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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汤成难 《山花》2025年第5期 个人简介： 汤成难，小说散见《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等，著有小说集《月光宝盒》《飘浮于万有引力中的房屋》《子弹穿越南方》等；著有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抗战》《只有一个乳房的女人》。获得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金短篇文学奖，钟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 1 我决定陪李淑芬过一夜。当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很惊讶，随即又兴奋地叫起来。她说原本想要大床房的，但前台说没有，便勉为其难住了这个标间。 现在她要将标间的两张小床合并起来。 我说分开睡也挺好。 不要。她像个小女孩一样撒娇。 我说夜里冷你就爬到我床上好了。 不要。她依旧回复这两个字，一边说着，一边撅着屁股艰难地将一张小床推向另一张。 李淑芬是我的母亲，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对她直呼其名。她希望我这么叫，说要和我像姐妹一样相处。大概也因为这样的“姐妹”关系，她在我眼里并无威严。记得我的十岁成长礼，学校要求父母必须参加。家长们站成一排，孩子们对应着站成另一排，我们读着写给家长的信。那天我家只有李淑芬一个人来的，吴大勇估计正在搓麻将。那时候我刚学会一些成语，信的内容就是由若干成语拼凑而成的。我写道，李淑芬，祝你长命百岁，万寿无疆，等你老了我给你买长生不老药，让你返老还童……信还没读完，李淑芬就噗嗤笑了起来，别的母亲都在潸然泪下，只有李淑芬笑得前仰后合。不知道是因为这些成语还是我称呼的是她的名字，总之，李淑芬笑得很夸张，直到几串响嗝从她的嗓子口涌出来，她才勉强止住笑。 成长礼活动结束后，她就和吴大勇离婚了。 一直觉得离婚这个词和她八竿子打不着，因为她懦弱，胆小，没有安全感。她需要一个男人，但那时她像中了蛊一样和吴大勇争吵，呵斥他，说他不像一个父亲。吴大勇一直是个感情淡漠的人，亲情，爱情，友情，都是，这和他的原生家庭有关，他从他的父母那里也并没有感受到更多的亲情。 我一直觉得离婚并不是李淑芬的本意，她只是想给点颜色给吴大勇看看，惩罚这个没有父爱的男人。没想吴大勇竟同意了，像是两个拉扯皮筋的人，他先松了手，皮筋狠狠打在了李淑芬身上。 孩子归她，只要吴大勇同意离婚，她可以净身出户。这是李淑芬提出的，果真是在较劲。吴大勇把我们和一些衣物送了出来，吴大勇走后，李淑芬坐在地上，坐在一堆将要和我们相依为命的物品里，一会儿流泪，一会儿笑，低沉与亢奋交替。当吴大勇的长安货车的马达声彻底消失在夜空下，李淑芬才咬牙切齿地对我说，我们一定会过得好的。这是她情绪高昂的时刻。一会儿，低沉的情绪来了，她抽噎起来，说，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那时候我并不理解这句话，只觉得自己很幸福，几年之后，这句话越来越令我感到罪孽深重。 两张床拼在一起后，显得阔大无比，有种无边无际的荒凉感。李淑芬在卫生间洗漱，正乒乒乓乓地往脸上拍着某种液体——一个女人在卫生间会有一种千军万马的感觉。我想尿尿，她移出半个身子让我进去。我说等你结束吧，我不习惯与别人同用卫生间。 我又不是别人，她反驳。 我没说话，正要转身时，发现地砖上一个小黑点移动了一下。地砖是带花纹的那种，印着几个不规则的几何图形。黑点正是从一个几何图形跳到另一个几何图形去了。我蹲下来，想看个究竟，却什么都没有发现，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李淑芬问我看什么，我说没啥，便帮她关上了门。 我斜靠在床上，李淑芬间或探出头来问我学校的事情——遇到新同学了吗？班上男生多还是女生多？教室熟悉了吗？在几楼？厕所离教室远吗？ 她的问题我都不想回答，我懒洋洋地把头耷在肩上。那个黑点是什么？我仍在想。 你要多和同学们说话，不要不合群。 我分明看见黑点移动了，我回忆着。 你看，我跟你说话，你都爱理不理，我是不计较的；如果是同学和你说话，你这种态度就不好了，同学就会不理你了。 不是每个同学都和你一样唠叨的，我撇了撇嘴说。 嫌我唠叨了啊，李淑芬又把脑袋伸了出来。 哪里会呢？我连忙说。如果我不及时止住，“嫌她唠叨”就会被她歪曲成“嫌弃她”，然后这个话题又会无限延绵下去。