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自云“素痴”，谁解其味

张荫麟是民国史上罕见的史学天才，他的未竟之作《中国史纲》，文笔优美，论述流畅，特色鲜明，不仅是历史系学生案头必备之书，也是史学爱好者口口相传的畅销读物。

张荫麟37岁就因病去世。在民国天空中，他像一颗流星，那么短暂，那么耀眼。直到现在，我们依旧能感受到那束炫目的光。

1923年，17岁的张荫麟考入清华学堂，当年，他就在《学衡》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毫不留情也毫无畏惧地和史学大师梁启超唱对台戏。接下来几年，他发表了数篇重要论文，严谨扎实，见识不凡。1929年，张荫麟从清华毕业，此时，他在历史学领域已声誉鹊起。张荫麟并未满足于取得的成绩，而是选择赴美深造。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按计划读完四年后，张荫麟回国任教于母校清华。“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极为欣赏、器重这个年轻博学的史学新星，誉之为：“庚子赔款之成绩，即在此人之身也”。

说张荫麟是史学天才，当不为过。但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是天才，在其他领域则会表现出惊人的愚笨与无知。张荫麟也不例外。

叔本华曾说：“通常一个人的知识越贫乏，为人越凡俗，他便越善于交际。”那么，反过来，我们也可说，一个人知识越广博，为人越脱俗，很可能越不善于交际。事实上，张荫麟在史学领域游刃有余，挥洒自如；在社交方面则捉襟见肘，左支右绌。张荫麟耽溺书海，钻研学问，无暇也无力去通晓人情世故。对此，张荫麟也是心知肚明，干脆给自己取了个笔名曰“素痴”。因不谙世故，不娴人情，被世人目为“素痴”，当然并非好事，但张荫麟既然执著于求知，醉心于学问，那也只能“痴”心不改了。

 

自17岁给梁启超“纠错”后，张荫麟又多次撰文和一些史学大家商榷。

冯友兰喜欢谈抽象，张荫麟对此不以为然，就说了个“笑话”给冯友兰听：

柏拉图一次派人到街上买面包，那个人空手而回，说没有“面包”，只有方面包，圆面包，长面包，没有光是“面包”的面包。柏拉图又说，你就买个长面包吧。那个人还是空人而回，说没有“长面包”，只有黄的长面包，白的长面包，没有光是“长面包”的长面包。柏拉图再说，你就买一个白的长面包吧。那个人还是空手而回，说没有白的长面包，只有冷的长白面包，热的长白面包，没有光是“白的长面包”的白的长面包。

张荫麟以一个“笑话”讥刺冯友兰的“抽象”，可谓亦偕亦庄，四两拨千斤。冯友兰虽然不服，但却无言以对。

顾颉刚因“疑古”而暴得大名，张荫麟却对顾颉刚的“疑古”提出质疑：

“信口疑古，天下事有易于此者耶？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而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世俗不究本原，不求真是，徒震于齐新奇，遂以打倒偶像目之；不知彼等实换一新偶然而已。”

张荫麟指出，顾氏“疑古”的结论，来自“默证”。而西方历史学家早就说过，“默证”只适用于很小的范围。经过细密的论证，张荫麟认为，顾颉刚在其一系列的论著中过度运用了“默证”，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可靠。既然顾颉刚“疑古”的结论十分可疑，他藉此获得的名声理应大打折扣。

20世纪初，郭沫若也是历史学重镇之一。张荫麟尊重这位历史大家，但也曾撰文指出郭沫若译著、论著中的错漏与缺陷。

张荫麟在一篇文章中花很多篇幅将郭译《浮士德》的错译、误译一一指出。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批评更是一针见血、釜底抽薪。张荫麟指出，郭沫若这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而《古代社会》已经成了人类学史上的老古董，其中的结论已被人类学者所摈弃。那么，根据一个过时的理论而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学术价值就十分有限了。

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一再撰文批评不止一位学术前辈，当然是不明智的。但张荫麟这样做，不是想通过“酷评”引人注目，而是因为学问上的“洁癖”，看到错处，必欲指出而后快。在张荫麟眼中，只有学术的硬规矩，哪管学界的“潜规则”。当然，这种反常规的做法，显露了他身上的那股“痴气”。这股“痴气”蕴含的正是一种真诚与勇气：追求真理，无所畏惧；钻研学问，坦荡无私。

张荫麟认为，阻碍中国民族前途的一大障碍就是“三讳主义”：一、为尊者讳；二、为亲者讳；三、为贤者讳。他指出：“三讳主义的含糊，就是三讳主义的力量。”在文章中，张荫麟痛批“三讳主义”，生活中，也身体力行，将“三讳主义”这个障碍一脚踢开。他给“尊者”“亲者”“贤者”指错，表明了他试图挣脱“三讳主义”的勇气和决心。

