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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钱钟书的女儿被邻居骂“臭寡妇”，还被对方扇了一耳光。突然，61岁的杨绛，愤怒地跑上前和对方厮打起来。没想到，钱钟书见状，也抄起木棍冲了上去。 1973年寒冬的北京，干槐胡同，中国科学院宿舍楼里，发生了一件，让整个学术界哗然的事——民国才女杨绛，竟和邻居厮打在一起。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丈夫钱钟书，一看妻子占了下风，竟抄起木棍与邻居大打出手。这场邻里纠纷，最终以居委会上前制止而平息。 时间倒回到1969年，当时钱钟书所在的学部正在进行调整。组织上安排钱家从住了十余年的中关村宿舍搬出，与另外四户人家合住在干槐胡同的一栋宿舍楼里。 这套原本设计给一户人家居住的房子，现在要容纳五户，共二十多口人。最要命的是厨房——五家人共用一个不到十平米的狭小空间。每天早、中、晚，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各家主妇的埋怨声此起彼伏。 1972年，随着钱钟书从干校返京，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新搬来的邻居，林非夫妇也带着孩子入住，让本就拥挤的空间更加捉襟见肘。 据当时同住该楼的另一位邻居回忆：'钱家习惯在下午三点做饭，这个时间其他家都在午休。他们家的煤炉经常占着最好的位置。' 邻居林非夫人肖凤，在后来的文章中控诉：“钱瑗经常把我们的锅挪开，有次还故意打翻了我们刚熬好的粥。” 杨绛在回忆录中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版本：'他们（林非家）的孩子总在楼道里踢球，有次把我们的暖水瓶撞碎了。肖凤不仅不道歉，反而说我们东西放得不是地方。” 这种鸡毛蒜皮的摩擦日积月累，矛盾越来越深。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1973年11月那天。 关于这场冲突的具体经过，双方说法截然不同。据杨绛后来在报刊上的描述是这样的： 女儿钱瑗请了个陈姓保姆，帮着洗衣服，邻居肖凤非要让保姆，先给她家洗不可。钱瑗不同意，说: “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吧。”谁知，肖凤出口骂钱瑗“臭寡妇”，（钱瑗的丈夫王德一是自杀而亡）而且还狠狠地扇她一巴掌。 杨绛护女心切，跑上前就和对方厮打起来。本来杨绛身小力薄，就不是肖凤的对手！没想到，肖凤的丈夫林非也上来参战。眼见妻子吃了亏，这时，钱钟书提起木棍上阵，引发了两对夫妻大战。 而肖凤的描述是： 那天早上，她正在做早饭，钱瑗进来后故意撞了她一下。两人发生口角后，钱钟书突然冲进来，抄起一根木棍就朝肖凤头上打去。杨绛随后加入，用扫帚击打肖凤背部。当丈夫林非闻声赶来时，钱钟书又转而攻击他。 林非被一根大棒毒打，她自己的手指也被杨绛咬得鲜血淋漓。钱钟书殴打时用力极狠，手中的大棒当即断成两截。 杨绛在《干校六记》补遗中写道：“那日清晨，肖凤无故辱骂阿瑗，还先动手扯她头发。钟书出来劝架，反被林非推倒在地。我们只是自卫。” 钱瑗后来对友人提及此事时说：“林非拿着铁锹要打我父亲，我母亲是用身体挡在前面的”。 后来，是钱瑗带着居委会工作人员，来阻止了这场闹剧。剧介入调解的居委会主任王淑芬回忆：“两家都挂了彩，钱先生眼镜碎了，林先生胳膊确实骨折了。但谁先动的手，真的说不清。” 现场确实留下了血迹和一根断成两截的木棍。 其实，林非也是文人中的佼佼者，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对学术颇有研究。 钱钟书，被人们誉为“博学鸿儒”、“文化昆仑”，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钱”。 他的妻子杨绛曾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事件发生后，学部领导不得不出面调解。由于双方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加上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他们没有求助警察处理。 钱家被要求写检讨，但据杨绛回忆：“我们只写了对发生的不愉快事件表示遗憾，坚决不承认过错。”而林非家则搬到了另一栋宿舍，两家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有趣的是，这场纠纷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引发热议。有人调侃：“没想到写《围城》的钱先生，自己先攻出了'城’。” 也有人感叹：“这年头，斯文真的扫地了。” 钱钟书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可是该有的体面与涵养也不能丢掉，他曾经评价自己这件错事，感叹道：“和什么人在一起，就会堕落到什么水平。” 抛开学术光环，钱钟书在这场纠纷中展现的是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他的学生、北京大学某教授回忆：“钱先生后来很少提及此事，只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失态的时刻。”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蓝棣之说：“我们习惯将大学者神化，但钱杨也是血肉之躯。在极端恶劣的居住环境下，再高尚的人也难免失态。” 两家人究竟谁先动手，真相或许永远无法还原，但这场纠纷留下的最大启示是：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空间，才是滋养文明与体面的土壤。当人的基本尊严都难以维护时，要求他们始终保持'大家风范'，本身就是一种苛求。 大家怎么看？欢迎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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