她这趟送我来学校，就是希望我能让她放心，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让她放心，让她认识到我真的长大了，就像她对亲朋好友们描述的那样——“木木现在很懂事”。 从她和吴大勇离婚的那一刻，就盼望我能早点懂事，“相依为命”这个词那几年常被她挂在嘴上。她想象着我像电视里的孩子一样，给劳累一天的母亲打来洗脚水，那个端着木桶蹒跚走来的身影令她不止一次憧憬过；或者，想象着天还未亮时，她就起来做早饭，灯火昏暗中看见坐在窗口借着晨曦早读的我。她的确做到了“劳累一天”和“天不亮就起床”，而我却没有晨读和为她端洗脚水，这让她有些沮丧，于是她起得更早，把自己弄得更加劳累，像个苦命人一样，希望以此来感化我，或自我感动。 2 离婚后李淑芬最迫切的事不是相亲和再婚，而是把我转到省城去读书。她在学校附近找了个工作，工资虽不高，但可以照顾我。工作之余她又揽了点缝纫的活儿，这是她擅长的，她从小就喜欢这些缝缝补补的事。缝纫机是从旧货市场买的，一百元，又花五十元找了个三轮车送回来。我放学回来时，缝纫机已经像个家庭成员端立在客厅中央了，的确，这台缝纫机后来真的成了家庭成员，准确地说，成了李淑芬的另一个“姐妹”。每天放学回来，我都会看到这样一幕：李淑芬边踩踏板，边哼歌，或者自言自语，缝纫机也回应似的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哒哒哒，嗒嗒嗒，啊啊啊，她们在互诉衷肠。有一段时间，李淑芬不知道从哪儿接了一些毛绒玩具的活儿，就是给毛绒小兔缝上眼睛和耳朵，她的背躬着，脸凑得很近，像是要将自己的五官也缝进去似的。我想跟她讲学校的事，她听不清我说话；我想说说我的同桌，她也听不见。缝纫机哒哒哒地叫着，脚下四处散落着支离破碎的五官。 我的座位靠墙，同桌是个男孩，两百零一斤，坐下来时如同一大坨肉，正好卡在椅子里。下课我要去厕所，他不让，主要是他很难将自己从椅子里拔出来。我只能憋尿，所以在课堂上，我常常无法专心听讲，全部注意力都用在如何憋尿上，以及设想放学后如何走最短的路冲刺进入女厕所。 让（浪）一下吧，我乞求同桌。我的方言发音“r”“l”不分。 浪一下吧，有同学学我。 浪一下吧，笑声突然炸响。 浪一下吧，笑声此起彼伏。 我把脸埋在臂弯里，眼睛湿润了。后来我极少开口说话，我第一次意识到方言如此难听，除了某几个音的发音之外，还有，我的口音都是往上扬的，省城里的人口音是往下落的，听起来干脆，果断，铿锵有力，而我说起话来音调逐渐上跑，像唱歌。我刻意将音调落下来，但越努力越奇怪。有一次，老师喊我回答问题，那题我很有把握，激动难抑，说着说着就变成了方言，音调奇怪地上扬。老师突然笑了，同学们也跟着笑。我的脸顿时红了，感到十分羞愧。 我转到省城读书，李淑芬是花了代价的，找了她曾经的一个男同学帮忙，吃饭，送礼，共花费两万多块，这是李淑芬最后的积蓄。她觉得非常值得，这足以证明给吴大勇看，她为了培养我倾其所有。然而，事与愿违，我们在省城只待了两年半，在小升初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得不打道回府了。我竟然没有学籍，学籍仍在过去的县小，我无法在省城参加考试，更不可能进入省城的初中。 回到县城对李淑芬的打击挺大的，有种省城已无容身之地的落魄感，虽然表面上李淑芬仍一副斗志昂扬的样子，但内在里她比从前萎靡多了。她的那台缝纫机留在了省城，因为运回来的车费远大于缝纫机的价格。她少了推心置腹的“姐妹”后，整个人有点消沉了。 李淑芬终于从卫生间走出来了，她将自己洗了一遍又一遍，这种不需花钱的水用起来毫不心疼，她在莲蓬头下冲洗到浑身发红。上床前她照例将被子折叠成长条状，她觉得这样的睡法很舒适，也很踏实。她刚叠好，方才想到要和我睡，又把被子散开来。 她催促我去卫生间。我说等一下。 你刚刚不是要尿尿么？她说。 我可以再等一等，我回复。 别等了，别憋尿。她不依不饶。 两分钟，我讨价还价。 快去，她用手推我。 不要碰我，我差点叫起来。 我们都突然沉默了，她的手杵在半空。 我的第一次叛逆就是这样的对话。记得我当时正在看电视，她让我立即关掉，我说两分钟就关。她说必须是现在。我说两分钟后我肯定关。李淑芬认为我在讨价还价，她要求我“立即”，而我希望有个“缓冲”。她动了手，我也还了嘴。 在这之前，我不知道这就是叛逆；这之后，听见她和外婆打电话说木木现在开始叛逆了。我仿佛突然释然了一样，压抑了许久的情绪得以释放，我就是想叛逆了，不想再做听话的孩子了。 叛逆之后，我们的身份对调了，我拥有了李淑芬的倔强，李淑芬则有了我从前动辄就哭鼻子的毛病，她常常泪眼婆娑地向外婆哭诉，向朋友哭诉，也向吴大勇哭诉。哭诉的内容无非是自己多么含辛茹苦，我是多么的不知好歹。 我这就去卫生间，不要那两分钟嘛，我对李淑芬说，声音里带着笑意。是的，我要让李淑芬觉得我懂事了，我要让她感到放心。 九十一天！