可以推断，九条本应该不是从遣唐使带入日本的唐钞本直接产生的。其经过的传抄应该不止一次。其祖本不早于金泽本祖本。当然，作为日本现存最早的《治要》版本，其文物价值首屈一指。

此本因长期被束之高阁，几乎不为外界所知，故而研究极少，影响不大。再者，此本一直被作为礼品拆送，[29]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学术研究不足。目前只有潘铭基等人的少量研究成果。[30]更可惜的是，此本严重损毁，仅存的十三卷可能也无法完全恢复原貌。“九条家本《群书治要》原藏东京赤板之九条公爵府内，在1945年之空袭中，九条家遇袭，部分变为灰烬。”[31]2018年10月，潘铭基在“论《群书治要》之文献价值”讲座中透露：因损毁过于严重，东京博物馆已经决定，将九条本其他部分无限期推迟公开。言下之意，这些部分已经无法修复。因而，此本事实上仅存七卷。

金光一说：“《群书治要》尾张本以骏河版为底本，借出当时江户枫山文库所藏的金泽本，以及九条家传来的平安时期的古写本，再相校合。”这显然是臆测。尾张本的前后序言虽然明确提到使用了金泽本，但均无借用九条本之事。据目前已知资料，九条本虽产生较早，但出现甚晚，长期秘而不宣、深藏东京九条公爵府内。尾张藩学者校勘元和本《治要》之时，此本并未被注意。潘铭基考证出，其更多的作用是被截取一段作为礼品送给权贵。[32]故东京博物馆所藏九条本《治要》并不完备。据孙猛考证，当前至少还有《晋书·刘毅传》残卷、卷三五残卷以及《孟子·告子》残卷等三种残片流落在外。[33]其中，九条本《治要》无卷三〇，刘毅《疏》残卷恰补其缺，抑或出自其中；又九条本《治要》恰无《孟子·告子》，则平安钞本《孟子·告子》残卷当为其残片。又，据尾崎康所言，酒井氏所藏残片《文子》亦出九条本。[34]除此之外，九条本恐怕还有不为人知的其他片段。

此本与金泽文库本有较为相似的训点。小林芳规说：“卷廿二的训点与金泽本几乎一致。”[35]其时间先后则难以确定。尽管尾崎康、小林芳规、潘铭基等以为金泽本训点袭自此本，但金泽本依据当时宫廷钞本缮写，又经校勘，未必全出九条本，尤其是在九条本文本质量远逊于曾用诸本校勘过的金泽本的情况下，无法排除二者同源。我们以卷三十六引《尸子》为例，与金泽本对勘可知：此本《劝学》首章脱“奚以知其然也？司城子罕遇乘封人而下，其仆曰乘封人也，奚为下之”数句；“聽之弗闻”，“聽”误“德”，脱“闻”；《明堂》“视聽不深则善言不往”，脱“深”，“聽”误“德”；《分》脱篇题及“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国治”数句；《发蒙》“明王之所以与臣下交”脱“臣”，“若夫临官治事”脱“官”，“是非不得尽见”脱“尽”，“由是观之”脱“是”。“受”误“爱”，“爱”误“废”，“力”误“为”，“聽”误“德”，“焚”误“楚”等，皆为形近字错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再有，此本脱漏篇名颇多，《治要》所引《尸子》残存之七篇名仅存“劝学”“贵言”“明堂”“发蒙”“恕”五处，而“恕”又误“怒”。此卷如此，其他可知矣。这些都说明九条本抄写较为草率，抄手汉字知识不足。所以，不能仅仅因为钞写时间早就定此本为金泽本源头，金泽本因循此本的可能性有限。

可以说，九条本错讹颇多，先天不足，未经校理，而后天又遭逢灾难，仅数卷遗存，虽然可以为后人整理《治要》提供参考，但其价值更多在于文物价值，而非文献价值。因此，九条本虽然古老，却只能作为参校版本，不适合作为校勘底本使用。

二、内容最善的金泽本

金泽文库旧藏镰仓时代钞本是目前排在敦煌本、九条本后，第三古老的版本，是最早的全本和最善本，也是今本《治要》的祖本。庆长钞本、元和活字本、尾张本、弘化活字本、昭和排印本皆由此本派生。

（一）金泽文库旧藏古钞本

此本因旧藏金泽文库而得名金泽本，因现存日本宫内厅而得名宫内厅本，因抄于镰仓时代而得名镰仓本、旧钞卷子本。金光一说：“现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群书治要》金泽本，残缺卷三、卷十三、卷二十，共存四十七卷。卷轴抄本，各卷高大约29厘米，长1193厘米(卷二十九)至2048厘米(卷十一)。蓝色封皮纸是江户时代初期后补的，有题签'群书治要(卷第)几’。有乌丝栏，界高21.1厘米，幅2.4至2.5厘米。各行十四字至十七字，小注双行。《群书治要》金泽本各卷末基本附有识语(卷末奥书)，是建长五年(1253)至延庆元年(1308)之同由清原教隆、北条实时、北条贞显题写的，借以可知各卷抄写、施以训点、文本校勘的具体时间，以及该书在十三世纪日本的流传情况。”[36]据卷四十引《三略·上略》等处，多有抄写重复之十四字又被标记删除的情况，可知其底本格式当为行十四字者，因抄写后格式改变，致使原本同一行的文字分属前后行。

关于此本的产生，天明本细井德民《考例》指出：“正和年中，北条实时好居书籍，得请诸中秘，写以藏其金泽文库。”[37]这与金泽本卷末奥书一致，可以直接证明此本由北条实时命人抄写。但近年流传异说，谓是日本僧人所抄。其说由来已久，以严绍璗为早。[38]林溢欣、吴宇飞、李发等人也均以为：“据严绍璗考证，则此本当为日本中世时代五山僧侣所钞。”[39]然而，此说实为乃道听途说之谣传，并无证据。我们不当人云亦云。

此本不仅来源早，而且文本经过仔细校勘，文献价值极高。从钞本中避“民”字讳与不避“民”字讳并存的情况看，其应出自唐钞本，只不过是其再传抄版本，故而讳字有改动。尾崎康据“民”字缺笔和卷三末尾“治要”作“政要”，断定金泽本祖本抄写于唐高宗到唐玄宗时期。聂菲璘则根据金泽本“㛰”作“婚”、“棄”作“弃”等现象，结合“唐显庆二年，高宗下令'昬’'葉’二字需避太宗名讳”，认定“避讳可将金泽本祖本的抄写推测至高宗显庆二年之后”；[40]又根据卷一引《周易》“国”作“圀”乃武周新字，从而判断“其祖本传抄在武周以后”。[41]此论无误。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曰：“若使用武周新字者，根据统计，或书写于武则天统治时期；或系后代（约至五代止）依样抄写，沿袭未改，应综合诸法鉴定之。”[42]因此，我们结合尾崎康、聂菲璘的说法，可以确认，金泽本祖本是武周新字颁布以后的抄本。再结合金光一等人推测的《治要》在唐玄宗时代进入日本，我们可以确定，金泽本的祖本应该就是遣唐使带到日本的版本。

金泽本各卷末尾附有奥书（题跋），是校点此本的清原教隆等人所作的题跋，有助于我们了解金泽本的形成和校勘。此本的奥书主要记录三种内容：一是清原等人校勘《治要》的时间和依据版本；二是转录此前版本，主要是莲华王院宝藏御本所附的校勘题跋；三是北条实时等人补钞《治要》的记录。