 

 

张荫麟沉迷学问，无暇交游，再加性格内向，他的朋友少之又少。不过，一旦你有幸成为他的知交、密友，他和你的交往又那么不拘形迹，忘形尔汝。

张荫麟和吴晗是同事，两人的研究室只隔一道墙。有时他读书累了就找吴晗聊天。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双脚架在桌上，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吴晗倦了，径自休息，张荫麟则自作主张帮吴晗改文章，改毕，还帮他投稿。吴晗开玩笑说他好为人师。他则一本正经地说，假如你去年选我的课，我不就是你的老师吗？

一次，张荫麟和吴晗逛书摊，吴晗看见一本《中兴小纪》，记清同治史事，版本罕见。张荫麟不由分说一把抢了过去，吴晗也不愿错失宝贝，两人争了半天，张荫麟提出用十种明清文人作品集交换。回去后，吴晗找张荫麟要书，结果张荫麟在书架挑了半天，怎么也舍不得，只拿出两本书应付吴晗。一开始，吴晗也恼怒张荫麟的“自私”与“小器”，但后来还是原谅了这位密友。他想，张荫麟就是一位“书痴”，“书痴”遇到书，就像登徒子遇见美色，两眼放光，饿虎扑食，那是免不了的。

贺麟、张荫麟、陈铨三人因共同编辑《清华周刊》而结下深厚友谊。贺麟本不善写诗，但为纪念三人不同寻常的友谊却勉力写了一首诗：

 

 

四海寻畏友，所得惟两人。一是东莞张，一是富顺陈。

张脑有如金刚石，钻研精透无比伦。

陈心好似大明镜，万事万理无遁形。

张口默如磐，终日静沉沉，不叩永不鸣。

陈言利似刀，斩金截铁解纠纷，判析毫芒惊鬼神。

我思本混沌，资质亦鲁顿，自得二君后，神志渐清明。

性懒喜浅尝，不欲探幽深，切磋砥砺馀，勇气觉倍增。好友相挟持，欲罢也不能。

 

 

张荫麟看重他和贺麟的友情，但决不因对方是朋友就放弃或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争论起来，照样是锋芒毕露，寸步不让。1926年夏天，贺麟正准备赴美深造，一天晚上，他和张荫麟因某个问题意见不同争论了很久，结果是各执己见，不欢而散。贺麟担心此次争论或许会影响两人的交情，哪知隔了一日，张荫麟一大早给他送来了一首诗：

人生散与聚，有若风前絮。三载共晨昧，此乐胡能再。

世途各奔迈，远别何足悔。志合神相依，岂必聆馨欬。

折柳歌阳关，古人徒吁慨。而我犹随俗，赠言不厌剀。

毋为姁姁态，坚毅恒其德。君质是沉潜，立身期刚克。

温良益威重，可与履圣域。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

审问思辨行，四者虑缺一。愧缀陈腐语，不足壮行色。

 

贺麟一直珍藏着这首诗，而这首诗也见证了两人终生不渝的友谊。

在张荫麟，唇枪舌剑割不断友谊的纽带，深情厚谊也化不了学术的分歧。让友情归友情，让学术归学术，如此泾渭分明，足证张荫麟对学问的执著，对友人的真诚。而在常人看来，如此恪守原则，不善变通，恐怕也是一种“痴”吧。

 

张荫麟有海外留学的背景，有出类拔萃的学识，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轻而易举步入仕途的康庄大道。事实上，一位国民党高官有意将他引入政府的高层。但张荫麟看不惯官场的尔虞我诈，坚定地回绝了这位高官的美意。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绝大多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而张荫麟告别高官厚爵时，显得那么风轻云淡，自然而然。

远离灯红酒绿，固守青灯黄卷；无意飞黄腾达，甘作一介书生，在俗人眼中，张荫麟的选择当然是“痴”气大发，然而，正是这种“痴”显露了一个知识人应有的操守和良知。

 

张荫麟坚守书斋，但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热切地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官场腐败，他怒火填膺；社会混乱，他痛心疾首；黎民困苦，他忧心忡忡；民族未来，他牵肠挂肚。

张荫麟认为，开明政治只要做到八个字即可：任贤使能，赏功罚罪。而这八个字，又可浓缩一个“公”字。什么是公？把政事本身当作一目的，而不把他当作达到任何个人目的的手段，便是公。

对于政治的瘫痪，张荫麟“把脉”也相当精准：“什么是政治的瘫痪？上层的意思无法贯彻于下层；法令每经一度下行，便打一次折扣，甚则'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一切政治上的兴作和运动，有形式而无精神，多耗费而少功效；巨蠹重弊。在上的人知之甚明而不能禁，禁之甚严而不能绝，这便是政治的瘫痪。”