我在心里小声地计算着，离我的十八岁还有九十一天，我多么盼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十八岁，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自主选择，我可以等两分钟再去卫生间，我可以独立生活，我可以离开他们？我每天计算着，并在心里默默减去一天。 3 卫生间的面池很干净，毛巾整齐地叠在一起，未被动过，李淑芬用的是自己的洗漱包。内裤和袜子已经洗了，用衣架挂在扶手上。内裤薄得几近透明，这是经年累月使用的缘故。她是一个干净又细致的女人，家里总被收拾得一尘不染，她刻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就是蹲在地上擦地的背影，屁股撅着，脑袋像要栽到地板缝里。我很难想象当初她和吴大勇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李淑芬是个勤劳温柔又多情的女人，而吴大勇粗鲁懒惰，感情淡漠，大男子主义——大概就是因为这大男子主义落在了李淑芬的心坎上，李淑芬偶尔从吴大勇这一特点里感受到一点畸形的父爱。生活中我所见过的女人的婚姻大抵分为两种，一种是年纪轻轻就冲进婚姻，在她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的时候，以为对方的几句嘘寒问暖就是爱情；还有一种是迟迟不结婚的，她们对婚姻感到畏惧，好像每一个男人都会将她们伤害得遍体鳞伤。 我又看见那个移动的黑点了，我蹲下来，竟是一只蟋蟀，它在墙角里蹦跳。大概它也注意到我了，便突然停下来，装死一样地静默着。 这只蟋蟀很小，开始我以为是一只翅膀受潮的苍蝇，仔细看才发现是蟋蟀。两条细长的触角超过了它的身长，虚淡地往后一撇，后腿饱满，呈透明状。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对它说。它动了动前腿，像是回应。 你怎么爬上四楼的？这回它不动了，安静下来，像在认真聆听我说话。然后它趁我不注意，猛地向前一跃。 你在和谁说话？李淑芬在外面问。 我在唱歌，我敷衍道。 李淑芬叫我动作快点，再不睡明早会起不来的。 我关掉水龙头，擦掉身上的水珠，躺到床上。李淑芬向我挪过来，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胳膊上，我闻见了她身上的气息，那种被洗发水、沐浴露、肥皂多次涂抹冲洗也无法消灭的气息，像省城出租屋里缝纫机机油的气味，又像是漫到墙角的毛绒玩具的密丝绒的气味。我的嗅觉要穿过这些才能抵达属于李淑芬的气味，小时候我多么迷恋她的气味啊，恨不得永远将脑袋深埋在她的肩窝或乳房之间。寒暑假里，她上班的时候就把我送到外婆家，然后再以捉迷藏的方式偷偷跑掉。她的离开会让我很痛苦，感觉被抛弃了一样。我闹脾气，非要李淑芬不可，外婆又哄又骗，但总是以失败告终，最后不得不打电话让李淑芬回来。若是李淑芬请不了假，外婆就给我讲故事，她的脑子里尽是些鬼怪妖魔，每次都吓得我不得不往她的怀里钻。我闻见外婆的气味了，一股老人特有的陈腐、酸涩的气味，很多年之后我都无法接受这种气味，它和鬼故事一样令我感到恐惧。 李淑芬离婚后，有给她介绍对象的，她无暇于此，她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扑在那些轻易就把她抛弃的工作和甩也甩不掉的我身上。记得有一次，她送我去外婆家，刚进门就看见外婆正和一个陌生男人在聊天，那男人瘦瘦长长的，像纸片一样贴在椅背上。看见我们，他顿时拘谨起来，纸片在椅子上移来移去。李淑芬像是觉察到了什么，脸色很难看。外婆说，这个就是杨元正，纺织厂的现金会计，之前跟你说过的——外婆话音未落，李淑芬就大叫起来，我是不会结婚的，我为什么要结婚，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我是不会再走进婚姻了。然后她突然把我拉过去，说，我还有一个拖油瓶，谁要我这个带拖油瓶的人，哪有什么好男人会要个拖油瓶？她说得语无伦次，场面一度很尴尬，尤其是我，那一刻虽然不理解拖油瓶是什么，但分明感到自己就是李淑芬幸福路上的绊脚石。那个叫杨元正的男人吓得不知所措，纸片一样从屋内飘移了出去。李淑芬哭起来，外婆也哭起来，我也跟着哭起来，整个屋子充斥着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哭声。 我听见了哭声，那哭声很奇怪，屈屈，屈屈，抽噎一样。我竖起耳朵，发现那声音很微弱，不像来自外面，而是来自卫生间，是那只蟋蟀在叫唤么？它在歌唱还是在哭诉？那声音游丝一样，像早晨河面上升起的薄雾，像冬夜窗玻璃上氤氲的白雾，轻轻的，缥缈的，有些不太真实。 李淑芬已经睡着了，缓缓地呼着气，她搁在我肩上的手臂像被露水打湿的木头，沉沉的。