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鲁迅日记》中可以查到，从1926年到1935年，陈望道和鲁迅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共有70多次，这些记载充分反映出他们为保卫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为反对和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在同一条战线上冲锋陷阵，并肩战斗，并在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陈望道（1891年1月-1977年10月），原名参一，字任重，笔名佛突、雪帆、晓风、张华等。生于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农家。是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驱，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教育家和语言学家。早年就读于金华中学。1915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19年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后又返回故乡，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本。1920年5月前往上海，任《新青年》编辑，又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酝酿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与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后因与陈独秀发生矛盾而退党。此后在复旦大学任教，研究文法修辞学，著有《修辞学发凡》《美学概论》等，并倡导大众语运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任复旦大学校长，并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四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二、四届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1957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病逝，享年87岁。著作编入《陈望道全集》。 初遇：《共产党宣言》结下的缘分 据陈望道回忆，他和鲁迅的交往，早在1920年开始，那时他正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传布，当时报纸上已刊有马克思、恩格斯所著《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章节和片段，但却没有一个人用全中文把它介绍到中国来。《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内容博大精深，表述文采飞扬，要把这些都通过中文确切地传达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了专心致志地翻译好这部经典著作，陈望道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他依据陈独秀提供的北大图书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和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迎难而进，足不出户，夜以继日地译书，经历了一个个苦苦攻关的日日夜夜，终于在1920年4月底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工作。 1920年5月，陈望道接到了《星期评论》社电报，邀请他赴上海任该社的编辑。他把译稿连同日文、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独秀校订，最后自己再改定。同年8月，《共产党宣言》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此书一出版，就在社会上尤其是文化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欢迎，后来又一次一次地再版重印，成为当时国内流传最广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它的刊行，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促进当时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陈望道特地把这本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寄给周作人，请周作人转赠给鲁迅并附一信说：“自经杭州一师的那场风潮（1920 年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反对封建教育的学生运动，因校长经亨颐支持新文化遭当局反对引发罢课，陈望道作为教师代表积极参与）以后，受到了一次很大的锻炼和启发。