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曾国藩收到圣旨的前几天，他还在写信给曾国荃： “沅甫九弟左右： 正七归，接一信。启五等归，又接一信。正七以疟，故不能遽回营。启五求于尝新后始去。兹另遣人送信至营，以慰远廑。 三代祠堂或分或合，或在新宅，或另立规模，统俟弟复吉后归家料理。造祠之法，亦听弟与诸弟为之。落成后，我作一碑而已。看地之事，宽十现在代觅，冒暑裹粮，一出动十日半月，又不取我家盘缠，颇为可感。惟吉壤难得，即仅图五患之免，亦不易易。余意欲王父母、父母改葬后，将神道碑立毕，然后或出或处，乃可惟余所欲。”（《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 257·致沅弟》） 曾国藩此时似乎已经猜到自己马上复出，将三代祠堂的事情，提前交给曾国荃，委托他在吉安克复之后，即回家料理。自己也在为复出做准备，“或出或处，乃可惟余所欲。” “目下在家，意绪极不佳。回思往事，无一不渐愧，无一不褊浅（ biǎn qiǎn，狭隘短浅）。幸弟去秋一出，而江西、湖南物望颇隆，家声将替，自弟振之，兹可欣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望弟慎之又慎，总以克终为贵。”（同上）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诗经·大雅·荡》。意为：凡事都有开始，但很少有人能坚持到最后。其核心是强调持之以恒的艰难和善始善终的可贵。 “家中四宅，大小平安。二十三、四大水，县城、永丰受害颇甚，我境幸平安无恙。闻季洪有油在永丰，亦已被淹，渠信未详也。澄弟以三十日赴永丰，因修丞署及蝗虫事。 弟寄归之书，皆善本。《林氏续选古文雅正》，虽向不知名，亦通才也。如有《大学衍义》、《衍义补》二书可买者，望买之。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柢。如'两通’杜氏《通典》，马氏《通考》、'两衍义’及本朝'两通’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皆萃《六经》读史之精，该内圣外王之要。若能熟读此六书，或熟其一二，即为有本有末之学。家中现有'四通’，而无'两衍义’，祈弟留心。 弟目下在营不可看书，致荒废正务。正气炎热，精神有限，宜全用于营事中也。 余近作《宾兴堂记》，抄稿寄阅。久荒笔墨，但有间架，全无精意，愧甚愧甚。顺问近好。 兄国藩手草”（同上） 《大学衍义》是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创作的政治哲学类著作，共43卷，成书于绍定二年（1229年）。该作品内容丰富，有发挥格物、诚意、致知、修身、正心、齐家诸义等。为研究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司法、教育、军事发展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收藏于南京图书馆。 我们来看一下其序言： “臣始读《大学》一书，见其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后有伦，盖尝抚卷三叹，曰：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 既又考观在昔之帝王之治，未有不本诸身，而达之天下者。然后知此书所陈，实百圣传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 三代而下，此学失传。其书虽存，概以传记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独唐韩愈、李翱尝举其说，见于《原道》、《复性》之篇，而立朝论议，而弗之及。盖自秦汉以后，尊信此书者，惟愈及翱，而亦不知为圣学之渊源，治道之根柢也，况其他乎？ 臣尝妄谓《大学》一书，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则必治；违之，则必乱。近世大仁朱熹，尝为章句，或问以析其义。宁皇之初，侍经帷又尝以此书进讲。愿治之君，倘取其书玩而绎之，则凡帝王为治之序，为学之本，洞然于胸次矣。 臣不佞，窃臣思所以羽翼是书者，故剟取（duōqǔ，摘取、选取）经文二百有五字，载于是编，而先之以尧典、皋谟、伊训，与思齐之诗，家人之卦者，见前圣之规模，不异乎此也。继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扬雄、周敦颐之说者，见后贤之议论，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论帝王之序 尧、舜、禹、汤、文、武之学，纯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学，庶几乎此者也；汉、唐贤君之所谓学，已不能无悖乎此矣；而汉孝元以下数君之学，或以技艺，或以文辞，则甚谬乎此者也。以上论帝王为学之本 上下数千年间，治乱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断然以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虽然人君之学必知其要，然后有以为用力之地。 盖明道术，辨人材，审治体，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术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伦之正；曰吾道异端之分；曰王道霸术之异。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圣贤观人之法；曰帝王 知人之事；曰奸雄窃国之术；曰𪫺邪罔上之情。