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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曾国藩的成功秘诀...

 昵称32229807 2025-05-14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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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湘文化的发展,有学者认为经历了四个阶段:

南宋时期的第一次大融合形成了古代湖湘文化;

 洋务运动时期的第二次大融合,使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文化兴盛于一时;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第三次大融合,使湖南省风气大开;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四次大融合,是湖湘文化发挥巨大社会功能的时期。

近代湘军的崛起,堪称湖湘文化重要的发展阶段,湘军深远的影响成为弘扬湖湘文化的动力。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传承起了重大作用。




讲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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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叶惠,湖南湘乡人,中国作协会员,原湘乡市、韶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二级巡视员。在《诗刊》《中国文化报》《湖南文学》《四川文学》等十多家省级以上公开报刊发表诗歌200余首。发表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30余万字。诗歌作品入选《中国新诗选》《中国乡村诗选》《湖南诗歌年选》等多种选本。诗歌集《梦乡的通行证》为湖南省作协重点扶持出版,获湘潭市文艺创作成果奖。出版有文学作品集《树林》、诗歌集《梦乡的通行证》、古体诗集《平易行吟》,与人合著《曾国藩生平事迹》《法律人的诗》《湘乡之韵》,主编《建筑湘军》《湘乡名人道德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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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成功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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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娄底湘乡县荷叶塘人,出身小地主家庭,中等身材,其貌不扬,智商并不高。但是,这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读书人创造了奇迹,让世人对他刮目相看。

中国古代知识份子追求三不朽的境界。何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曾国藩在这三方面的成就可谓出类拔萃。

他的学术成果令人折服。现在整理出来的曾国藩的文章有2500余万字,从他二十八岁中进士算起,六十一岁过世,33年间平均每天写2200字,其中有十五六年是在打仗。他是桐城派古文湘乡文派的代表,宋诗运动的领袖,他的书法独树一帜,享誉土林。他融汇优秀传统思想,注重义理经济之学,成为当时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

他的事功令人信服。他创立湘军,身经百战,力挽狂澜,平定了太平天国,奠定了平捻基础。大力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发展实业,兴起洋务运动,造就了“晚清中兴”的局面。

他的人品使人敬服。无论时人还是后人对他的评价都很高。梁启超说他是古今完人。蒋介石说他“足为吾人之师资”。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曾国藩及湘军的崛起,造就了湖南人才辈出的盛况,使湖湘文化大放光芒,改变了近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

曾国藩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呢?现在研究曾国藩成功学的文章著作不少。有的学者这方面的书印了一本又一本。依我看,探讨曾国藩的成功之道不如化繁为简。我认为他的秘诀是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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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诀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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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诚”,忠诚,诚恳,诚信,诚心诚意的诚。儒家学说非常重视“诚”,认为诚乃圣人之本。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由此可见,诚是起点,是根本,也是落脚点。我读曾公的文章、书信、日记,发现他将诚归结为三个方面:血诚,拙诚,朴诚。

血诚——一般用来指对皇帝国家的态度,就是忠心,愿意付出一切甚至生命,在关键时候不怕死,舍身成仁,在所不惜。他在靖港战败后写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虽经战败,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

拙诚——是指对事的态度,实心实意,不投机,不取巧,看似笨拙,但只要坚持下去,必有所成。“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里写道:“君子之道莫大于以忠诚为天下倡,吾乡数君子之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勘大乱者,非诚且拙之效与?”他经常跟部属讲,做事要吃得苦,耐得烦,挺得住,“打落牙齿和血吞”。

朴诚——一般指对人的态度,一心一意,不计较,不埋怨,不报复,始终保持诚心对人。

曾国藩对事业的执着,对他人的真心,吸引了一大批人才来到他的旗下。对这些人,他悉心栽培。每次打完仗,他都积极保举,把功劳分给大家,自己从不居功自傲。很多人原来寂寂无名,不过几年即成为方面大员,名扬天下,如塔齐布、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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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诚是如何练成的?

