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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与谭惕吾的友谊是如何变淡的 周彦敏 丁玲在1980年1月写下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提到了她早年的朋友谭惕吾。 谭惕吾曾是继王剑虹之后一度令丁玲十分信任的闺蜜。 王剑虹与瞿秋白恋爱同居之后，丁玲在在感情上特别失落，她决心离开上海，到北京去寻找新生活。 令人痛心的是，在丁玲离开上海的那个暑假里，意外传来王剑虹病逝的消息，丁玲震惊之余，立刻从湖南奔赴上海去送王剑虹最后一程，却一直没有见到瞿秋白的身影——他到广州开会去了。丁玲为此十分不解，想不通为什么剑虹死了，她的爱人竟然不在身边。最后，她带着痛失挚友的一腔伤感、困惑与怨愤，去了北京。 在北京，丁玲在为考大学作准备的补习班上课期间，结识了几个湖南老乡，其中就有曹孟君、谭惕吾等人，并和谭惕吾成为要好的朋友。 谭惕吾，原名谭慕愚，湖南长沙人，1902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书香门第，本名谭湘凤。由于家境清贫，读完初小就失学，但她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17年一举考入公费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因品学兼优而被推举为学生会负责人。1922年，谭惕吾同时报考了南开大学、东南大学和北京大学，皆被录取，考虑到北大设有奖学金，她最终选择了北大。在北大求学期间，因“落落寡合，骄骄不群，有如幽壑绝涧中一树寒梅，使人眼目清爽”，受到史学大师顾颉刚的青睐，顾颉刚称赞她“将来必可有成就”，足见其卓尔不凡。 谭惕吾与丁玲相识时，已经是北大法学院的学生，年龄也比丁玲大两岁，学识、阅历、对人生的理解感悟都高于丁玲，对这个迷惘感伤的小老乡关爱有加，那时候，刚刚失去挚友的丁玲，特别需要友情的温暖，她在谭惕吾（当时名为谭慕愚）身上仿佛见到了王剑虹的影子，对由衷地对谭惕吾说：“你像剑虹！” 但在后来的岁月里，这对姐妹花却渐行渐远，没能延续曾经的姐妹情深。即使解放后她们同在北京，丁玲与谭惕吾的交往也不多。丁玲的冷淡疏远，这让谭惕吾一直很是纳闷儿，不明所以。 1980年初，丁玲发表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随后寄给了谭惕吾。丁玲写道：“为了剑虹的爱情，为了剑虹的死，为了我失去了剑虹，为了我同剑虹的友谊，我对秋白不免有很多怨气。我把我全部的感情告诉了谭惕吾，她用冷静的态度回答我，告诉我这不值得难受，她要我把这一切都抛向东洋大海，抛向昆仑山的那边。她讲得很有道理，她对世情看得真透彻，我听了她的，但我却连她也一同疏远了。我不喜欢这种透彻，我不喜欢过于理智。谭惕吾一直也不理解我对她友谊疏远的原因。甚至几十年后我也顽固地坚持这种态度，我个人常常被一种无法解释的感情支配着……” 1982年春，八十岁的谭惕吾读到《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才明白原来当年在北京时，丁玲心里就有了芥蒂。她立刻写信给丁玲：“读你写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当我看到你写到北大生活的那一段时，引起了我的深刻的回忆。那时你对剑虹之死是多么伤感，你对剑虹的友谊是多么怀念。伤感和怀念窒息着你那颗炽热的心，我看出你那些愁丝'剪不断，理还乱’，就想出了那种把你的烦愁揉作一团扔到海洋深处、抛到九霄云外去的粗暴方法。这也说明我的性格粗犷和不懂得感情。本来是想为你解脱伤感，不料反而伤了你的感情。可是你恼了我，我还不知道，一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读了你这篇文章我才恍然大悟。你想我这个人是多么愚钝！你那时常说我像剑虹，自从我用粗犷的想法挫伤你那细腻的情感后，你才发现我完全不像剑虹，这样，你对我的幻觉熄灭了……” 谭惕吾这样自责，同时也深情回忆了当年两人之间的情谊：“你常到我宿舍来的那种无言对视，你和我在北大二院水池旁的默默静坐，以及在荒凉的陶然亭守候夕阳的情景，至今还深深铭刻在我的心底。” 丁玲说她疏远谭惕吾是因为谭惕吾对待感情的理智冷静态度让她不能接受，实际上她与谭惕吾的交往并未因此而中断，尤其是在丁玲被绑架后幽居南京期间，谭惕吾的友谊是丁玲最贴心的安慰之一。 丁玲被软禁在南京期间，谭惕吾也正在南京政府部门任职。丁玲回忆称，在她稍有自由以后，偶然有人前来探望。这“寥寥一两个”探望者，一个是新结识的女作家方令儒，另一个就是老朋友谭惕吾。 丁玲在晚年的回忆录《魍魉世界》里写道：“老朋友谭惕吾来看我了。当年她虽是国民党党员，以国民党员的面貌来看我，却仍然保持着1924年时对我的纯真的爱护与关心。她告诉我，听说我被绑架后，她曾经四处打听我的消息。” 