一师事件胜利结束后，经子渊校长离职，望道为了表示跟经校长同进退，也自动离职，回到浙江省义乌县分水塘村去潜心研究新思潮，试译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因为看到《新潮》上鲁迅的意见，对于鲁迅主张'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的意见表示赞同，所以特把这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寄赠请求指正。”（余延石：《鲁迅和<共产党宣言>》，《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299页）这也是陈望道跟鲁迅书信来往的开始。周作人晚年回忆，收到宣言译本的当天，鲁迅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说：“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我看望道这个人就比北京那些吃'五四’饭的人要强得多，他是真正肯为大家着想的。”（余延石：《鲁迅和<共产党宣言>》，《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300页）后来鲁迅给陈望道写了封回信，并把自己翻译的刚出版的《域外小说集》通过周作人寄赠给陈望道作为答谢。 同年，陈望道参加创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任该会机关刊物《新青年》编辑，陈望道去信北京向鲁迅约稿，鲁迅不久便寄来了一篇批判反动封建势力复辟活动的小说《风波》，刊登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上。 1926年8月，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途经上海，暂居孟渊旅社，郑振铎代表文学研究会同仁，在消闲别墅设宴，为鲁迅接风送行。陈望道也参加了这次宴会，这是他们首次会面。宴会散席后，谈兴未尽，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章锡琛等四位浙江同乡，又一直把鲁迅送到孟渊旅社并彻夜长谈。 携手：为革命发声的几次演讲 鲁迅和陈望道更亲密的交往是在鲁迅由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以后。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离开广州抵达上海。10月8日迁入景云里居住。此时，陈望道一边在复旦大学教书，一边与友人致力于筹建大江书铺，出版进步书籍，推动左翼文艺运动。大江书铺与景云里离得很近，这样，也就方便和密切了陈望道与鲁迅的联系和交往。  鲁迅定居上海后，1927年和1928年曾两次应陈望道的邀请，到他任教的复旦大学及其附属实验中学演讲。陈望道当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及复旦附属江湾实验中学校长。《鲁迅日记》记载：“十月三十一日：夜陈望道君来，约往复旦大学讲演。”这是陈望道来邀请鲁迅讲演并预约讲演日期的。《鲁迅日记》记载：“十一月二日：午蔡毓聪、马凡鸟来，邀往复旦大学演讲，午后去讲一小时。”这是复旦大学学生蔡毓聪、马凡鸟来接鲁迅到复旦大学演讲的，讲堂设在简公堂一楼，演讲内容为有关革命文学问题。次年5月，陈望道又代表复旦实验中学全体师生，邀请鲁迅到该校讲演。《鲁迅日记》记载：五月十五日：“午后……陈望道来，同往江湾实验中学校讲演一小时，题目《老而不死论》。”陈望道在晚年回忆这两次讲演的情况时说：“那时，文化教育界的黑暗势力极为猖狂，不但对于'五四’以后宣传的马列主义思想进行'围剿’，就是对于'五四’以后盛行的白话文也十分仇视，企图加以消灭。当时复旦大学和江湾实验中学的进步师生为了在同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得到指导和支持，就由我去邀请鲁迅先生作演讲。演讲就是在复旦大学现在的六百号大楼中举行的。……我记得，当时鲁迅先生的演讲极有声势，他幽默而泼辣地指斥当时的黑暗势力。每当讲到得意处，他就仰天大笑，听讲的人也都跟着大笑，那满屋的大笑声直震荡了黑暗势力的神经，给复旦和实验中学的广大师生以有力的声援和激励。”（陈望道：《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陈望道全集》第六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56-257页）  1928年，地下党创办的上海艺术大学被查封。于是，地下党又接手经办了一所中华艺术大学。1929年秋，陈望道出任中华艺术大学（简称中华艺大）校长一职。陈望道主持中华艺大，正像他在上海大学一样，鼓励师生关注社会现实，到工厂中去，到群众中去开展活动。这样，艺大就吸引不少进步师生和左翼文化人士，成为他们活动的一个中心场所。陈望道作为艺大校长，于1930年2月、3月间曾三次邀请鲁迅到校讲演。鲁迅对于陈望道主持中华艺大是热情支持的。