由奥书可知，在相当于南宋晚期的日本文永、嘉元、文应年间，清原教隆等人曾用莲华王院宝藏御本校勘此本，并做了大量点注。大约在“文应改元之历(1260)”前后，此书校勘完成。[43]澁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据此说：“每卷末有建长、康元、正喜、正光、文应、建治、嘉元、德治、延庆、文永年间清原教隆、隆重、赖业及藤原经雄、俊国、敦周、敦纲、敦经等点校记。又有文永中越后守显时书写校点记、嘉元中越后守贞显书写重校记，俱系亲笔题署。每卷首尾有'金泽文库’印记。”[44]这是据金泽本各卷末尾所附奥书得出的结论。然而，这些年号和人物间隔长达百余年，显然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更不是清原等人一时之间可以完成的。事实上，这是后人对金泽本各卷末尾所附奥书的错误解读。清原教隆等人在校勘金泽本时，不仅撰写了奥书，而且把校勘底本上的奥书也抄录其中。后人没有分辨这些层累的题跋，从而造成了一些错误理解。

金光一就误读清原等人的卷末奥书，进而认为：“从卷末识语来考察，当时多部《群书治要》抄本在京都皇室文库以及博士家流通。”[45]又说：“十三世纪当时京都有不少《群书治要》抄本流通，包括仙洞御所、莲华王院宝藏等皇室文库所藏本，以及藤原光经本、藤原经雄本等贵族私藏本。”[46]聂菲璘也附和此说。[47]然而，这种说法明显与清原等人的奥书矛盾。奥书毫无疑问表明：“仙洞御所”“等皇室文库所藏本，以及藤原光经本、藤原经雄本等贵族私藏本”并非都还在流通中，它们只不过都是先前点校莲华王院宝藏御本时留存的识语提到的失传版本。金泽本正文所夹校勘记也没有提及这些版本的文字异同，更没有直接使用这些版本。可以确认，这些版本在清原教隆生活的时代早已亡佚，清原等人无法直接使用它们。当时清原等人能够获得的只有金泽本与莲华王院宝藏御本，没有其他版本。故而金泽本的具体校勘只有“御本”和“本书”两种直接依据。[48]

此外，奥书还记录清原教隆等人校点完金泽本十年以后，此本在北条实时府中遭遇火灾，北条实时用金泽本的副本康有之本抄补了损坏的部分。[49]金光一因误读奥书，所以将清原等人的校点工作与北条家的补抄工作当作一事同时叙述，更加深了他人对奥书的误读。

金泽本保存异文很多，大多数出自莲华王院宝藏御本，[50]岛田翰对此颇有考证，见其《古文旧书考》。[51]单据目录即可知，御本与金泽本分卷篇次不同，二者可能属不同系统传本。尾崎康《群书治要とその现存本》误把目录校勘记中的御本异文当作改定的正文，还专门对比书中篇名证明目录错误。[52]潘铭基也说：“第一轴包括了魏徵《群书治要·序》、全书目录，以及卷一《周易》。目录所载卷四二为《新序》《说苑》，卷四三为《盐铁论》《桓子新论》，卷四四为《潜夫论》。然而，考诸内文，卷四二为《盐铁论》《新序》，卷四三为《说苑》，卷四四为《桓子新论》《潜夫论》，显然与目录所载有异。目录之误，及后在骏河版、尾张本里皆予以改正。”[53]这显然是沿袭尾崎康之误，未认识到此非校勘改错，而是单纯标记御本目录的情况。莲华王院宝藏御本的原貌亦由此得以保存。

潘铭基说：“金泽文库本与九条家本《群书治要》关系密切。尾崎康以卷二二为例，以为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与九条家本之训点几乎一致，而且金泽文库本之校勘结果亦与九条家本极为接近。因此，尾崎康推断二本属同一系统，关系密切。除卷二二外，其他各卷亦可见九条家本与金泽文库本关系密切。如卷三一引《鬻子》原句当作'是以禹朝廷间可以罗雀者’，九条家本卷三一第二十四纸分作三行，第一行为前文及'是以禹朝廷间可以’，第二行为'罗省’，第三行'者’字连后文。金泽文库本卷三一第二十九纸便分列于480、481、482三行。如此分行，正可见九条家本与金泽文库本属同一系统，抄写者在书写金泽文库本时，必曾参考九条家本或与此本系统相同之本子。”[54]此言得之。笔者以此本卷三十六引《尸子》对勘九条本，可知二本颇有同误之处：

《劝学》“今非比意志也而比容貌”，二者皆脱“而”；“天地以正，万物以徧”，二本“徧”皆作“伦”；《贵言》“大夫皆在”，二本“在”皆误“存”；“圣人治于神，愚人争于明”，二本“明”皆误“神”。《发蒙》“其貌庄，其心虚”，二本“庄”皆作“壮”。此外如卷三十六引《商君书》首篇，篇题当为“更法”，而二本皆误作“六法”，致使严可均、蒋礼鸿、高亨等皆延其误。

由此可知，潘说有理，但这仅针对为经校改的底本而言。经过清原教隆等人的校点，金泽本已经胜过九条本则无可置疑。所以，鉴于正确率高于九条本的金泽本，应该不是抄自九条本，二者应该出自一个共同祖本。可以说，金泽本是各刊本《治要》的来源，是今本《治要》事实上的祖本，也是现存各版本中的最善本。整理《治要》必须以此为基础。

（二）庆长钞本

江户时期，庆长本《治要》产生。此本又称骏府御本文库本，现存一部，线装，半页九行十八字左右，注文双行十八字左右，共四十七卷，分二十五册，藏于日本内阁文库。每册首页有“日本政府图书”和“浅草文库”朱印。第一册末页有题签曰：“骏府御本文库，群书治要，四十七册。”金光一考得：“《群书治要》金泽本流入到家康之手，但已缺卷四、卷十三、卷二十。庆长十五年(1610)下令重新抄写二部。”[55]因此，此本内容与金泽本大致相同，甚至连其日文音训都予以抄录。

当代学者如严绍璗等均以为金泽本出自僧人所抄，实为道听途说。不过，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五山僧侣确实抄写过《治要》，只是并非金泽本，而是庆长本。潘永锋根据福井保及尾崎康的考证已经证实：“德川家康曾命五山僧侣重新（腾）[誊]金泽文库本《治要》，而此（腾）[誊]抄本，即骏府御文库本《治要》，后为骏河版《治要》所依据的底本。”[56]

此本对金泽本作了部分修正，改换了部分异体字，又增添了一些音训符号。[57]然而，此本的抄写也增加了一些错误，而且这些错误与元和本高度重合。因此，庆长本应该就是元和本的直接底本。《治要》抄本和刊本之间的巨大差异亦主要由此本造成：如金泽本所引各书，如《荀子》《新序》《政论》《中论》等书，原本皆有篇题，而此抄本大多脱去，后来的元和本、尾张本遂均无篇题。又如，金泽本卷四十八引有《时务论》一书，此本总目录虽有其名，而卷四十八本册目录则失去，至元和本目录便完全脱去。依时代排序，其间承袭关系较为明显。