谭惕吾此时就职于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工作努力，才华出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和曹孟君等人发起组织妇女文化促进会，后来又参加李德全等人发起组织的女子学术研究会，并代表该会担任南京妇女慰问团团长，是近代女性解放的倡导者。开始，丁玲对她心存戒虑，就像开始戒备方令儒那样，但谭惕吾多次探望，嘘寒问暖，终于得到丁玲的信任。谭惕吾在1982年3月写给丁玲的信中说：“你越对我疏远，我越对你怀念。1935年我冲破种种阻碍前去访你，也是受到这种怀念的驱使。我对那些饶舌的家伙，投以鄙视，也就说明我对你的认识始终是坚定的。”  1950年代 自左至右分别为：曹孟君、曾宪植、李德全、邓颖超、谭惕吾。图片来自网络 那时候丁玲心情低落，“我当时也不愿意有人来探望我，我觉得他们来探望我无异是到动物园中去欣赏一个关在铁笼子内的猴子。我当时的心境变得喜欢孤独。”（朱正明《丁玲在陕北》） 谭惕吾的坚定与热忱，让丁玲感觉到了友情的温暖，她晚年提及此事时，心怀感动，称南京时期的谭惕吾“仍然保持着1924年时对我的纯真的爱护与关心。” 谭惕吾说“1935年我冲破种种阻碍前去访你”，所指大约就是《妇女生活》上发表《丁玲访问记》一事。而她不知道，这件事，或许为丁玲日后疏远她埋下了伏笔。 1935年，丁玲大病初愈，身体尚在康复中。谭惕吾与丁玲是老朋友，《妇女生活》主编沈兹九约谭惕吾写一篇介绍丁玲近况的文章。第二卷第一期上署名“先”的《丁玲访问记》，便出自谭惕吾之手。文章说，“今年春天，三四月里……我到她家里去看她”，第二天又“带来一个会照相的朋友来为丁玲照相”，“想请她替《妇女生活》写点东西”，但看到“她病后身体尚未复原，头发一把一把的脱落”，“就没有开口”。午饭后只给丁玲母亲和孩子们照了几张相，“但任我如何要求她给我们照一张，她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丁玲的抗拒，在谭惕吾看来，是丁玲状态欠佳。谭惕吾体贴丁玲的孤僻，认为“有许多话，是要同朋友去说的，同父母是不能说”，而那时候丁玲朋友太少。 丁玲不肯在南京的媒体上公开露面，或许有不便与人言说的考虑，但谭惕吾未解其意，反而把自己发表丁玲近况的文章，当成是对丁玲的关心爱护，是友情的例证，并未察觉丁玲内心的不悦。后来，丁玲也并未表现出对谭惕吾刻意疏远，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依然向谭惕吾求助。 1936年5月14日，丁玲即将去北平。按照丁玲的说法，她到北平的主要目的是“期盼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三年前的这一天是她被绑架的日子，她在晚年发表的《魍魉世界》中写道：“这天谭惕吾、方令儒恰巧都来看我，看见我情绪很好，都诧异地问我：'有什么高兴的事吗？’我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这一天曾经是我的死日，现在又变成是生日了。’” 关于这次到北平去，丁玲的说法是“要积极找党”。她在《魍魉世界》中写道：“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是我三年前被绑架的日子。我去北平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我从沈岳萌（沈从文的胞妹）处要到一张去北平的往返车票。……同时我去信给李达夫人王会悟，告诉她我要到北平看望他们。我故意向姚蓬子透露我去北平探望王会悟的打算，说大约两个星期可以回来。我还假意托他们好好照顾病中的冯达，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启程的日期。姚蓬子是否把这事报告了国民党和怎样报告的，我都不知道。”（《丁玲文集》第285页） 丁玲晚年将这次去北平说成是自己脱离监视的自主行动，只跟已经转向的姚蓬子说及此事。但调查科长徐恩曾的回忆却给出了与之不同的说法。 徐恩曾晚年在香港出版过一部回忆录，其中有关涉丁玲的内容，他写道：“1935年春天，她生了一个女儿。（此处徐说法不确。丁玲女儿的出生日期为1934年深秋。应该是徐记忆有误。笔者注）这时她的丈夫患了肺结核病不能起床。我仍常去看她，但发觉她的情绪一天天地消沉了。…… 有一次我去看她，在谈笑中，她很随便地谈到北平的景物，言下很有欣慕之情，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鼓励她去玩一次，第二天我派人给她送去一笔旅费，结果她去玩了一个月才回来。“又说：“秋天到了，有一天，她买了糖果饼干到我家里送给我的孩子，对我说她身体有病，要到上海找个日本医生诊治，我同意了。第二天，她就舍弃了病倒已二年的丈夫，撇下了亲生的女儿和她的母亲，只身去上海，以后就不再回来。”（周良沛《丁玲传》第326-327页） 徐恩曾不知道其实丁玲在此之前已安排母亲带儿女回湖南去了。 丁玲去北平的事，谭惕吾应该事知情的。 丁玲在北平期间，顾颉刚曾在6月14日去李达家里看望她。