我慢慢移开她的手，轻轻下床，去卫生间，关好门，灯亮起的瞬间，眼睛一阵酸胀。 蟋蟀不知去了哪里。屈屈，屈屈，我小声呼唤，仍不见踪影。我在淋浴房、在坐便器旁、在置物架下四处搜寻，都没发现它。我正要蹲到面池下时，它从旮旯里跳出来了。好像听到了我的呼唤，它一直跳到我的脚面上。 嗨，小东西，我将手伸过去，还没碰到，它便跳走了。 这只蟋蟀怎么会出现在民宿里？这里是四楼，它是怎么上来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跳上来的？还是在房屋的建造过程中一点点撤退，被逼上了四楼？又说不定是藏在某个旅客的裤脚，小心谨慎地跟进来的？我无从得知。这一带原本是农田，朴提高中搬来后，农田被占用了，因为离城市较远，学校附近便顺势生出几家小商店，这家民宿也是去年才开的吧，地砖，墙板，窗帘，到处都是崭新的。民宿开在学校附近，有生意吗？难道是方便从外地接送孩子，不能当日返回的家长？李淑芬在这里过了一夜，足以说明这个可能性。 你确定要寄宿吗？李淑芬临出发前还在问我，她似乎还不敢相信我的决定。 是啊，寄宿，我点点头。 你不是不愿意寄宿吗？她小心翼翼地问。 现在愿意了，我回复她。 你真的这么想？她又问。 嗯，我点点头，把行李箱拖了出来。 我们各自的行李箱都整理好了，我去寄宿，她将去往另一个城市。她的两只箱子里装着她的全部家当，当然，她也并没有什么贵重东西，她说我是她最重要的部分。现在，我要求寄宿，进入林市最严格的封闭学校，她感到很放心。 是我想寄宿的，当然确定，我回答她，你放心去吧。 她似乎确信了，坐在沙发上的身子坍塌下来，这是她最放松的姿势，每当她紧张或不安时，她的身体会不自觉地坐直，紧绷，像弦一样拉得紧紧的。 4 从省城回来后，按照户籍所在地，我去到县中读书。初一有十七个班，第一天报到我就为寻找教室花了很长时间，教室在五楼，要穿过两道走廊，走廊一侧是其他班级，我害怕从别的班级前面经过，不得不绕一个大圈去往教室。那时候我开始发育，个子疯长，座位从第一排迅速换到了倒数第二排，同桌不再是胖子男生，而是一个清瘦的女生，齐耳短发，很文静的样子。一个月后，我才发现她是我的小学同学，除她之外，还有四个同学都曾与我在县小共读过，还有一个是幼儿园同学，我和她曾经好到手拉手一起去过厕所。几个同学并没有和我亲近，反倒疏远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离开了几年的缘故。 有一天，那个文静的同桌突然打了我一个耳光，我脑袋发懵，问她为什么打我，她的理由很奇诡，因为我说“让”字的时候把舌头翘起来了，她听不惯。 我的懦弱使我没有将那一巴掌还回去，整个上午，我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脸火辣辣的，其实巴掌的疼痛早已过去了，只是自己的羞愧和委屈一直存在。我的胆小懦弱遗传自李淑芬，可想而知，当我回家告诉李淑芬时，她也只是将两根眉毛扭曲起来，下巴因为愤怒和生气而不住地颤抖。不理她，不要理她，以后不要再理她，她在我耳边喃喃地说着，用她那颀长的手臂用力地抱着我。可是，她打了我，我流出泪来。你总不能打回去吧，你在学校怎么能打架呢？你不能动手，动手你就不对了。你不动手，就是她不对。李淑芬说，别难过。她拍着我的后背说道，老话说，吃得眼前亏。她就差把“吃亏是福”说出来了。 不过，第二天，李淑芬就想到方法了。告诉老师，你应该告诉老师，让老师来批评教训她。然而，这对我来说是个难题，我害怕与老师说话，尤其成绩一落千丈后，我更加畏惧了。同桌的成绩优异，我的成绩垫底，老师能做到公平吗？果然，我将这件事告诉班主任后，班主任问同桌为什么打我，我说是因为我的口音，发“让”字音时把舌头翘起来了，班主任斜着嘴角笑了一下，笑容里包罗万象。班主任说，就这？！后来，她把同桌也叫来了，问其原因，同桌突然掩面哭起来，梨花带雨般的，一边抽泣一边说她没有打我，哭声里尽是委屈。 这件事的结果就是我因撒谎写了份检查。一周后，我在厕所里又被同桌再次掴了耳光，她警告我，这记耳光是向老师打报告的代价。 那时候我对李淑芬还抱有过高的希望，我向她求助，可这的确为难她了，对于一个懦弱的人来说，这无非是给她出了道难题，一连几个晚上我都听见她在打电话，哭诉或求助。从电话声音里我听到了吴大勇的声音，果然，吴大勇次日就到校门口来了。看见我，他开口第一句就问，那个女生为什么打你？我被问得噎住了，吴大勇又说，全班那么多人，怎么偏偏只打你，而不打别人，你也要想想自己的原因。别像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你也要找找做得不对的地方。吴大勇的话比同桌的巴掌还令我委屈和痛心。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这行为激怒了吴大勇，我听见他在身后骂骂咧咧，不得好了，我看你是不得好了。 