德川家康下令抄写此本，大概就是为了刊刻方便。故而，此本对于考察元和本的形成及错误原因颇有帮助，但在金泽本犹存的情况下，文本价值略低，仅能作为金泽本的不忠实复制品。

（三）元和活字本

元和本半页八行十七字，注文双行十七字，共四十七卷，分二十五册。卷首依为魏徵《群书治要序》以及目录。此本因刊印于骏河府，后世又称骏河本、骏河版。

开创江户时代的德川家康出于政治目的，为限制天皇权力而下令刊印《治要》供皇室阅读，形成了《治要》的第一个刊本元和本（日本元和二年，1616）。从此，《治要》摆脱了亡佚的命运，开启了广泛流传的道路。据李小龙考证，此本印刷有近百套，故而至今颇有传本。[58]

一般认为此本底本就是金泽本。董康《书舶庸谭》曰：“古写卷子本。缺第四、第十三、第廿三，庆长纪州活字本即从此出。”[59]此说不确。其底本应该是出自金泽本的庆长本，并非金泽本。

由于刊行《治要》是德川家康去世当年的决定，工匠们为了赶工期造成不少次生错误。金光一指出：“以十万多个铜活字不能当四十七卷的巨帙一时组版，因此不得不反复拆卸、重新组版，自然不能避免许多讹脱及舛误，而一些错误在《群书治要》文献校勘中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后果。”[60]孙猛也明言：“元和本印数极少，又有误讹。”[61]故而，此本存在不少问题。

另外，此本系统的日本内阁文库藏本较为特殊。其上有后人以红笔重校金泽本文字，增添脱文，修改误字，甚至照抄了金泽本的卷末奥书。其校语多为天明本校语所继承，疑为当时参考版本之一。

（四）弘化活字本

弘化本半页八行十七字，注文双行十七字，共四十七卷，分二十五册。卷首依次为弘化丙午（1846）山本元恒《活字铜版群书治要序》、魏徵《群书治要序》以及目录。

此本是纪伊藩以元和本为基础，于日本弘化三年（1846）定本印刷。其所用活字据传为元和本的遗物，与元和本高度近似，故往往被忽视，甚至被误认作元和本。

事实上，此本作了不少修订工作，在质量上优于元和本。山本元恒在序中说：“故今所活版依原本（元和本）。且魏氏所引之本书全备而原本省约有其义难通者，此全脱误则就本书而补正之。如其异同无害于义，则存旧不敢妄改。本书今不存者，虽有义之难通，亦沿旧而不臆考焉。”[62]尾崎康已经证明山本所言非虚。其《群書治要とその現存本》以卷五、卷六为例作有介绍。[63]“不过，此本印行极少，目前所知，日本也仅国会与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有藏而已，故影响亦小。元和本国内无藏，日本目前所知有九家图资机构收藏十二种。”[64]可以说，弘化本改正了元和本的错误，确实比元和本要优胜。但此本确实与元和本差异不大，而外观又极为近似，故声名不显。

（五）昭和排印本

昭和十六年（1941），日本宫内省授权大塚稔排印了金泽文库本。可惜当时正处于二战的白热化阶段，几乎没人注意到东京的大塚巧艺社出版了一本汉籍。长期以来，学界使用的版本只是天明本及其衍生本，其他版本很少使用。

此本完全以金泽本为底本，依据书中清原教隆等人的批注，对文本做了较系统的整理，算是清原等人校勘工作的誊清稿。此本对金泽本的一些错误做了修正，皆有标注，十分醒目。如卷四十四引《桓子新论》，首篇无题，此本补入“防备”。但其修补工作不完善，如卷四十二引《新序》，均未加篇题，而金泽本实有篇题。故此本尚有疏漏，其流传不广也宜。因此，我们在使用此本时，最好与金泽本对照，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金泽本。

三、流传最广的尾张本

尾张本尽管属于金泽本系统，但它是当前《治要》的通行本，影响极为广泛。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中国流传版本。故而此本系统需要单独论述。

尾张本半页九行十八字，注文双行十八字，共四十七卷，分十六册，因主持者及刊刻均在尾张藩得名。卷首依次为天明七年（1787）林信敬《校正群书治要序》、天明五年（1785）细井德民《刊群书治要考例》、魏徵《群书治要序》以及目录。潘铭基说：“尾张本《群书治要》于天明七年由风月堂初刊后，多次重印，其中宽政三年（1791），乾隆五十六年印本有不少修订，印量亦多，故尾张本有天明刊本与宽政刊本两大系统。”[65]所以，此本实包含天明刊本与宽政刊本两种子版本，二者虽属于同版却内容有异。两者底版原为同一版片，天明年间刻成印刷后，宽政年间又做了大量修改，故通称天明本。

（一）天明刊本

此系统版本在《治要》诸本中流传最广，久负盛名。由各序可知：日本天明五年，尾张藩大名鉴于《治要》流传不广，因而重刊此本，完成于天明七年之后。许多藏书机构只看到细井德民《考例》题记的时间在天明五年，就将此本记为天明五年刊本，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网站即如此。洪观智更以为：“桃园天皇天明元年（1781）尾张家大纳言宗睦，据骏河版与金泽文库本相对校刊，再版梓行，历五年而成书。”[66]“郭怡君《<群书治要>探折》列出《治要》有日本天明五年（1785）、及天明七年（1787）两个版本。”[67]诸如此类，皆有时间错误。相关情况当以《治要》书前林信敬《校正群书治要序》、细井德民《刊群书治要考例》以及福井保《天明版群书治要校勘始末记》为根据，此本完成时间可确定在天明七年之后。

关于天明本的底本，一直以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洪观智提到的元和本；一种则略有不同，认为是金泽本和九条本。后一种说法流传很广。直到2023年，吴宇飞、李发还认为：“天明本《群书治要》由金泽本及九条家传的平安本合校而成，于嘉庆元年传回中国。”[68]可惜此说有误。天明本《治要》卷首所载细井德民《刊群书治要考例》曰：“北条实时好居书籍，得请诸中秘，写以藏其金泽文库。及神祖统一之日，见之，喜其免兵燹，乃命范金至台庙献之皇朝，其余颁宗戚亲臣，是今之活字铜版也。”[69]由此可知，天明本以元和本为底本，并引入金泽本做校勘。书中眉批之“某作某”者，大致与金泽本合，而往往有与九条本不合者，这与细井德民所述一致。除此之外，天明本之校勘还利用了相关书籍原书。天明本主持者为尾张藩三位世子，参与诸人皆为尾张藩大臣。[70]修订《治要》乃尾张藩内部事务，由其世子引领诸臣为之。九条家不在尾张藩治下，亦未参与其事，其间并无九条本之相关记述。当时众人只知九条家常常以古书抄本残篇赠送，并不知其家原有整部《治要》。因此，所谓九条本参与天明本校勘之事实乃谣传。

天明本校勘颇为严谨，以元和本为校勘底本，除据金泽本参校外，还往往翻检原书，甚至借助类书。

如卷三十引《晏子·谏上》“景公饮酒数日去冠被裳”校勘记曰：“今《晏子》'去冠被裳’作'释衣冠’三字。”又如，卷三十四引《老子·道经》“富贵而娇，还自遗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校勘记曰：“今《老子》作'自遗其咎’'功遂身退’。”此即翻检原书，以作核对。