李向东王增如在《丁玲传》中评论道：“这只能是谭惕吾的委托，否则他不会知道丁玲的行踪。而丁玲连李达家的地址都告诉谭惕吾，说明对她的信任。” 实际上在南京期间，丁玲确实比较信任谭惕吾。据李向东王增如的《丁玲传》记载，丁玲曾两次赴上海寻找组织，第一次因去陕北的交通通道没有打通，丁玲不得不返回南京等待时机。自从丁玲决定远走高飞后，为了给母亲和两个孩子挣点生活费，丁玲找到正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谭惕吾，说想到一个没有政治背景的机关谋个职位领点薪水。谭惕吾建议她去北平，说顾颉刚在北平主持平民教育促进会，组织编辑出版通俗读物，正需要人，欢迎丁玲去。丁玲最终因故没去，但她与谭惕吾关系融洽是毋庸置疑的。 不久，由上海去陕北的地下通道打通了，冯雪峰给丁玲的信寄到方令儒家里，信中与丁玲约定时间让她再赴上海。丁玲没有川资，就向谭惕吾商借20元，“她慷慨地应允了，但钱在银行存着，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取，这样我便睡在她家里。” 也就是说，丁玲最后离开南京的路费，都是向谭惕吾借的。能开口借钱的人，大都是有过硬交情的。 丁玲与谭惕吾疏远的真正原因我们不便随意揣测，但丁玲说是因为谭惕吾对王剑虹之死的态度让她心生疏远，恐怕有些言过其实，更像是一个借口，毕竟，在南京期间，她们相处融洽，至少，谭惕吾是她可以张口借钱的朋友。 这钱虽说是借，其实丁玲心里明白，这一别，她与谭惕吾能否再见都是未知数，还钱的机会很渺茫。不管谭惕吾是否知情，丁玲能开口借，谭惕吾能慷慨给，足见两人彼此信任，关系并没有因为十年前的王剑虹之事而变得生分疏远。 离开南京后，随着时空的变换，两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或者说，丁玲看待谭惕吾的眼光与之前不同了。 丁玲的南京经历，即所谓的“历史问题”，是她一生中最深的痛点。到达陕北之后，丁玲对南京时期的朋友，大都冷淡疏远，尤其是在延安整风审干以后，谈及谭惕吾时连语气都变了。 在1943年8月27日，丁玲写下一份交代材料中，这样写道： 三六年春天我母亲快回家时，谭xx以与我旧识之资格来看我（女人，曹孟君朋友）并带来一个会拍照的男人，来后一定要替我母亲及孩子照相，我不准，强邀再四，我母亲和孩子都让她照了，并强替我拍照，我把脸放下来了，才未照成。后来她告诉我想写一篇丁玲访问记，我不准，我说如果要同读者见面时，我一定要以我的文章去见面，不愿你写访问记。结果她写了，发表在《妇女生活》上，并在左恭处拿了我一张以前的照相一并登在上边。 此时，闺蜜谭惕吾已经变成了丁玲笔下的“谭xx”，曾经”纯真的爱护与关心“也变成了必须冷脸以对的强人所难。 李向东王增如这样解读丁玲的这番变化：“当时丁玲在中央党校接受审查，由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过不了关，有特务嫌疑。谭惕吾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官员，丁玲故意用一种敌视的口气写到她，以示那时同国民党严格划清了界限。“ 这份后来披露出来的材料，给我们提供了考察两人关系的一个崭新角度。或许，这才是丁玲后来一直冷淡谭惕吾的真正原因。对待王剑虹之死的态度，只是她晚年给老朋友的一个解释和交代吧。 丁玲说：“我个人常常被一种无法解释的感情支配着。” 从丁玲与谭惕吾疏远，到晚年与沈从文交恶，似乎丁玲对于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不是心存感激，反而有一种过河拆桥般的凉薄，以及“仅凭一点就否定其余”的偏狭。 至于这一点，丁玲也曾有过反思。她在回忆胡也频的文章《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对自己性格中的这个弱点曾经有过自我批判。 胡也频在认识丁玲之前，有一位朋友，曾经接济过也频很多次，但丁玲似乎很不喜欢这个人，就不允许胡也频继续与之交往。她说：“可惜我一直没有见到过（此人）。那原因还是因为我听了这些故事之后，曾把他这些患难时的恩人骂过，很不愿意也频再和他们来往。“丁玲因何骂曾经帮助过胡也频的恩人，她没有细说。只是，连人家的面都没见过，只是听说，就不仅要骂，还要阻止胡也频继续与之交往，推想其原因，或许就是因为，恩人的存在，会让她有压迫感，让她清高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她自幼习惯了被漠视，被嫌弃，被否定，不习惯被善待，觉得那很不真实。她承认自己这样”实际也有些过激的看法。由于生活的狭窄，眼界的狭窄，就有了那么狭窄的情感了。“（《丁玲文集》第186页） 丁玲的“狭窄“，对沈从文如此，对谭惕吾，恐怕也是如此。 当然，这种凉薄，源于生命的残缺而非丰盈。 人的情感是复杂的。不止丁玲一个，谁又不是那个内心创伤累累，值得同情的可怜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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