同桌隔三差五地把我逼到厕所角落，掴我耳光，我从没有还过手，我甚至用吴大勇的话来审视自己：她为什么打我？全班那么多人她为什么偏偏打我一个？我开始找自己的问题，究竟我哪里做错了？当然，我并没能找出问题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少去厕所，常常不吃早饭和午饭，以减少去厕所次数。整个学期我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我渴望班主任能调换一下位置，哪怕把我一个人调到最后一排，哪怕让我站着听课我都愿意，只要能把我和那个同桌分开。 第二学期，班主任根据身高微调了座位，因为有的同学发育了，个子蹿得老高。我仍然和那个女生同桌，这让我很失望，但我没有气馁，每次起立时，故意将双腿弯曲，希望老师发现我的身高偏矮能将我调到前面去，但班主任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后来，我又模仿班级同学的不同笔迹以联名写信的方式请求班主任调位子，那封信石沉大海，好像班主任早已发现了那是某个学生的拙劣伎俩。 进入初二，重新分班后，我虽然还和那个同桌一个班，但座位不在一起了，我简直欣喜若狂。然而，我高兴得还是太早了，她仍然隔些时候就找个机会掴我耳光，她并不打她现在的同桌——一个更加弱小的矮个子女生，也不打别人，我是她唯一泄愤的对象，打我成了她的惯性。 初二增加了一门新课程——物理，大概是自己笨，我怎么也搞不懂那些原理或公式。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学到初中，所有的课程都是女教师来上，哪怕是体育课，学校里除了校长和教导主任，清一色都是女老师。物理老师教三个班，每天穿梭在不同班级里，她希望自己的三个班物理成绩并驾齐驱，我的成绩不好，自然就拖了班级的后腿。如果物理老师在别的教室上课，我们班恰巧是自习，她便会把我带到那个班级去，让我坐在讲台旁再重复听一次。我不愿意去，因为这明显是在告诉大家，我是个差生，我无法接受那个班同学向我投来的目光，我的脸火辣辣的，脸皮像一层层被揭掉了似的。你成绩这么差，给你这么好的补课机会你还不珍惜——物理老师对我的态度很不满意。有好几次，她几乎是拎着我的衣领把我拽过去的。有一次，她也这样拽着我，途经楼梯时，我使劲抱住了扶手，不肯再向前，她突然举起了手上的木块——那是用来做摩擦实验的，木块没有落在我的脑袋上，但那一刻，我吓坏了，我想到了那些掴向我的巴掌。 我第一次逃课就是物理课，很成功，整节课我都在厕所里，直到下课又上课，才假装刚从厕所出来，和同学们一起走进教室，没有人发现异样，就连物理老师都忽视了我的缺席。有了这一次的成功经验，我变得更加明目张胆了，除了物理课，不喜欢的数学课和政治课我也开始旷课，但我不再幸运，班主任很快就找到我了，我所有藏身的地方——女厕所，操场角落，食堂过道，班主任都找到了。我无处可逃，不得不在学校里假装生病，头疼，肚子疼，腿疼，后背疼——被李淑芬接回去后也不肯去医院，躺在床上假装哼哼唧唧，不吃不喝。第一次被李淑芬接回去时，她是从上班的繁忙中抽离出来的，一开始还对我表现出殷切关心，后来识破我的伎俩后十分生气。一连几天我都赖在家里，班主任听说我的情况后，说，什么时候想通了再来学校。我不想上学，不想被掴耳光，也不想被揪到别的班级去，我情愿每天缩在房间里，缩在床上。李淑芬每天以泪洗面，哀伤，悲痛，责备，但都无济于事，我把门反锁起来，将她的声音隔绝在外。 李淑芬和吴大勇在离婚前常因我而争执不断，离婚后，他们的关系反而缓和了，尤其在我的叛逆问题上，两个人竟开始同仇敌忾了。有一天，吴大勇突然搬过来了，挤在我们不太宽敞的客厅沙发上，我已经不习惯三个人的生活了——当初他们离婚并不征求我的意见，擅自改变我的生活；现在，他们仍然不征求我的意见，再次改变了生活状态。对于我，吴大勇只会采用粗暴的语言和拳头，把他们婚姻破碎的责任统统归到我身上。他为了表现给李淑芬看，就想要尽一点父亲的责任，然而他把父爱理解错了，以为打骂就是父爱。 我每天躺在床上，只有床包容我，接纳我，温暖我。我把头缩在被子里，被子在四周支棱出一个小小空间，吴大勇的叫骂声越来越大，节奏也越来越快，看来已经气急败坏了，我置之不理，门内门外仿佛两个世界。 突然，门被踹开了，吴大勇冲了进来，不由分说掀掉我的被子。我尖叫起来，身体蜷缩着，像一只干瘪的标本一动不动。他将我从床上拽起来，我紧紧抓住床边。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床板都被我拽离了位置，歪斜地撞在床头柜上，被子与闹钟滚落下来，摔在地砖上。吴大勇见状，更加暴怒了，他是个守财奴，生怕任何一个小物件毁在我手上。打坏我没关系，打坏东西罪过就大了，他的巴掌雨点一样落在我的身上，以此给我警告。 