如卷十七引《汉书·韩安国传》，“意者他缪巧以禽之”校勘记曰：“刘向《新序》'缪巧’作'诡妙’”。又如，卷二十九引《晋书·百官志》，“所以远踪三代也”校勘记曰：“《艺文类聚》'远’作'追’。”“然令仆出为郡守，便入为三公”校勘记曰：“《艺文类聚》'郡守’下有'钟离意、黄香、胡广是也郡守’十一字，无'便’字。”此皆借助类书之文，以校《治要》。

凡此种种，虽有明证知有脱漏、错误，犹不敢增入正文。细井德民《考例》说：“是非不疑者就正之，两可者共存。又与所引错综大异者，疑魏氏所见其亦有异本欤。又有彼全备而此甚省者，盖魏氏之志唯主治要、不事修辞，亦足以观魏氏经国之器规模宏大取舍之意，大非后世诸儒所及也。今逐次补之则失魏氏之意，故不为也。不得原书者则敢附臆考，以待后贤。”[71]其慎重可见一斑。李小龙对此本也赞誉有加。[72]

不过，天明本并非将所有有疑问的文字均如此处理。潘铭基说：“尾张藩诸大臣校勘态度颇为认真，拿捏得宜。然而，此本《治要》除了对比诸本《治要》以作校勘外，更会就《治要》所引原书细加勘正，往往以当时所见典籍校改《治要》，失却《治要》存旧之真。”[73]清代伍崇曜《粤雅堂丛书》，民国张元济《四部丛刊》所据天明本，均是早印本。国家图书馆藏王念孙旧钞本、杨守敬旧藏本等亦属这一系统。[74]

（二）宽政刊本

此系统版本格式与天明刊本一致，也被人称为天明本。事实上，此所谓天明本乃后印版本，因形成于宽政三年（1791）、书中又有修订者作于宽政三年的跋语，故被称为宽政本。由于前印本时间更早且更有名，书商往往会割去宽政标志，后印本遂与前印本混淆。李小龙赴日访书就遇到过：“二十五册之封面也几乎都是原签，版权页保存完好(早稻田大学藏此书二种，其中岛田三郎旧藏本实当为宽政本，然因佚去了版权页，被当作天明本著录了），上题'宽政三年辛亥冬’，下题'卖弘所：江户书肆须原屋茂兵卫；制本所：尾张书肆风月堂孙助’。”[75]因差异极其细微，在更多情况下，后印本与前印本相同，被当做天明本。不过，这也无大误，毕竟印刷使用的是同一版片。鉴于后印本已经对前印本作了修订，笔者以为仍称天明本虽无不可，只是为作区别，最好称宽政本作为区分。“此本存世极少，日本仅东北大学、静嘉堂、大阪府立三家有藏，而国内亦只南京大学图书馆及四川省图书馆有藏。”[76]阮元《宛委别藏》、杨尚文《连筠簃丛书》所据天明本，实为后印的宽政本。二种尾张本区别如下。

一是正文略有差异。如卷三十引《晋书·冯紞传》，前印本“会自谓策无遗策”，后印本据前印本校勘记“策作算”改为“会自谓算无遗策”。二者相较，后印本较胜。

二是断句稍作调整。如卷三十六引《尸子·广[泽]》，前印本“中国闻而非之。怒则以亲戚殉一。言夫智在公，则爱吴越之臣妾”，后印本改为“中国闻而非之。怒则以亲戚殉一言。夫智在公，则爱吴越之臣妾”。二者相较，后印本较胜。

三是后印本在删减部分校勘记的同时，又增加部分校勘记。如卷四十三引《说苑·法戒》“易曰有一道”，后印本增校记“无曰字”，前印本无；《反质》“生曰今陛下”，后印本增校记“生上有侯字”，前印本无。当然，后印本依然不少错误未被改正。如卷二引《尚书·君陈》“无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无”当作“有”。故而粤雅堂本校勘记曰：“继李案，'无’乃'有’之误。”后印本未改正。

后印本删除部分校勘记亦有不当者。如卷三十六引《三略》“与士卒同流而饮”，前印本有校勘记“同，旧作逆，改之”，后印本删除校勘记，改正文为“与士卒逆流而饮”。两次校勘均据金泽本，而金泽本原本异文两存未作判断。后印所改，有失原貌。

张元济评价天明本时说：“宽政三年（乾隆五十六年）又有修改本，则不及天明本之善。”[77]在未见金泽本且先入为主的情况下，张元济等人对前印本称赞有加。事实上，后印本删除了部分校记，修正了不少错误，保存原貌更多。不过，在划分篇章方面，天明前后本一致，都比元和本更远离金泽本。如卷三十九引《吕氏春秋》，元和本带有篇题，而天明本一概删除。吕效祖等人甚至因此误认为，删除原书篇题是魏徵等人所为。[78]

尽管前后印本有所不同，但尾张本文物收藏价值高是有目共睹的。此本一向以刊刻精美见称，非常受收藏家的青睐：“在日本印行的数种版本中，天明本是刊印最为精美的，其版式与字体都非常悦目，开本阔大，行款疏朗，字体方正，很有明刻风味，由于未加日语训读符号，页面干净整洁，即置于明刻之中亦为上品。”[79]在重视收藏的当代，此本是少有的颇具文物与文化价值的古籍。

（三）《宛委别藏》本

此本半页九行十八字，注文双行十八字，共四十七卷，分二十五册。卷首依次为阮元《群书治要五十卷提要》、魏徵《群书治要序》以及目录。

此本并非手抄本，乃是宽政印本，被阮元直接收入《宛委别藏》。《宛委别藏》仅存一部，长居深宫。随故宫文物迁台后，《宛委别藏》得以影印出版，因广陵书社翻印，而传遍国内，成为学术研究常见典籍。由于先入为主，学者们更常用《四部丛刊》或《丛书集成初编》本，而二本实不及此本精善。

一些学者据此校勘古籍，取得一些成果。如王震校勘《六韬》作《六韬集解》，即以此及金泽本为校本，证实二者差异不大。[80]王震说：“笔者曾目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镰仓钞本，并以其所收《六韬》与《宛委别藏》本校勘，发现钞本早出，字迹总体尚清晰，有版本价值，如钞本《龙韬》有'煞一人而千万人恐者煞之’，《宛委别藏》本则脱此十一字；然亦有不少涂改不清，或明显讹误之处，如《文韬》有'怠胜敬者王’下涉'武王’而衍'武’字，《武韬》'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脱'取国者’三字等等。”[81]由此可知，此本虽不及金泽本优越，却也可勘正金泽本的文字。因此，此本成为流行版本并非偶然，不可忽视其价值。

（四）《连筠簃丛书》本[82]

此本扉页有“道光廿七年夏，灵石杨氏刊本，道州何绍基题”牌记。此本半页九行二十一字，注文双行二十一字，版心上雕“群书治要”，中标卷数，下记“连筠簃丛书，灵石杨氏刊”，共四十七卷，分十二册。卷首依次为阮元《群书治要五十卷提要》、魏徵《群书治要序》、天明七年（1787）林信敬《校正群书治要序》、目录、天明五年（1785）细井德民《刊群书治要考例》。每卷末行均记一校勘负责人，有张穆、何秋涛、赵振祚、刘翰清、冯志沂、苗夔等，以张穆的出现频率为最。此书卷五十后附有“道光二十六年（1846）八月初一开校，二十七年（1847）三月二十八日校毕”题记一行。道光年号止三十年，此书刊行当在道光末至咸丰初。本文论述以天津图书馆藏本为基础。