审治体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后之分；曰义利重轻之别。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灵向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实。 崇敬畏，戒逸欲者，诚意、正心之要也。 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临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规儆箴戒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沉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盘游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总论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 谨言行，正威仪者，修身之要也。二事无其目 重妃匹，严内治，定国本，教戚属者，齐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谨选立之道；曰赖规儆之福；曰明嫡媵之辨；曰惩废夺之失。严内治之目有四：曰宫闱内外之分；曰宫闱预政之戒；曰内臣忠谨之福；曰内臣预政之祸。定国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计宜早；曰谕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废夺之失宜监。教戚属之目有二：曰外家谦谨之福；曰外家骄溢之祸。 四者之道得，则治国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条之中，首以圣贤之明训，参以前古之事迹，得失之鉴，炳然可观。 昔者入侍迩英，盖尝有志乎是。比年以来，屏居无事，乃得繙阅经传，汇而缉之。畎亩微忠，朝思暮绎，所得惟此，秘之巾笥，俟时而献焉。其书之指，皆本大学。前列二者之纲，后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学》之义也，故题之曰《大学衍义》云。 臣德秀谨序”（《大学衍义·大学衍义序》） 《大学衍义补》，明代丘濬撰，凡160卷，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一月上奏朝廷。 《大学衍义补》是补充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大学衍义》的著作，增加了“治国平天下”的内容，有十二纲目：一正朝廷、二正百官、三固邦本、四制国用、五明礼乐、六秩祭祀、七敦教化、八备规制、九慎刑宪、十戒武备、十一驭远方，十二成功化。 《大学衍义补》有23卷专讲经济，实集古代行政经验之大成。万历时再版，明神宗亲为序。钱穆评此书“皆卓然得学统之正、伟然揽学林之要，全国学者传诵其书，至于清末，历四五百载，弗辍弗衰。盖文庄不仅为琼岛一人物，乃中国史上之第一流人物也。” 我们来看看万历写的序言： “朕惟帝王之学，有体有用。自仲尼作《大学》，一经曾子分释其义，以为十传其纲，明德、新民、止至善。其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阐尧、舜、禹、汤、文、武之正传，立万世帝王天德王道之标准。 宋儒真德秀因《大学衍义》，掇取经、传、子、史之言以实之。顾所衍者，止于格、致、诚、正，修、齐而治、平犹阙。逮我孝宗敬皇帝时，大学士丘浚（濬）乃继续引伸，广取未备，为《大学衍义补》，揭治国、平天下、新民之要，以收明德之功，采古今嘉言善行之遗，以发经、传之指。而后体、用具备，成真氏之完书，为孔曾之羽翼，有功于《大学》不浅。是以孝庙嘉其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补政治，特命刊而播之。 朕践祚以来，稽古正学，经、史诸书，博涉殆遍。因念真氏《衍义》，我圣祖大书于庑壁，累朝列圣，置之经筵，肃宗听讲之，余赋《翊学》诗，以纪之。朕爰命儒臣，日以进讲，更数寒暑，至于终篇。然欲因体究用，而此书尤补《衍义》之阙，朕将细绎玩味，见诸施行。上溯祖宗圣学之渊源，且欲俾天下家喻户晓，用臻治平，昭示朕明德新民图治之意。爰命重梓以广其传，而为之序。如此云。”（《大学衍义补·万历三十三年十十月二十一日御制》） 古代的皇帝很有意思，似乎并不能创立自己的思想，而是需要认真学习儒家经典，并“见诸施行”。换句话说，他们这些皇帝，并不是什么学术权威。 杜氏《通典》： 唐玄宗时，刘秩仿《周官》作《政典》三十五卷。杜佑认为《政典》条目未尽，于是公事之余，参考《开元新礼》和《五经》以及汉魏以来各家文集、奏疏，拾缺补漏，作成《通典》二百卷，附考证一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九门，每门之下又分若干子目。 《通典》体例仿效正史纪传体中的〈志〉〈书〉，将断代体改为通史体，专门记载历代政经等制度沿革变迁的典志体史书。书中不但载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杜佑在每篇篇首加上序言，有需要进一步解释或申明的地方特标出“说曰”、“议曰”、“评曰”，提出编撰者的见解和主张，以示劝诫。“议曰”内容是讨论，以自注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 《文献通考》，元朝马端临撰，以杜佑《通典》为蓝本，将《通典》上之八门增扩为二十四门，记载上古至宋宁宗嘉定末年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书。后与《通典》、郑樵《通志》，合称“三通”。 