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大会假座中华艺大召开，鲁迅在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著名演讲，鲁迅还被选为“左联”常务委员。 共进：筹建大江书铺作文化阵地 1928年9月，陈望道和汪馥泉、施存统、冯三昧集资筹办了一个书店—大江书铺，作为一个可以出书籍、办报刊的阵地，以组织作者队伍，团结读者群众，并希望通过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去推动当时正在逐步形成的左翼文艺运动。该书铺主要出版社会科学、文艺类书籍及《大江月刊》《文艺研究》等刊物。 大江书铺开张之初，开始编辑出版《大江月刊》，不久陈望道来向鲁迅约稿。鲁迅当时虽然自己主编《语丝》和《奔流》，工作十分繁忙，但积极支持陈望道的工作，尽力满足陈望道的要求。《大江月刊》虽然只出了3期，但每期都有鲁迅的文章。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鲁迅翻译的法国菲利普的小说《捕狮》，在11月号上，又刊出鲁迅翻译的日本片上伸的论文《北欧文学的原理》和鲁迅写的文章《关于“粗人”》。  1929年初，陈望道为了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决定大江书铺出版两套科学文艺理论丛书，一套叫《文艺理论小丛书》，另一套叫《艺术理论丛书》。编辑丛书时，陈望道向鲁迅约稿，鲁迅都给予大力支持，为《文艺理论小丛书》翻译了日本片上伸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为《艺术理论丛书》翻译了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书是由日文本转译的，他采取直译的方法，态度极其慎重、认真和精心，鲁迅还为此书写了序言，并对原作者的生平与著作做了简单的介绍，指出文艺要以现实为基础，而非空喊口号。 这两部书先后由大江书铺于1929年4月和6月出版，为传播马克思文艺理论、丰富科学文艺理论宝库作出了贡献。陈望道后来回忆道：“我在大江书铺当编辑时曾请鲁迅翻译文艺理论，并鼓励他多多译作。记得鲁迅当时著作和翻译的态度非常认真，他当时是采取一种直译的方法。我和鲁迅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鲁迅批评创造社时，我是站在鲁迅一边的，并勉励他译下去，肯定会译得比创造社好。鲁迅给大江书铺的稿子，都经我看过。”（陈光磊、陈振新：《追望大道》，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48页） 1930年春，为了进一步宣传科学文艺理论，大江书铺决定创刊《文艺研究》季刊，计划把它办成介绍经典性文艺理论的刊物。筹备期间，2月1日由陈望道邀请鲁迅、冯雪峰、夏衍、冯三昧、傅东华、施复亮（施存统）、郭昭熙等在新雅茶店夜饭，请大家对《文艺研究》的创刊提出希望和要求。这天是鲁迅和冯雪峰一起去的。7天后，鲁迅就为《文艺研究》写了发刊词《文艺研究例言》八条。在《例言》中申明了《文艺研究》的方向和任务、宗旨和目的，并作为发刊词发表于创刊号。鲁迅除在这一期上自己翻译了苏联普列汉诺夫的《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的第一章外，还积极为刊物组稿、审稿。《鲁迅日记》4月25日所记：“夜阅《文艺研究》第一期原稿讫”即为此事。鲁迅在《文艺研究》中的地位实际是不挂名的总编。由于这个刊物创刊号发表了具有鲜明无产阶级立场的文艺理论译作，仅出了一期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了。  大江书铺创办以来，以出版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介绍先进的文艺理论等特点活跃在上海的出版业中，成为推动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据点。许多著名作家的优秀文艺创作大都是在大江书铺出版发行的，如茅盾创作的《宿莽》《野蔷薇》、丁玲的《韦护》、傅东华的《两个青年的悲剧》，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夏衍翻译的高尔基的《母亲》等。该书铺因从事进步出版事业而遭国民党当局压迫，1934年2月国民党当局查禁的149种书目中，该书铺所出鲁迅译本三种及陈望道、茅盾、丁玲、冯雪峰著译八种均被列入。 反击：创办《太白》半月刊吹响革命号角 1934年9月，陈望道在鲁迅的支持下，创办了《太白》半月刊，这是实践大众语的刊物，它与林语堂等人鼓吹所谓“幽默”“性灵”的“闲适文学”、提倡半文不白的语录体而开办的《论语》《人世间》等杂志相抗衡，用战斗的小品文（即杂文）去揭露和批判当时黑暗的现实。 陈望道在筹备杂志期间，首先征求了鲁迅的意见，得到了鲁迅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在筹备过程中，首先是起名问题，当时陈望道拟了几个名称，和鲁迅商量。其中一个名称叫“太白”，陈望道就将起名“太白”的含义讲给鲁迅听，说是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太白”就是白而又白，比白话文还要白，提倡更加接近民众的大众语；二是“太白”两字笔画简单明了，合起来不满十画，易识易写，便于杂志的普及；三是“太白”即是黎明前后出现于东方天空的金星，中国传统称为启明星，又叫太白星，寓指当时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意在鼓励人们为迎接胜利的曙光而战斗！