经笔者取《宛委别藏》《四部丛刊》对比，此本底本当出《别藏》本，总体校勘优且多于《丛刊》本。王云五见其中偶有溢出《丛刊》本范围之校勘记，遂以为此本经杨氏精校。事实上，此本不仅无校改，而且有脱漏。如卷四十引《新语》“或见可利而丧万机”，此本校勘记“下'可’作'一’”，脱“下”字。其上文亦有“可”字，若不言“下'可’”，则无从确认误字位置。诸如此类，尚有多处。然其校勘在《丛刊》本之上则无疑。

又有冒充《连筠簃丛书》本者。北京大学“爱如生基本古籍库”所收“连筠簃本”，图版模糊，文字亦与天津图书馆所藏连筠簃原印本不同，或为冒充。今以其卷四十三引《说苑》为例，可知其校勘情况（附带对比沈锡麟点校本）。

《君道》“当尧之时”章“乘成功以王天下”，丛刊本有“本书乘成功作厥成功”校勘记，爱如生本、别藏本、连筠簃本无。沈锡麟据丛刊本校改。

《臣术》“人臣之行”章“有六正”，丛刊本校勘记作“有作行”，爱如生本、别藏本、连筠簃本作“本书有作行”；又“豫禁乎未然前”，爱如生本、丛刊本校勘记“前上有之字”，别藏本、连筠簃本作“未作不前上有之字”；又，“如此者大臣也”，丛刊本有校勘记“大作良”，爱如生本、别藏本、连筠簃本无；又，“所为不谀”，爱如生本、别藏本、连筠簃本有校勘记“谀作道”，丛刊本无。沈锡麟据丛刊本校改。

《法诫》“成王封伯禽”章“易曰有一道”，爱如生本、别藏本、连筠簃本有校勘记“无曰字”，丛刊本无。沈锡麟据丛刊本校。

《尊贤》“田忌去齐”章“何先生知之早耶”，丛刊本有“何字在下知上”校勘记，爱如生本、别藏本、连筠簃本无。沈锡麟据丛刊本校改。

《反质》“秦始皇”章“生曰今陛下”，别藏本校勘记作“生曰之生上有侯字”，连筠簃本、爱如生本作“生上有侯字”；又，“侯生曰刑已成”，别藏本、连筠簃本、爱如生本有校勘记“刑作形”，丛刊本等均无。沈锡麟据别藏本等校改。

诸如此类，此本（爱如生本）既有与丛刊本同者，亦有与连筠簃本同者。取其他篇卷相校，亦大致如此。由此可知，此本实据《宛委别藏》《四部丛刊》二本混合而来，与自称之底本连筠簃本不符。此外，据此可知，2014年北京中华书局所印行之沈锡麟整理版《群书治要》，虽曰以《丛书集成初编》本为底本，但在实际整理过程中经常混入丛刊本文字，与所言不完全相符。

（五）《粤雅堂丛书》本[83]

此本《治要》见于《粤雅堂丛书》三编第二十六集。此本半页九行二十一字，注文双行二十一字，版心雕“群书治要卷某”，下标“粤雅堂丛书”，共四十七卷，分十五册。卷首依次为魏徵《群书治要序》、天明七年（1787年）林信敬《校正群书治要序》、天明五年（1785年）细井德民《刊群书治要考例》、目录。正文各卷末有“谭莹玉生覆校”字样。书末有伍崇曜《群书治要跋》一篇，指正阮元《提要》之误，褒扬《治要》存旧之功。书眉有校勘记，皆加框。张元济曰：“伍氏粤雅堂翻刻者，据天明本而皆删其句点及眉上校语。”[84]所言不实。此本校勘记俱在，并无删节，但天明本所有之句点均被删除则属实。谭莹等人校勘此书，偶尔增添校勘记，大多以“继李案”发语，容易辨别。故此本质量较高。

一般认为，《粤雅堂丛书》于清南海伍氏咸丰三年(1853)刊行。事实不然，此丛书各编刻成有先后，印刷亦不同。《治要》书末伍崇曜跋文落款为“咸丰丁巳”，即咸丰七年（1857），而书中避清讳已至“淳”字（如卷四十三第十一叶b六行等），则此书实刊于同治年间。

此本出处，学界有争议。张元济以为出自天明本。严绍璗却说：“《连筠簃丛书》《粤雅堂丛书（三编）》等皆从《宛委别藏》中辑入了《群书治要》，此为清人的刊典籍，起了不小的作用。”[85]笔者曾取《宛委别藏》《四部丛刊》二本比对，此本与《四部丛刊》本一致，并非据《宛委别藏》本而来。

如卷二十一引《后汉书·明帝纪》“有非其人则民受其殃”，前一“有”上《别藏》本有校勘记“有作苟”；又引《后汉书·邓皇后纪》“而后独省素”，《别藏》本有校勘记“省作著”等，此本同《丛刊》本，皆无校勘记。

又如卷四十三引《说苑·臣术》“所为不谀”，《别藏》本有校勘记“谀作道”；又引《说苑·反质》“生曰今陛下”，《别藏》本有校勘记“生上有侯字”等，此本同《丛刊》本，皆无校勘记。

据此可知，其出自天明前印本无疑，与后印的宽政本不同。严绍璗的说法有误。

（六）《四部丛刊》本

此本收入《四部丛刊初编·子部》，书前有“上海涵芬楼影印日本天明七年刊本”牌记，与天明本原刻无异，共四十七卷，分为十六册。张元济对此本评价颇高：“宽政三年（乾隆五十六年）又有修改本，则不及天明本之善。”[86]此本之前，唯《宛委别藏》所收为原本，其余丛书皆为翻刻。改易行款，删减句读，有损原貌。《四部丛刊》影印此本，减少了翻刻造成的失误。如卷三引《毛诗·周颂》“朝率诸侯，率以祀文王焉”注“天德清明，文王象也”，《宛委别藏》《连筠簃丛书》《粤雅堂丛书》诸本皆无校勘记，唯此本有校勘记“象也作象焉”。金泽本即作“象焉”。《宛委别藏》《连筠簃丛书》所收为天明后印本，已删除此条，自然无可厚非；而《粤雅堂丛书》本出自天明前印本而无此条，实属脱漏。幸赖《四部丛刊》证实。故此本文献价值有在《粤雅堂丛书》本之外者，当合而观之。

当然，此本非最善本。叶德辉《书林清话》引神田喜一郎曰：“《群书治要》不用日本元和二年刊本，而用有显然臆改形迹之天明七年尾州藩刊本，注意似犹未周。”[87]张帆也指出：“国内使用的《群书治要》多来源于天明本（又称天明尾张本），是天明时期经过改动的本子。此本经过校改，虽更接近被引的原书，但失去了《群书治要》辑录文字原有的风貌。”[88]这里指的主要也是丛刊本。