5 你在卫生间怎么那么久，肚子不舒服吗？李淑芬突然问我。她已经睡了一觉，头发像墨汁一样涂抹在枕头上。过去那些年她的睡眠很稀薄，很孱弱，像屋檐下的雨滴，滴着滴着就断了。我逃课后，但凡我夜里上厕所或喝水，她都会惊觉地从房间钻出来，我坐在马桶上，她就在一旁候着，我喝水时，她也假装喝水。她的脸色很难看，头发往一边蜷曲，睡衣领口被洗得又松又阔，直到我回房睡觉，门重重关上那一刻，她才会缓过神来。躺在床上她依旧睡不着觉，竖着耳朵听我的动静。她的睡眠总与她分道扬镳，她神经衰弱，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后来，吴大勇又用那辆长安货车将我和李淑芬运了回去，用吴大勇的话说，这样做是为了便于管我。他们俩终于跨进了同一战壕，偷看，偷听，监视，跟踪……所有谍战片里常用的技术都被吴大勇和李淑芬用遍了，越是这样，李淑芬的睡眠越差，我很少看到她躺到床上，即使在冬夜，她也只是和衣靠在床被上，身体紧绷，像要随时接受号令。 现在，她的睡眠又回来了，睡意有时能牢牢地将她摁在床上，我起身去卫生间，她都没察觉，直到我从卫生间出来，她才惊觉地抬起脑袋，问我怎么还没睡。 你今晚不住学校没事吧？她问，有没有看见老师？跟老师请假了吗？宿舍里其他同学来了没有？她一连问了几个问题，好像这些问题早已储存在脑子里，直到这会儿才倾巢而出。 今天没有晚自习，自由活动，宿舍里才来了一个人，其他的人还没到。我回答她。 你怎么能出来的？李淑芬又问，门卫怎么会放你出来的呢？ 今天和明天都可以报到，明天也是报到时间，我们来早了。我答非所问。 李淑芬将身子放松下来，我的回答似乎让她得以心安，她不再担心我跑出来的问题了，便又开始关心起我住校的事。你会住得惯吗？今晚不和宿舍同学熟悉熟悉吗？她小心翼翼地问。 我沉默半晌，才说，会住得惯的，我在“牢里”那两年不都是集体宿舍么？ 李淑芬突然噤声，伸过胳膊紧紧抱住我，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也是没办法。她喃喃自语。 初二那年，我住过一段时间校，那是被吴大勇用长安货车接回来后不久。我依然时不时逃课，不肯去学校，吴大勇便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我不肯去学校，是因为畏惧老师，既然我畏惧老师，那就说明只有老师才能管得了我。所以，不经过我同意，他们就让我住校了，我并没有反抗，我之所以答应也是为了逃离他们。宿舍里的人和我相处并不太好，因为我是后来者，六个床位的宿舍原本只住了四个人，两两相伴，我自然就被孤立了。这并没有关系。睡在我下铺的女生个头很高，常常站在床边窥视我，窥视我床上的物品，以及我的一举一动。她不允许我的脚碰到她的床，每次上去时，她都用书将脚踏挡住，我减少上下床的次数，尽量每天只上下一次，即使要上厕所，也尽可能地憋着。尽管如此，下铺和我关系仍然紧张，有几次都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最严重的一次，她将她同校的表哥喊来了，在我们宿舍楼下叫住了我，她表哥虽然什么都没说，却把我吓得半死。那周回去后，我将这件事告诉李淑芬，她说你上你的学，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别的人和别的事和你无关。 李淑芬的话让我很沮丧，当然，也在意料之中，因为这几年李淑芬一直以“吃亏是福”的理念教育我。没过多久，我又被曾经的那个同桌扇了巴掌，这次我不再告诉李淑芬了，试图自己来解决。我开始巴结下铺的女生，希望能跟她成为好朋友，这样她的表哥照拂她的时候也能顺便照拂于我。我给她打饭，打水，叠被子，整理鞋，等等，但并没有换来一点回应，直到期末考试结束那天，她突然约我晚上去酒吧。我没有犹豫便答应了，我觉得这是她接纳我的表现。 她也是第一次去酒吧，明显很稚嫩，她的举止让我感到放心和欣慰，不过如此嘛。我们在角落坐下，她把手里浸满手汗卷成筒状的五十元递给服务员，要了两瓶黑啤，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服务员将浓黑的液体倒进杯中，心里压抑着兴奋和害怕。那个晚上我无心听歌手深情的歌唱，心思全落在她身上，眼睛不时瞟她一眼，有一些瞬间，我感到很骄傲，觉得自己终于和她走进了同一战壕。我们只喝了一瓶啤酒就晕乎乎了，送她回家的路上，她有好几次抱住我痛哭，说我是宿舍里最值得信赖的人。我很满足，也很幸福。送完她，再坐晚班车辗转回到家中，已经十一点多了，吴大勇正在客厅里等我，闻见我嘴里的酒气上来就是一巴掌。我并不畏惧，不知道是酒壮怂人胆，还是觉得自己有人撑腰了，我第一次顶撞了他，当吴大勇拿起衣架走过来时，我突然拿起了桌上的剪刀，气势汹汹地叫他远离我。我把房门用力一关，把一脸惊异的吴大勇甩在门外。 