鲁迅听了陈望道的这一番解释，回答说：“我赞成用'太白’，但这其中的意思只能我们自己圈里的人知道，不能对外界讲，防备被审查委员会的老爷们听了去。”陈望道还同鲁迅商定：杂志的刊头不请人题字，就从字帖中择取“太”“白”两字就行了。 陈望道还邀请鲁迅为《太白》杂志的编委，但鲁迅却提出了一个想法。据陈望道回忆：“根据当时的斗争的条件和需要，鲁迅先生提出在《太白》编辑委员的名单中他不要公开列名。正是遵从了先生的意见，在《太白》杂志刊登的编辑委员的名单中也就没有公开列出他的名字。”（陈望道：《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陈望道全集》第六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58页）鲁迅在1934年8月13日给曹聚仁信中也谈到过不当编委的意思：“办小刊物，我的意见是不要贴大广告，却不妨卖好货色，编辑要独裁，'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无水吃’，是中国人的老毛病，而这回却有了两种上述的病根，书坊老板代编辑打算盘，道不同，必无是处，将来大约不容易办。但是，我说过做文章，文章当然是做的。”（《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5页）虽然后来为了尊重鲁迅的意见，在发表出来的编委名单中没有鲁迅的名字，但有关重要事宜的讨论，都事先和鲁迅商量，接受鲁迅的领导和指示。 《太白》在当时文坛上真是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它刚健、清新、泼辣，有创造。倡导语文改革，推动手头字（简体字），开辟专登短小精悍讽刺文字的“掂斤簸两”，首倡“科学小品”，都是开创新之风的。 鲁迅对《太白》的关心支持，大大超过了对一般文学杂志的支持，成为《太白》的不挂名的编委、实际的顾问、主要的撰稿人。在《太白》成立至终刊的一年时间里，共出两卷二十四期，鲁迅经常变换笔名供稿，先后用公汗、黄棘、长庚、且介等笔名为《太白》撰写了《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杂文23篇，还为《太白》杂志纪念特辑《小品文和漫画》写了《漫谈“漫画”》《漫画而又漫画》两篇文章。《太白》对鲁迅来稿的处理特别慎重，从不积压，总是优先刊用。鲁迅除了自己为《太白》积极撰稿外，还热情为《太白》介绍青年作家的作品。《鲁迅日记》1935年2月8日和7月2日所记：“寄陈望道信并悄吟稿一篇。”“上午寄陈望道信并稿两篇，又悄吟稿一篇。”“悄吟”就是萧红，这就是后来发表于一卷十二期和二卷十期上的萧红《小六》和《三个无聊人》，发表于二卷二期上的萧军的《一只小羊》，也是由鲁迅推荐的。另外为了使《太白》图文并茂，鲁迅在1934年11月6日给陈望道寄去了“漫画六种”。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的德国巴伊尔作《品行不端》和第一卷第六期上发表的德国巴台曼作《冲破了界线—或是忘记了身份》等漫画，就是从这六种中选用的。 鲁迅和茅盾等人在《太白》处境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有力地支持他，投稿也越多，有时一期多至4篇。鲁迅对陈望道办的《太白》也很满意，他在1935年2月14日给吴渤的信中曾说：“上海有官立的书报审查处，凡较好的作品，一定不准出版，所以出版界都是死气沉沉的。杂志上也很难说话，现惟《太白》《读书生活》《新生》三种，尚可观，而被压迫也最甚。”虽然《太白》也终于在国民党的“最甚”的“压迫”中被迫停刊，但表现于鲁迅和陈望道共同和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战斗中结下的革命的战斗友谊却更加深厚。 胡愈之在1979年为《陈望道文集》所作的序言中说：“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的黑暗日子里，陈望道同志组织了一支反文化'围剿’的别动队，这就是大众语运动和他所主编的《太白》。大众语运动主要是为了抵制当时文言文复辟的逆流，也为后来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开辟了道路。《太白》对于胡适、林语堂之流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给以有力的打击。正是在这一时期，陈望道同志和鲁迅在同一战线上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在三十年代文化'围剿’和反'围剿’的搏斗中，国民党反动派终于'一败涂地’，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陈望道同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胡愈之：《<陈望道文集>序》，《陈望道文集》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4页）  编辑｜郭小丽 责编｜王媛媛 编审｜项东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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