（七）《丛书集成初编》本、《国学基本丛书》本

此本书首有牌记曰：“本馆《丛书集成初编》所选《连筠簃丛书》及《粤雅堂丛书》皆收有此书。连筠簃本校刊最精，故据以排印，并附粤雅堂本伍崇曜跋于后。”然而，此本实际文本的处理与所言不同，亦有参用其他版本之处：如卷四十三引《说苑·反质》“秦始皇”章“生曰今陛下”，别藏本校勘记作“生曰之生上有侯字”，连筠簃本、爱如生本作“生上有侯字”，此本即从别藏本。可见其并非完全依据一本。

刘余莉等人曾认为：“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曾经在日本天明本的基础上校勘重排出版《群书治要》。”[89]这是对书眉所附校勘记的误解。商务印书馆并未增加校勘，相关校记主要出自宽政本。又，连筠簃本并未作校勘，其校勘记皆出自宽政本。

四、其他

（一）衍生本

《治要》卷帙浩大，传抄不便，于是出现了摘取其中一种或多种引书的单行本。除《慎子》《傅子》出自中土传本《治要》外，其余数种《治要》子书节选或单行本均出自日本传本。

1.节选本

（1）《群书治要子书钞》

此本见于清光绪湘乡蒋德钧所编《求实斋丛书》中，二卷，半页十行二十四字。上卷有《管子》《老子》，下卷为《荀子》《韩子》。卷末有“湘乡蒋氏刻梓龙安郡署”篆文牌记。其中，《荀子》无篇题，与天明本《治要》一致，当从其中所出。

湖南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郑州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处均有收藏。台湾新文丰公司《丛书集成初编》亦有收入。

（2）《治要节钞》

此本正文五卷，附录一卷，半页十一行二十三字，收入《守约篇》丙集第三十、三十一册，见于民国二至六年乌程张钧衡所编《适园丛书》。此书正文收录《尸子》《申子》《政论》《昌言》《典论》《刘子别传》《世要论》《体论》《典语》《万机论》《袁子正书》等十一种子书；附录则辑佚相关佚文。此本不仅收录有关正文，而且收录注文乃至天明本眉批。书末跋语考究相关书目及流传，如论陆景《典语》即《典训》、《袁子正书》即《袁子正论》，皆言之有据，足资考证。

（3）《诸子治要》

此本收入杨家洛所编《增订中国学术名著第一辑·增补中国思想名著第一集》之第二十六册，1967年台北世界书局出版，共二十卷。因只收录《治要》子部，故题为《诸子治要》。然此本并非新造排版，实乃截取《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之卷三十一至卷五十，剜改题名。其题名虽改而原迹俱在，故易于察觉。

2.单行本

（1）《慎子》一卷附逸文一卷

清金山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本，半页十一行二十三字，十五叶。此本据《治要》整理，附益群书征引佚文而成。另，《说郛》中又《慎子》五篇，即《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本。因原出《治要》，故起止皆不出《治要》范围。明慎懋斋在《说郛》本基础上作伪《慎子》，《四部丛刊》据以收入。

（2）《尸子》二卷附存疑一卷

清嘉庆二十四年萧山陈氏《湖海楼丛书》本，半页十行二十字，六十三叶。此本为汪继培据《治要》所辑，上卷皆为《治要》原文，下卷汇集群书所引。孙星衍亦据《治要》辑佚一本，与此类似，收入《平津馆丛书》中。

（3）《傅子》一卷

清《四库全书》本，半页八行二十一字，三十叶，又被收入《四库全书荟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守山阁丛书》等书。此本原载《永乐大典》，为四库馆臣辑出，即宋代所谓五卷本，全然不出《治要》范围，故叶德辉等均倾向于出自《治要》。

（二）整理本

上世纪以来，《治要》的整理受到了关注，市面上出现了相当一批整理本，有的还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对此书的推广有较多帮助。据刘海天统计，目前《治要》有超过13种的整理本在流传。[90]本文认为，其中三种版本最具代表性：

就笔者所知，《治要》最早的校勘标点本为吕效祖所作，后被收入1994年三秦出版社出版的《新编魏徵集》中。此书以《四部丛刊》本为基础，首次对《治要》各卷及章节进行了题解，对每一种引书都做了校勘考订，还用相关原书作了对校。可以说，该书对《治要》的校注恰到好处，雅俗共赏，是兼具学术和普及的版本。后来刘余莉等人的《群书治要考译》，从中汲取较多。

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沈锡麟整理本《群书治要》也是当前通行的版本。此本以出自《连筠簃丛书》本的《丛书集成初编》本为底本，对于原有的校勘“择善而从”，不出校勘记。因沈氏以为《治要》与所引古籍的今本来源不同，容许有差异，为保存原貌，亦未引原书参校。此本是中华书局“名著普及文库”出品，所以一直比较畅销。但其整理过程中并未完全依据《丛书集成初编》，而是参考了《四部丛刊》等版本而未标明，存在参校本不明的缺陷。

2016年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萧祥剑整理本《群书治要（校订本）》是当前水平最高的整理本。此本以《四部丛刊》所收天明前印本为底本，几易其稿，最成定本。其最大的贡献是汇总了天明本和宽政本（书中称为早稻田大学天明本）的全部校勘记，并以金泽本评定其正误，又使用《四部丛刊》等丛书收录的相关古籍对校。张瑞麟说：“校订本功在汇整'天明本’与'金泽文库本’的异同。大体处理上较特别之处，除经、子收录以《四部丛刊》为参校本，史部以《百衲本二十四史》为参校本外，又有，（1）原文之改动，如天明本有错讹、脱误之处，则依'金泽文库’本改正。其他有所改动，皆出校记。（2）补上章题。（3）补缺失之三卷。诸如此类，皆凸显出校订本崭新的一面。”[91]因而，此本虽在总体上当得起当前最好整理本的称号，却又有相当的疏漏。书中尽管依据金泽本补充了《治要》所引各书的部分篇题，但校正偏少，遗漏颇多，使用相关古籍版本也非尽善。如天明本《治要》卷四十六引《典论·奸谗》“昔伊戾费忌，以无宠而作谗；江充焚丰，以负罪而造蛊”，吴金华指出：“利用古写本《群书治要》所展示的俗字，马上就能断定'焚’是'樊’的俗字，'樊丰’是东汉时谗害皇太子的宦官，其事见《后汉书》。”[92]此整理本依然作“焚丰”，并引严可均曰“焚丰当考”。[93]由此可见，此本虽然标榜利用金泽本进行校勘，但事实上并没有做到完全覆校，所以遗留了相当数量的问题。不过，这已经算是当前最好的校勘版本了。

五、结语

据本文所考述，《治要》当前共有十三种版本，分别是敦煌残卷、九条家旧藏钞本、金泽文库旧藏古钞本、庆长钞本、元和活字本、尾张刊本（天明本、宽政本）、弘化活字本、《宛委别藏》收录本、《连筠簃丛书》刻本、《粤雅堂丛书》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本、《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国学基本丛书》排印本）、昭和排印本。此外还有几种衍生版本和整理版本。

通过梳理相关史料，我们确定《治要》现存版本，除唐钞本残卷等少数几种外，均源自日本金泽文库旧藏古钞本，此本最为完善。而最通行的《治要》版本则是日本刊刻的尾张本（天明本、宽政本），当前学界研究也主要依据此本。