首先,他服膺儒家学说,把以诚为本作为人生信条。他强调凡事须以诚为先,做人须诚,做事须诚。他把诚、敬、勤、静、恒作为座后铭,可以看出,这五个字,诚是根本,后面四字是由诚生发出来的。

其次,他苦心精惨,渐臻佳境。为了克服心中的欲念和杂念,他在京时向理学大师倭仁学习做日课,每天把错事欲念记下来,定期总结,决意根冶。为了磨炼意志,专心向学,他下定决心做到三戒,即戒烟、戒围棋、戒忮求之心。功夫不负苦心人,他在京声名鹊起,以礼部侍郎兼任吏兵工刑四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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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诀二、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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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恕,宽厚,谦虚,退让,大度包容。曾国藩非常重视行恕道,他说,“善莫大于恕”,“恕致祥”。从他处理左宗棠、李元度等人的关系来看,能恕常人所不能恕之事,恕常人听不能恕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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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左宗棠

曾国藩对左宗棠有救命之恩、提拔之德、眷顾之情。但左宗棠不仅不领情,反而处处跟曾国藩兄弟为难。曾国藩总是能够以宽容之心对待,从没说过左的不是。或许是曾国藩的恕道触动了左宗棠,曾国藩逝世的时候,左宗棠送来的挽联上写道:“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他终于低下高昂的头,表达了对曾国藩的敬仰之情。后来,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如曾纪泽、曾纪鸿等人都照顾有加。这就是大德化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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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李元度

曾国藩和李元度是莫逆之交,曾国藩经历靖港、九江和樟镇三次兵败,都得李元度解救,被曾国藩称为“三不忘”。

李元度不甘心只当幕僚,多次主动请缨作战,先后造成徽州失守、浙江战场失利,最后转投到曾国藩政敌王有龄的阵营中。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被曾国藩先后三次参奏,名誉扫地,最终被罢职回老家。

曾国藩为此很内疚,一段时间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三次向皇帝奏请起复李元度,并深深自责,认为“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惟战阵非其所长”,是自己“用违其材,致令身名俱裂”。曾国藩还想方设法与李元度结为儿女亲家。

曾国藩辞世,李元度写了12首诗以寄悼念,在祭文中感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公。”公,指曾国藩。

纵观曾国藩一生,他与很多人有过矛盾,也提议罢免过很多人,但是他从未与人有私仇。曾国藩的恕道为何能达到如此化境?究其原因有三点:

一是曾国藩对人生的局限性,对自己的不足有清醒的认识。他是理学大师,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能把高深的道理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跟工作、生活结合起来。他说: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

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

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

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

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他强调,人要常怀愧对之心。“常怀愧对之心,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他在家书里殷切教导诸弟:

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

君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君;

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

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

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处处皆有善气相逢。

但觉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啬,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

曾国藩这段话表明:做人懂得感恩是何等的重要!要有宽容之心,不要有怨气。

第二个原因是在方法上推己及人。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曾国藩阐发道说:“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常用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恕则凡事留余地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

第三个原因是“变”。在1856年以前,由于曾国藩性格中的执拗,眼里容不得砂子,不平则呜,得失了不少人,动则得咎。1857年2月他奔父丧,居家期间深入领悟黄老之学,深自反省,吸取教训。复出以后,他一改过去过于执着、难容于物的毛病,更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虚怀若谷,成人之美,实现了在待人处事上的华丽转身。

曾国藩的诚恕并不是无原则的。他的原则是儒家理念和朝廷纲纪。谁违反了,就是是皇帝也敢骂,至交也必参。

诚,恕,简单而又重要,要真正做到却是非常的难。曾国藩循诚行恕达到了我们大多数人都难以达到的高度,因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情商比智商更重要。曾国藩的实践告诉我们,在诚恕方面,行一分有一分的成效,若行十分,则近于完人。践行诚恕,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教益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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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来源:深圳市湖南湘乡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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