《文献通考》，全书三百四十八卷，附考证三卷，分为二十四考，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等十九考则多沿用《通典》旧有史料，并新增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考。以《经籍考》最有成就。在《通典》的基础上广泛地搜集史料，详细地加以考证，去伪存真，归类分目，按时代先后排列比较。全书有“文”、“献”、“考”三种。“文”是文献网罗与考订，“献”是指前人之议论，“考”主要是马端临的按语。马端临的按语，贯串古今，折衷恰当，力求从历史事实出发，作出审慎的结论，尤其对于土地制度、兵役制度所发表的见解为前人所未有。 马端临生活在宋末元初，深知南宋政治腐败是导致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对宋代制度的研究功夫最深，对宋代的典章制度，记载也特别详细，对两宋政治的黑暗面进行了揭露，从而使书中有关宋代的记录较为真实可靠史料价值超过了同类的其他著作。 《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清徐乾学（1631年-1694年）撰辑。 乾学，字原一，号健庵，江南昆山（今属江苏）人。顾炎武外甥。康熙进士。曾主持监修《明史州大清会典》《一统志》。官至刑部尚书。喜藏书，有传是楼藏书，富甲于当时，尤留心经学，一时通经学古之士，如阎若璩等多集其门下。辑刻有《通志堂经解》。 是书乃其丁忧居家时所辑，归田后又加订定，积十年，三易其稿而成。于《仪·丧服》、《士衷礼》、《既夕礼》、《士虞礼》等篇及大、小《戴记》，则仿朱熹《经传通解》。兼采众说，剖析其义。 于历代典制，则以正史为据，以《通典》《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等书为参考，详论考历代之丧礼，立纲目凡八：一丧期、二丧服、三丧仪节、四葬考、五丧具、六变礼、七丧制、八庙制。 丧期，历代有异同，则列有表以统观。丧服、仪节、丧具，为直观形象，描有图。 是书实合众力而成，放包举宏富，纲目秩然，古今丧礼而无出其右者。秦惠田《五礼通考》，即用其义例而成。 《五礼通考》是一部清代礼学大作，共二百六十二卷，秦蕙田撰。 雍正二年（1724年），秦蕙田与同乡好友顾栋高、吴鼎、龚灿、吴鼐、蔡德晋诸人成立读经会，随读随记，前后坚持十余年。 乾隆十二年（1747年）五月，秦氏丁忧在家，依徐乾学《读礼通考》体例，开始撰写《五礼通考》。以吉、嘉、宾、军、凶等五部分，并大量征引《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通典》，编次为书。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年），《五礼通考》初稿垂成，由顾栋高作序。 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年），八月，蒋汾功序《五礼通考》。 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礼通考》已积稿二百余卷。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再邀钱大昕助纂。其他如王鸣盛、王昶、戴震、吴玉搢诸人，亦曾参与其间之校订。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冬，《五礼通考》书成，由秦氏《自序》，共历时三十八年。 是年九月九日巳时，秦氏卒于沧州。 “再，弟尚有二女，未许字人。余前与次青约请两家订为婚姻，以申永好。渠二子皆已定聘。余许以渠若于三年之内，续生男子，即以弟本年生女许之。当复信之时，未曾与弟往返函商，亦因弟与温、季两弟，平日皆佩服次青之为人也。兹特奉告，望弟莞允。次青节孝之后，此次赏不偿劳，余实负之。将来天佑其家，必有余庆也。又及。 此次信交龙勇六送营。勇六即愿留营，不复带回信归也，望弟收用之。倘有家信，另派长夫送归可耳。抚、建之贼，究系窜闽、抑仍窜浙？望查明寄归。 玉班观察家订婚之说，余主持之，尽可对。九弟妇意欲少缓，仍请弟为主。月半道场，亦待弟归再办也。 余有戈什四人陈考元、向子荣、蒋魁南、詹鸿宾在得胜营，望告普钦堂，遇便保之。又罗德煌，从我最久，现在刘培元营，宜设法优保之，可与刘一商也。余不一一。兄国藩再具。 再，近日天气炎热，余心绪尤劣，愧恨交集。每中夜起立，有怀吾弟，不得相见，一为倾吐。外间讥议之辞，弟应得闻十一，便中可密及也。 弟近日所事，俱合于理，余甚欣慰。惟闻早间晏起，临事少庄敬之象，是亦宜速改者。至嘱至嘱。 外，江西抚、藩、粮道信三件，次青信一件，即日专丁驰送。前杨、李、彭公信尚无复音，何也？浙抚信一件，浙绅信一件，专勇飞送次青处，由次青派丁送杭州也。又行。”（《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 257·致沅弟》）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五月下旬，实然给很多人写了信：彭玉麟、胡林翼、杨岳斌、李续宾、刘方蕙（小钺）、刘建德、左宗棠、吴坤修、胡心痒、李元度。其中还有未录入全集的致江西抚、藩、粮道，致浙抚、浙绅。 对于曾国藩的突然活跃起来，可能性有二，一是他已经知道了即将起复的消息；二是他打算给世人一个印象，即他已经准备好了复出。第一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从他的家书中，知道或不知道两方面的信息均有，难以确定；第二种可能性，则可以说不是可能性，而是事实了。 事实上，起用曾国藩的上谕，很可能此时已经到达了长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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