此外，中国的《治要》传本也有重要作用：《宛委别藏》本、《四部丛刊》本均直接收录日本刻本，影印后流传在外，扩大了《治要》的影响；《粤雅堂丛书》本等，在日本刊本的基础上或多或少作了修正，对我们校勘《治要》有不少帮助；相关单行本是将《治要》中的罕见引书摘出单行，为相关古籍的辑佚和整理提供了资料，也扩大了其流传范围。总之，这些中国版本对《治要》的流传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使之参与到了清代到民国的校勘风潮中，值得我们重视。

当然，尽管金泽本中存在不少抄写错误，尾张本的校勘记需要甄别使用，但是我们整理《治要》，依然需要以此二种版本为主，参考九条本等古本，伍崇曜等人的校本，吕效祖等人的整理本，再结合相关古籍进行校勘。这样才能整理出一个令各方满意的定本，供学界使用。

附图：《群书治要》版本源流图

注释：

[1]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79-80页。

[2]金光一：《<群书治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48-79页。

[3]尾崎康：《群書治要とその現存本》，《斯道文库论集》1990年第25集，121-210页。

[4]刘余莉、聂菲璘：《<群书治要>东传日本及其历史影响》，《汉学研究》2022年第33集（2022年秋冬卷），383-397页。

[5]潘铭基：《略论日本所藏诸本<群书治要>的特色》，《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2022第1期，165-192页。

[6]潘铭基校理：《九条家本群书治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7]聂菲璘：《<群书治要>的流传与版本递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

[8]中国社科院等：《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53-56页。黄永武：《敦煌古籍叙录新编》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254-258页。

[9]黄永武：《敦煌古籍叙录新编》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253页。

[10]王雨非：《敦煌写卷S.133补考》，《文教资料》2019年第36期，72-73页。

[11]按：关于此卷性质与所属书籍，王重民、黄永武、向达、郝春文等较为谨慎，仅采用了“春秋左传抄”的保守称呼。陈铁凡、徐建平、王雨非等则直接说明了此本就是《治要》残卷。张涌泉、许建平等《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收录并注明此卷为“群书治要·左传”。（张涌泉等：《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271页。）陈铁凡的依据是“除少数文字的异同以外，其余体例、行款、以及传注的起讫和删节的字数，两者完全一样。”（陈铁凡：《<左传>节本考——从英法所藏敦煌两残卷之缀合论<左传>节本与<群书治要>之渊源》，《大陆杂志》第41卷，1970年第7期，284页。）李索也证明：“本卷所节选部分与《群书治要》卷第五《春秋左氏传（中）》所载基本相同，其中，两部分相接处文字之变更及行文款式亦与《群书治要》相一致，可知陈说是也。”（李索：《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校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229页。）[12]王雨非：《敦煌写卷S.133补考》，《文教资料》2019年第36期，72-73页。

[13]陈铁凡：《<左传>简本考-从英法所藏敦煌两卷之缀合论<左传>节本与<群书治要>之溯源》，《大陆杂志》第41卷，1970年第7期，217-218页。

[14]金光一：《<群书治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49页。

[15]聂菲璘：《<群书治要>的流传与版本递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46-47页。

[16]李小龙：《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229页。

[17]按，此本现存的十三卷分别为：二二、二六、三一、三三、三五、三六、三七、四二、四三、四五、四七、四八、四九。其中已公开的七卷为：二二（《后汉·列传》）、二六（《魏志下》）、三一（《六韬》《阴谋》《鬻子》）、三二（《晏子》《司马法》《孙子兵法》）、三五（《文子》《曾子》）、三六（《吴子》《商子》《尸子》）、三七（《孟子》《慎子》《尹文子》《庄子》《尉缭子》）潘铭基说：“九条家本《群书治要》仅余十三卷，其中七卷（卷二二、卷二六、卷三一、卷三三、卷三五、卷三六、卷三七）可通过日本“e-Museum”网站浏览。至于未公布的六卷，东京国立博物馆表示，乃因保存状态较差，有待修复，不供外界浏览。”（潘铭基：《略论日本所藏诸本<群书治要>的特色》，《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2022第1期，172页。）

[18]潘铭基：《日藏平安时代九条家本<群书治要>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8年第67期，6页。

[19]潘铭基校理：《九条家本群书治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20]聂菲璘：《<群书治要>的流传与版本递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85页。

[21]聂菲璘：《<群书治要>的流传与版本递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85页。

[22]聂菲璘：《<群书治要>的流传与版本递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20页。

[23]金光一：《<群书治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50页。“第一期是从舒明天皇时代(629～641)到齐明天皇时代(655～661)约三十年间的四次遣唐使。这个阶段的遣唐使是为了和代隋兴起的唐朝通好而派遣使节的，可以就是遣隋使的延长；第二期是天智天皇朝(662～671)的二次遣唐使，这是因为在百济问题上同唐朝的政治关系而派遣的，因此必须和其他遣唐使区别开来。”

[24]聂菲璘：《<群书治要>的流传与版本递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69页。

[25]武秀成：《玉海艺文校证》卷20，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960-961页。

[26]聂菲璘：《<群书治要>的流传与版本递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84页。

[27]聂菲璘：《<群书治要>的流传与版本递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84页。

[28]聂菲璘：《<群书治要>的流传与版本递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132页。

[29]潘铭基：《日藏平安时代九条家本<群书治要>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8年第67期，6页。“九条家将此珍贵笔迹比作礼物，赠予他人，致使今所见九条家本《群书治要》多有缺佚。”又见潘铭基《<群书治要>所载<孟子>研究》，《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六辑，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300页。

[30]按：九条本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潘铭基《日藏平安时代九条家本<群书治要>研究》，聂菲璘《<群书治要>的流传与版本递嬗研究》的第二章第三节以及潘铭基点校《九条家本群书治要》等。

[31]潘铭基：《日藏平安时代九条家本<群书治要>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8年第67期，4页。

[32]潘铭基：《日藏平安时代九条家本<群书治要>研究》，6-7页。又见其《<群书治要>所载<孟子>研究》，《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十六輯，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299-300页。

[33]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166-1167页。

[34]尾崎康：《群書治要とその現存本》，《斯道文库论集》1990年第25集，138页。

[35]小林芳规：《金澤文庫本<群書治要〉の訓點》，《群书治要·附录》第7册（影印金泽本），东京：汲古书院，1989年，481页。

[36]金光一：《<群书治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61页。

[37]按：其底本并非是中秘，而是博士家抄本。“请得中秘”，是借得莲华王院宝藏御本用作校勘。

[38]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114页。

[39]林溢欣：《<群书治要>引书考》，香港中文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25页。

[40]聂菲璘：《<群书治要>的流传与版本递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131页。

[41]聂菲璘：《<群书治要>的流传与版本递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132页。

[42]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260页。

[43]金泽本书末题记曰：文应改元之历，应钟上旬之候，清家末儒白地上洛。盖是及六旬之后，加五儒之末。虽无面目，不得默止，为进上革命勘文，愍所催长途旅行也。此便宜，依越州使君教命。此书，申出莲华王院宝藏御本，终校点之功者也。此御本之外，诸儒家更无此书点本云云，尤可秘者欤!直讲清原。（见宫内厅网站：https://db2.sido./kanseki/T_bib_line_1.php）

[44]澁江全善，森立之等：《经籍访古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39-140页。

[45]金光一：《<群书治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61页。

[46]金光一：《<群书治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69页。

[47]聂菲璘：《<群书治要>的流传与版本递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113页。“当时京都皇室及博士家藏有众多抄本。”