6 天还没亮，再次醒来，耳边静悄悄的，寂静如一张巨网倾覆下来。 我悄悄起身去卫生间，找那只蟋蟀，和上次一样，找了很久，它才从角落里跳出来。这次它没有跳到我的鞋上，而是一直跳到淋浴房里，我趁机把门关上，这样它就跑不掉了吧。我又担心它不小心落进下水道，便用浴巾将下水口遮住。它不知道四周有了玻璃，一个劲地往玻璃上撞击，咚，咚，轻轻的几声，看得出它很惊恐。一会儿后，它安静了，似乎觉察到了四周的屏障，老老实实蹲在一处。我退了出来，将玻璃门关好，这样就不用担心找不到它了。现在，我多么盼着天快亮起来。 再回到床上，已全无睡意。李淑芬没有醒来，她睡得很香。前些年，我们相互折磨，后来对于我的叛逆，她已无计可施，竟迷信地去找了“大仙”，“大仙”说我身上附了冤魂，让她回去做一千个纸花，晚上到路边烧掉。一千个纸花，不能多，不能少，个头一样大，李淑芬极其认真地对待——她把她缝纫的本领全用在对付这件事上了。有几次我回家发现李淑芬正掩没在一摊纸花中，问她干什么用的，她支支吾吾，说，跟你没关系，你看你的书去。 下铺的女生怂恿我去文身也是在那个夏天，我发现她的生活经历和我很相似，有一个懦弱的母亲，一个脾气暴躁的父亲，父亲和母亲也是经过离婚后又莫名其妙复合了，她也没少挨过父亲的揍和同学的霸凌，直到和她的表哥到了同一个学校，当然，主要是因为她叛逆后，争取到了自由。她的经历像是给我提示，她是我的榜样。我不敢文身，她说文了身就没人敢欺负你了，你就是大姐大。我不想做大姐大，我只想安分守己地上学，但我似乎无从选择——若是文身，我从此就是“大姐大”了；若是不文身，下铺将会继续与我反目为仇。我满腹惆怅地跟在她身后，内心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文身馆的人没有接待我们，理由是我们未成年，下铺还在据理力争，但对方已经将我们赶出了门。我长舒一口气，下铺也感到遗憾，最终她在一个商店里买了许多文身贴，将手臂和脖子贴得到处都是。我们都有点激动，亢奋，牙齿时不时地颤抖起来。她约我晚上去酒吧，让我先回去换件漂亮的衣服。我从家里出来时，被吴大勇捉住了，他看见我身上的文身，气得两眼冒火，他问我已经天黑了又要干吗去？我回说，你管得着吗？我之所以这样和他对话，一定是文身贴在作祟，文身贴就是我的胆。我的话自然惹恼了吴大勇，他一脚将我踢了出去。等他想起来追我的时候，我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那晚我多喝了几杯酒，泪水不停地流，音乐在耳边聒噪，放大了悲伤情绪，觉得自己是这个世上最不幸的人。下铺也喝多了，我们抱在一起，有点同病相怜的快意。子夜回到家里，觉得不对劲，屋内静得可怕，吴大勇并没有像往常那样训斥我，反倒是对我嘘寒问暖。我没想到，在我离开的几个小时里，吴大勇作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把我送到青少年叛逆纠正学校去。他早就有此打算了，现在他一个电话过去，对方就来人了，几个穿迷彩服的“教官”，将我押走了。我的手臂被反剪在身后，我大声呼救，李淑芬，李淑芬，李淑芬你出来，李淑芬你见死不救吗—— 后来我才知道李淑芬一直躲在卫生间，她不敢回应，更不敢看我被带走的场景，我能想象得出她蹲在卫生间被刷得发白的地砖上，捂着嘴压抑着哭声的样子。 你现在不叛逆了真好。李淑芬突然从后面抱住我，然后像个小女孩一样地抽噎起来。这一年她常这样感慨唏嘘，我握住她的手，说，都过去了。我很讶异我竟然会像个大人一样平静地说话。她把脸抵在我的肩膀上，哭诉自己不是个好妈妈，我的出生太突然了，她还没有作好当母亲的准备，而我，也在成长中跌跌撞撞。等她学会做母亲了，我已经长大了。 我拍拍她的手，没有说话。我不太愿意回忆过去，似乎没有什么美好的值得回忆，唯一美好的是小时候闻见李淑芬身上那股熟悉又令我幸福安然的气味。我没有告诉她自己特意赶来陪她一夜，就是想让她放心离去，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多么想再闻闻她身上的气息。 你要和宿舍同学好好相处，对人要客气，李淑芬说。 嗯嗯，我点头，李淑芬并不知道我眼里客气已经没有用了，处事之道不是客气，而是霸气。可我遗传了李淑芬的懦弱和胆小，害怕与人相处，在哪里都感到紧张和畏惧。 青少年叛逆纠正学校是封闭管理的，唯一可以和李淑芬联系的方式是写信，信的内容须经过教官审核，所有负面的字眼不能出现。我在信中写道一切都挺好的，我会好好改变，就是很想念自己的房间。我以为李淑芬能读懂我的暗示，她的回信令我绝望，她说，你安心在那儿，好好改变。那时的李淑芬把更多精力花在求神拜佛上，据说每周去一趟庙里，乞求神佛让我变回从前那个乖巧听话的小女孩。我想念的房间被李淑芬锁上了，因为李淑芬不敢看我的物品，任何一个物品都会令她百般痛苦，可一想到我在信中说“一切都挺好的”，她就又获得了力量。