言简意赅，振聋发聩。

张荫麟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像一个高明的医生，总能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看到病根所在。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底层的艰辛与困苦，张荫麟像杜甫一样念兹在兹，忧心如焚。

张荫麟在《大公报》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关于改善士兵生活之建议》，文章中，他就如何改善穷苦士兵的生活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他还致信主编王芸生，说：“贵报迭次郑重提出改良士兵生活之问题，深获我心。弟向认此为当务最急之一，关系抗战根本，近九中全会召集在即，若贵报于此更作一系统之论列，以弟所知，党中敏识之士将有响应而采作提案者。诚因贵报之倡导，使此事得以实现，其造福国家民族以至数百万之战士，宁有涯量。”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虽为天才，张荫麟也不免为情所困，而且至死，恐怕也未能参透“情”之奥义。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荫麟结识了当时还是位学生的伦慧珠。对这位美丽纤弱多愁善感一如林黛玉的少女，张荫麟一见钟情。他火热的表白和急切的倾诉证明他不仅是名副其实的“书痴”，也是当之无愧的“情痴”。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伦女士回绝了他的一腔真情。怀揣一颗破碎的心，张荫麟踏上远赴美国的求学之旅。在异国苦读的岁月，伦慧珠的倩影会不时在张荫麟的脑海闪现。他忘不了自己的初恋，也不甘心这段感情就此结束，于是他再次以笔代舌，让绵绵的情话漂洋过海抵达伦慧珠的案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他一封封书信，如同一缕缕春风，吹开了伦慧珠禁锢的心扉，也催红了那枚名叫爱情的果实。四年留洋生活结束，当张荫麟乘坐的邮轮抵达香港时，伦女士亲自去接他。

沐浴在爱河中的张荫麟也有了几乎脱胎换骨的变化。

一次他和伦女士在北京游玩，中午如约赶至友人家。一向病弱的伦女士累坏了，到了友人家后几乎站立不稳。张荫麟赶忙掏出随身携带的药物，让伦女士服用。他照顾女友显露出的细腻与娴熟与昔日的粗心与笨拙形成鲜明对照。

他和伦女士很快走入婚姻的殿堂。倘若身处和平年代，这对郎才女貌本该过上安稳恬静的幸福生活。然而战乱却使张荫麟不得不抛妻别子远赴云南，任职于西南联大；妻子则带着孩子困守在老家东莞。

张荫麟从未想过要背叛妻子，也从未滋生过婚外寻情的念头，然而，在他和妻子分居的日子里，昆明的一位Y女士一直向他表示自己的倾慕。理智上，他能让这位知己的表白穿耳而过；感情上，他却不能将这个年轻的红颜拒之门外。他和她有了一段隐秘的恋情。他后来向好友贺麟坦白了这段恋情，声音颤抖，眼神迷离。他还特别告诉贺麟：“她早已订婚了，她的未婚夫在北平，我劝他回北平与他结婚。”

对于他的这段恋情，贺麟这样评价：“我知道他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我也知道他们两人间已有十年以上的友谊，他们之发生爱情是毫不足怪，异常自然的事。同时，凡是了解近代浪漫精神的人，都知道求爱与求真，殉情与殉道有同等的价值。我实在板不起面孔，用狭义的道德名词、世俗眼光来责备他，警告他，唤醒他迷恋女子的幻梦。”

也许为了弥补对妻子的愧疚，也许是想借助外力终止这段隐秘之恋，张荫麟致信妻子让她带孩子来昆明团聚。妻子带着孩子、母亲和一位亲戚来到昆明，一大家人十分热闹，张荫麟却失去了做学问必须的宁静。婚姻总是琐碎而庸常的。夫妇两人因各种琐事纷争不断。终于，在一次激烈口角之后，妻子一怒之下，带着老人和孩子回老家去了，而那位Y女士也迷途知返，去北京寻找自己的归宿。重新沦为孤家寡人的张荫麟，心绪之恶劣可想而知。昆明成了他的伤心地。不久，张荫麟也离开昆明去了贵州的遵义，任教于设在那里的浙江大学。

张荫麟对伦慧珠的爱是真诚而热烈的。只是在步入婚姻的围城后，他似乎还不愿从浪漫的云端回到务实的土地上。伦女士由恋爱中的“仙女”还原为婚姻中的“主妇”后，张荫麟也毫不遮拦地显露出大失所望。两地分居，让爱的风花雪月趁隙而入；不再完美的婚姻，则让这段隐秘之恋得以蔓延。