[48]按：清原在校点完金泽本全书后，于卷五十末写道：“此书申出莲华王院宝藏御本，终校点之功者也。此御本之外，诸儒家更无此书点本。”换言之，据他所知，当时《治要》只有金泽本和莲华王院宝藏御本，其他学者家里都没有这部书。

[49]金泽本卷末奥书曰：“建治二年(1276)五月廿一日，以康有之本令书写了。当卷纷失之故也。抑康有本者，以予之本先年所书写也。北条实时花押。”(卷十一末)“此书一部，先年于京都书写了，而当卷祧右京兆茂范加点了。爰去文永七年(1270)十一月，当卷以下少少烧失了，然间以康有之本重书写点校了。康有之本，以予之本所书写也。于时建治二年(1276)八月廿五日。越州刺史。北条实时花押。”(卷十五末)按：见日本宫内厅网站：https://db2.sido./kanseki/T_bib_line_1.php

[50]按：金泽本不仅是现存最早的全本《治要》，而且还包含了另一种比它更早的莲华王院宝藏御本，为尾崎康所未论。清原教隆等人以此为基础所作的金泽本《治要》校勘记，是了解此本概况的唯一资料。夹在金泽本校勘记，除了依据现存的原书（校语为“某，本书作”）之外，其他校勘皆依据莲华王院宝藏御本（校语为“某，御本”）而来，并转录其校记（校语为“某，本作”）。这为我们提供了远比金泽本抄写时间更早的研究资料。清原等人的卷末奥书不仅有他们自己的意见，而且还转录了校本的奥书。关于御本的产生年代，清原教隆等人也无意中作了记录。如卷三十六奥书曰：“点本奥云'长宽二年(1164)五月十五日，正五位下行大内记藤原朝臣、敦周点进’。”又，卷三十九奥书：“莲华王院宝藏御本奥书云'长宽二年(1164)清凉八月，伏奉纶命，谨以点进’。”显而易见，这些远在清原百年之前、带有年号记录的跋语不是清原等人所作，而是长宽二年(1164)前后，大臣藤原朝臣、敦周等人整理莲华王院宝藏御本所作的题跋，被清原抄录在了卷末。这也表明，莲华王院宝藏御本的校勘完成于长宽二年(1164)左右，抄写更在此前。

[51]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79-80页。

[52]尾崎康：《群書治要とその現存本》，《斯道文库论集》1991年第25辑，131页。

[53]潘铭基：《略论日本所藏诸本<群书治要>的特色》，《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2022第1期，182页。

[54]潘铭基：《略论日本所藏诸本<群书治要>的特色》，《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2022第1期，183页。

[55]金光一：《<群书治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72页。

[56]潘永锋：《<群书治要>引<荀子>研究——兼论金泽文库本、骏府御文库本及骏河版的关系》，《第三届<群书治要>国际学术研讨会（2021.09.24-25）”会议论文集》，270页。

[57]尾崎康：《群书治要とその现存本》，《斯道文库论集》1991年第25辑，156页。在庆长本中，金泽文库本的异体字被改成通行体，同本虽没有换行，但在换行的地方划出示意。其朱笔的句号、旋风点、墨笔的返点、振送假名、音训符、声点、反切等相当忠实的照金泽文库本写入，但也有略作省略的地方，音训符号似乎有所增加。

[58]李小龙：《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228页。

[59]董康：《书舶庸谭》，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87页。

[60]金光一：《<群书治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72页。

[61]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167页。

[62]见弘化刊本5a页。

[63]尾崎康：《群書治要とその現存本》，《斯道文库论集》1991年第25辑，161页。其大意为：卷五在第三四叶表四行的“有仪而可象所谓之仪，其臣畏而爱之”两句之间，弘化本加上“君有君之威仪”六字，依次推后到卷末。这不仅是元和本没有的，金泽文库本也没有，但在《左传》襄公三一年的条目中存在。山本元恒等人注意到了金泽文库本以下脱字的情况，作了补充。……卷六第四叶表第三行注的“无德则减亡”的“则”，第五叶表第二行注的“钓台陂”的“陂”，金泽文库本以来脱字都是根据《左传》（昭公四年）增补的，元和版延续这个传统，弘化版却在段落中换行。这样的情况有三、四个，另外也有一行容纳十八字的例子。

[64]李小龙：《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229页。

[65]潘铭基：《略论日本所藏诸本<群书治要>的特色》，《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2022第1期，190页。

[66]洪观智：《<群书治要>史部研究——从贞观史学的致用精神谈起》，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3页。

[67]林溢欣：《<群书治要>引书考》，香港中文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38页。

[68]吴宇飞、李发：《金泽本<群书治要>所引<荀子>与刻本、今本<荀子>校订丛札》，《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142页。

[69]萧祥剑等点校：《群书治要（校订本）》，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年，2页。

[70]萧祥剑等点校：《群书治要（校订本）》，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年，2-3页。细井德民说：“我孝昭二世子好学，及读此书，有志挍刊，幸魏氏所引原书，今存者十七八。乃博募异本于四方，日与侍臣照对是正，业未成，不幸皆早逝。今世子深悼之，请继其志，勖诸臣，相与卒其业。于是我公上自内库之藏，旁至公卿大夫之家，请以比之，借以对之。乃命臣人见桼、臣深田正纯、臣大塜长干、臣宇野久恒、臣角田明、臣野村昌武、臣冈田挺之、臣关嘉、臣中西卫、臣小河鼎、臣南宫龄、臣德民等，考异同，定疑似。”

[71]萧祥剑等点校：《群书治要（校订本）》，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年，2-3页。

[72]李小龙：《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231页。“关于此书的校勘价值，可稍举几例以见其一斑……如《荀子·劝学》中'日参省乎己’一句，究竟源自《论语》所云'日三省吾身’的三省还是参验反省，历来众说纷纭。其实，《群书治要》本即作'三省’，已无可置疑。可惜犹有人疑此为'传抄之误’（王天海《荀子校释》第4页）。”

[73]潘铭基：《略论日本所藏诸本<群书治要>的特色》，《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2022第1期，189页。

[74]杨守敬旧藏本二十五册，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A02816），为狩谷望之求古楼旧藏，杨守敬日本访书所得。全书书眉有手书校勘记，记录古本（金泽本）、活字本（元和本）与此本异同，卷末抄录金泽本奥书题跋。此本尽管未完成校勘，但已成部分极为精细，可以作为今后校勘天明本的参考。

[75]李小龙：《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232页。

[76]李小龙：《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229页。

[77]张元济：《四部丛刊书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22a页。

[78]吕效祖：《新编魏徵集·群书治要》，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888页。

[79]李小龙：《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231页。

[80]王震：《六韬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620-652页。

[81]王震：《<六韬>成书及其版本汇考》，《文史哲》2022年第2期，125页。

[82]按：本文论述以天津图书馆藏本《连筠簃丛书》为基础，第17-28册为子部。见于中华古籍资源库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1002&showType=1&indexName=data_892&fid=GBZX0301015433[83]按：本文论述以天津图书馆藏本《粤雅堂丛书》为基础，第321-335册为子部。见于中华古籍资源库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1002&showType=1&indexName=data_892&fid=GBZX0301011445[84]张元济：《四部丛刊书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22a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