是的，她相信所有的话。 7 原谅我不愿用过多的笔墨描写那段日子，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害怕听到“叛逆纠正学校”这样的字眼。我觉得自己一生的力气都在那一年里耗尽了，我像一只鼓胀的气球一点点干瘪下去，罚站，罚跑，罚跳，罚洗碗，罚拖地，罚不许睡觉……当我从那儿“纠正”回来，重新获得自由和尊重，我连开心的力气都没有了。 吴大勇固执地认为我的存在会让他折寿，所以，他再次放弃了我，也再次放弃了李淑芬。在我走后不久，他就用长安货车将李淑芬送了回去。 天逐渐亮了，窗帘透出淡淡的蓝色。我在天亮时才睡了一小会，睁开眼睛，陌生的环境令我一阵惊悸。李淑芬已经起来了，正在卫生间洗漱，我突然一跃而起，冲进去，果真，蟋蟀不见了，我打开淋浴房的玻璃门，四下寻找。我不相信它会穿墙术或隐身术。最终，我还是在那块保卫它安全的毛巾里发现了它，它躲在毛巾里，不知是为了寻找出路，还是躲避人。 李淑芬问我是不是这会儿要洗澡，我说不是。她把头探进来想瞧个究竟，发现是一只蟋蟀，连忙说，快，快，把它弄死。 我出去找来一张纸，将纸叠成空盒状，发现李淑芬正跨进淋浴房，我连忙冲进去阻止她，你别碰，我来。我将李淑芬赶了出去，又将卫生间门关上。 蟋蟀虽小，却很难捉住，它很机警，更多的应该是恐惧吧。有好几次它已经被我窝在掌心了，刚要放进盒子，它又挣扎着跳出去。它并不知道这是在解救它，它不知道自己正被困在这民宿的四楼的卫生间。几个来回后，我有了经验，先将它逼到墙角，再将手覆上去。它很瘦小，我害怕不小心弄断它的腿，小心谨慎地握着空拳。后来，它也不蹦了，大概是跳累了，疲惫了，抑或是明白了我的善意，一动不动地伏在我的手指上。我将它放进纸盒，再将纸盒放进自己的外套口袋。 我没参加中考。从叛逆纠正学校出来已是夏天了，我去读了职校，一个不喜欢的专业，财会。我已经不叛逆了，也没有力气再去顶撞和顽劣了。我接受了现实，接受父母的管教，也接受自己不愿回忆的初中生涯。李淑芬也老了很多，背突然有点驼了，岁月将她的力气搜刮走了。她也接受了现实，接受了我的不优秀，同时，也接受了一个对象——她的那个曾经帮我转校的男同学。 职校的两年时间里我和李淑芬相安无事，日子又回到风平浪静的状态，我们能心平气和地交流，客气而生疏，好像过去的几年从各自的人生里被抠除出去了。我们在修复感情。 李淑芬获得了一些清闲和自由，她又买来一台缝纫机，工作之余就帮人家缝缝补补。职校离家不远，我可以步行来回，每天早晨出门走出很远，耳朵里还是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 我们的生活都从那根紧绷的弦上落下来了，不再面目狰狞，不再歇斯底里，我们都回到了人样。回到人样的李淑芬开始恋爱了，那个男人对李淑芬产生了爱意，他的爱表现为心疼。两个从不幸婚姻中走出的中年人格外惺惺相惜。那人在省城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异地恋。我很久没有听到李淑芬的笑声了，她也需要人来爱，她在接电话时像个小女孩一样，脸色通红。那人一次又一次提出让她搬到省城，李淑芬都拒绝了。我知道，那一刻，我的拖油瓶身份又出现了。 我洗漱完毕，口袋里装着蟋蟀就要出门。李淑芬在身后喊我，见我转过身，却什么都没说，只是长久地看着我，说，去吧，好好的。 是我主动提出转校的。这是一所私立高中，封闭式管理，我可以在一年后冲刺高考。我是在听到李淑芬那个同学再次请求李淑芬搬去省城时作的决定，我要离开她了，我不是她的拖油瓶。我希望给自己一次机会，也是给李淑芬一次机会。 你是不是故意在成全我？李淑芬问我。 才不是，我说，我是成全我俩。 这次是我主动改变环境。我接着对李淑芬说。 李淑芬不说话，眼睛深情地看着我。 希望你长命百岁，万寿无疆，我说，停了停，又说，我会给你买长生不老药，让你返老还童—— 这一次李淑芬没有笑，而是用手擦了擦眼角，用力把我抱在怀里。 从楼梯一阶一阶下去，窗户里透进来的风已经有了寒意。草尖上露水深重，但草色青青。我掏出纸包，打开，蟋蟀在纸上犹豫了一下，仿佛正在重新审视眼前这广阔的世界。 我认真地看着它，眼睛有些潮湿。“我们都要过好自己的这一生”，几年后当我对李淑芬说这句话时，她错愕了很久，好像我的话是对她“都是为了你好”的反驳。 我们都要过好自己的这一生。我大声喊道。 可是，如何过好这一生呢？！无人回答。 我抱着双膝，忍不住抽泣起来，眼泪露水一样地落在草尖上，落在蟋蟀的身上。我在那粒晶莹水珠里看见了自己，一个微型的自己，一个还有九十天就满十八周岁的自己。 眼前那个小黑点移动了一下，没等我回过神来，蟋蟀便载着我跃入了草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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