作为史学天才，遨游上下五千年，张荫麟手挥目送，应付裕如；面对小家庭，却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张荫麟将纷繁的历史梳理得井井有条，靠的是理性；而在处理婚恋时，他却完全感情用事，于是，婚姻之舟便穿行在惊涛骇浪中，随时有倾覆的可能。

到贵州后，张荫麟闭门思过，意识自己所犯的错，也认识到婚姻家庭的可贵，他再次致信妻子，请她原谅自己，带孩子来贵州团圆。妻子伦慧珠也舍不下对丈夫的爱，决定和丈夫和好。然而，老天却没给他们机会，不久，张荫麟被肾病夺去了生命，年仅37岁。夫妇俩重归于好重新开始的愿望，只能胎死腹中。张荫麟去世后，伦慧珠致信给贺麟，表达了她的悔恨与伤痛：

“……荫麟的死耗，我在廿七日《大公报》看到，当时晕过去有十多分钟。醒来后我希望这是一个梦。但可惜却是一个永远不能挽救的事实。它所给予我的悲哀与创痛，是在今生的任何事都不能填补的了。无论如何，在他的生前，我曾经爱过他，恨过他。爱虽曾一度消灭，但因他的一死，恨也随之而逝。到现在我依然爱他。”

伦女士后来为张荫麟守孝三年，足见她对张荫麟的爱浓烈而绵长。

 

作为早慧的天才，张荫麟对自己的学术使命早有谋划。留美期间，张荫麟给友人信中曾表达了他的志向：“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

张荫麟从事学术工作，往往准备充分，目的明确。因痛感中国历史教科书大多雷同而粗率，张荫麟决定着手写一部既具学术性也有可读性让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教材。作者动笔之前就明确了目标：“一、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二、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个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三、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

张荫麟这部呕心沥血之作，就是广受好评，畅销至今的《中国史纲》。

研究历史，光有才华是不够的，还必须下苦功。张荫麟读书之多，写作之勤，几无人能比。战争年代，生活环境恶劣，但他却以顽强的斗志，昂奋的精神投入到历史研究中。他曾这样激励友人：“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

对于从事教学与研究的人，张荫麟提出这样的要求：“夫生命之发皇无在而非创造，然艺术哲学之创造，以至事功上之创造，非人人时时所能为力也。有一种创造焉，为人人时时所能者，即以自我创造自我，由一切庸德之实践，以恢宏其人格，而宇宙亦以日新而日富，所谓成己而成物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是的，倘若教师与学者，不能“创造自我”，没有“恢宏人格”，又如何去教书育人，著书立说？

张荫麟身染重病后，仍旧苦读不休，而且读的还是艰涩深奥的学术著作。去世前不久，他还高声朗诵庄子的《秋水》，那琅琅的读书声，显露一股刚正之气，蕴含一团生命之光。

吴宓对中国学界只服两人，陈寅恪与钱钟书。他说，只有这两位是“人中之龙”，其他人不过尔尔。而在这两位“人中之龙”眼中，张荫麟才是真正的“龙”。

张荫麟去世后，陈寅恪以两首挽诗寄托自己的哀思：

 

其一

 

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曾用牍三千。

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

自序汪中疑太激，丛编劳格定能传。

孤舟南海风涛夜，追忆当时倍惘然。

 

其二

 

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

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

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

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

 

钱钟书也破例做了一首长诗回顾两人的交往，悼念这位史学英才：

 

清晨起读报，失声惊子死。

天翻大地覆，波云正谲诡。

绝知无佳讯，未忍置不视。

赫然阿堵中，子占一角纸。

大事记馀墨，为子书名字。

厥生固未荣，死哀斯亦止。

犹蒙稽古力，匪然胡及此。

吴先斋头饭，识子当时始。

南荒复再面，阔别遂万里。

赋诗久忆删，悲子亦不起。

夙昔矜气隆，齐名心勿喜。

舜钦负诗字，未屑梅周比。

时人那得知，语借颇中理。

忽焉今闻耗，增我哀时涕。

气类惜惺惺，量才抑末矣。

子学综以博，出入玄与史。

生前言考证，斤斤务求是。

乍死名乃讹，荫蔓订鱼豕。

翻成校雠资，待人辨疑似。

子道治子身，好还不少俟。

造化固好弄，非徒夺命尔。

吾徒甘殉学，吁嗟视此士。

龙场丞有言，吾与汝犹彼。

 

 

早在清华读书时，人们就把张荫麟、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凭张荫麟的天分和努力，假以时日，他取得的成就当不在陈寅恪、钱钟书之下，但无情的病魔却让这位年轻的大家赍志而殁，诚可谓“才如江海命如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