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3年，30岁梁启超和王桂荃行房。房事过后，梁启超却说：“我主张一夫一妻，你只能是丫鬟，就算你生了孩子，母亲仍旧是李蕙仙，你没有资格！” 1903年深秋的北京城飘着细雨，梁启超站在书房窗前望着院子里扫地的姑娘。 这个叫来喜的丫头跟着李家小姐嫁进梁家已经十二年了，当年梳着双丫髻的小丫头如今出落得亭亭玉立，正弯腰收拾着被雨水打湿的落叶。 他想起前些天妻子李蕙仙拉着他的手说的话："咱们家该添些新丁了。" 这事儿说来话长，十多年前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带着家眷东躲西藏，好不容易在日本安顿下来。李蕙仙跟着丈夫颠沛流离，原本丰润的脸颊瘦得只剩巴掌大。 等到世道太平些，她给梁家生了两个儿子，可身子骨彻底垮了，三天两头咳血。 眼看着丈夫天天在外头忙活维新事业，家里冷锅冷灶的，她就从娘家带来的陪嫁丫头里挑了最机灵的来喜改名叫王桂荃，留在身边使唤。 要说这王桂荃真是把好手，白天伺候太太喝药，晚上给少爷们缝补衣裳，灶台上熬着小米粥，手里还能纳鞋底。 梁家上下二十多口人的吃喝拉撒，全凭她一人张罗。 有次李蕙仙半夜犯心口疼，外头下着瓢泼大雨，这姑娘愣是摸黑跑了三条街请来大夫。自打那以后，李蕙仙就把她当亲妹子看待。 可日子久了，李蕙仙心里头总压着块大石头。 梁家虽说有两个儿子，但在那个讲究多子多福的年月，终究显得单薄。 更别说梁启超整天在外头鼓吹新思想，说什么"一夫一妻制才是文明社会的根基"，报上登的演讲文章铺天盖地。 李蕙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望着窗户外头扫院子的王桂荃，心里头渐渐有了主意。 那天晚饭后，李蕙仙把丈夫叫到里屋。 油灯把她的影子投在纸窗上，像片摇摇欲坠的枯叶。 她拉着梁启超的手说："咱们得给梁家开枝散叶，你看桂荃这丫头怎么样？"梁启超手里的茶碗"咣当"一声磕在桌面上，溅出的茶水在青布衫上洇开深色痕迹。 要说梁启超是真为难，他主编的《新民丛报》上个月刚登了篇《论婚姻制度改良》，白纸黑字写着要破除纳妾陋习。 可转头看看病榻上的妻子，再想想梁家冷清的门庭，到嘴边的大道理全化作了叹息。 最后夫妻俩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宿，定下个折中的法子——王桂荃可以生养，但名分上还是使唤丫头，孩子们都得认李蕙仙作嫡母。 这事儿传到王桂荃耳朵里时，她正在井台边搓洗衣裳。 搓衣板在青石板上磨得"咯吱"响，皂角泡沫顺着指缝往下淌。 她低着头没说话，耳朵尖红得能滴出血来。 打那天起，她照旧天不亮就起来生火做饭，只是偶尔经过书房时，会偷偷瞄一眼伏案写文章的梁启超。 转过年来开春，王桂荃怀上了头胎。李蕙仙特意吩咐厨房每天炖鸡汤，自己却躲在房里抹眼泪。 梁启超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书房里的灯常常亮到后半夜。 倒是最该发愁的王桂荃跟没事人似的，挺着肚子照样忙里忙外，有次踩着凳子晾被单差点摔着，把全家老小吓出一身冷汗。 等到孩子呱呱落地，李蕙仙抱着襁褓里的婴儿舍不得撒手。 王桂荃躺在偏房的硬板床上，听着正屋传来的笑声，咬着被角把眼泪憋回去。 月子里该喝的红糖水，她偷偷兑了半碗给大少爷补身子。 这事儿后来被厨娘说漏了嘴，李蕙仙气得直拍桌子，转头却把自己陪嫁的玉镯子套在了王桂荃手腕上。 往后的十几年里，王桂荃又给梁家添了六个孩子。 每回临盆前夜，她都把孩子们第二天的衣裳叠得整整齐齐，灶上煨好米粥才敢躺下。 梁启超的头发渐渐白了，演讲稿里关于婚姻制度的内容却再没更新过。 有次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台下有学生问起这事，他摸着胡子说了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等到李蕙仙和梁启超相继过世，梁家九个孩子全落在了王桂荃肩上。 那会儿世道乱得很，米价天天往上涨。 她把值钱的嫁妆一件件送进当铺，自己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衫，愣是把孩子们都送进了学堂。 三更半夜油灯下纳鞋底，手指头被针扎得满是血点子，第二天照样乐呵呵地给孩子们烙糖饼。 后来几个孩子陆续出了国，有的成了建筑学家，有的当了火箭专家。 每年清明节，天南海北的梁家子孙都会回到北京西山，安安静静站在王桂荃的墓碑前。 碑文上没写"梁夫人"，只刻着"王桂荃"三个字，倒是坟头总摆着最新鲜的瓜果点心——都是孩子们记得她生前最爱吃的零嘴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