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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箭杆胡同陈独秀故居出来，往北走不远就到了智德北巷。智德北巷，旧称“孟公府胡同”，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充满了历史的味道。乾隆三十九年，内务府总管和尔经额的女儿喜塔腊氏嫁给了皇子永琰，后来成为嘉庆帝的福晋。乾隆四十七年，她生下了第二子绵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帝。嘉庆元年，喜塔腊氏被册封为皇后，她的父亲和尔经额也被追封为三等承恩公。而和尔经额的儿子孟住继承了承恩公的爵位后，他的府邸就被称为“孟公府”。  智德北巷不长，且南边被高检围墙遮挡，北边的老房子屈指可数。走到3号院门前，我不由地停下脚步。十分气派的王府大门两侧，八字影壁上的砖雕十分精美。虽然门前没有文物保护标志，但我确定此宅颇有来头和故事。问过路人，这里正是旧时孟公府。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早期的领导人王明一家曾在此居住。  听到王明这个名字，我立刻有了兴趣，自少年时代，就熟知这个名字，因为他的左倾路线，让我党我军蒙受巨大损失。而今天，刚从犯右倾错误被组织除名的陈独秀故居出来，又遇到犯左倾错误离开祖国的王明故居，真是历史的巧合啊！  走进院内，虽然与普通的大杂院一样零乱、破旧，但基本格局依旧，两进院落的正房、厢房保存尚可，房屋之间还有游廊相连。墙壁上的砖石布满岁月的痕迹，门窗的油漆也已大面积剥落。后来搭建的屋舍占去大量的空间，却不能完全抹去旧时的痕迹。  上了年纪的人，对王明并不陌生，他在中国革命史上曾经是一颗闪亮的红色流星，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生于安徽金寨。他自幼聪颖，16岁考入武昌商科大学，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投身革命，1925年入党，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苏联，他因机敏善辩被副校长米夫赏识，一跃成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核心，自此开启“开挂”人生。  王明和米夫的关系非同小可。在中山大学读书时，他为老师米夫献计献策，帮助米夫成功当上校长，米夫则让王明当了学生会主席。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他将一次老乡同学聚餐诬陷为“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借助米夫权力处分了一批中国留学生。1930年12月，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访华，王明贴身伺候，既当翻译又兼助理。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精心策划，直接提携王明进入中央核心圈。  凭着米夫的靠山和自己对马列经典的理论功底，王明在党内的地位逐步攀升，1931 年，27岁的王明获得了中央领导权。此后，他不顾中国革命的实情，生硬照搬苏联经验，强调要实行“进攻路线”，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惨重损失，不但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受到影响，白区党的组织也屡遭破坏。  在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与颁布过程中，身为法制委员会主任的王明发挥了关键作用。1950年，《婚姻法》正式颁布，这部法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延续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为广大妇女的解放和社会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七大开始，中央多次要求他认识错误，进行检讨，但王明固执己见，始终没能以诚恳的态度检讨自己的过错。王明在政治上固执己见，在感情方面也很执着。在中山大学，他对16岁的孟庆树一见钟情，通过写情诗苦追三年未果。1930年孟庆树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王明冒死三次探监。孟庆树深受感动，出狱次日，19岁的她终于嫁给26岁的王明，从此开启44年“互宠互撕”的婚姻。  智德北巷3号院，曾经是她们最温馨的家园。由于政治和身体原因，王明渐入半休养状态。到北京后，她们将双方四个老人均从老家接来，一起生活，靠着两人不菲的工资，在这里养育孩子，赡养老人，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  1956年1月30日，经中央批准，王明带着家人再次去莫斯科治病，上次去苏联治病住了三年，这次则是一去不复返，全家人加入苏联国籍。作为中共前领导人，他在苏联享受国宾级的待遇，住着豪华别墅，还有专职司机和保姆，以及每月5000卢布的补贴。中苏反目后，他一边领着中国工资，一边化名写书攻击毛泽东。1974 年 3 月 27 日，王明在莫斯科病逝，最终客死他乡，结束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  他被埋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公墓中长眠着俄罗斯和苏联的著名人士，包括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乌兰诺娃、米高扬、赫鲁晓夫等，王明和孟庆树，是这里仅有的中国人。 王明一家走后，智德北巷3号院留下了四位老人，即王明父母和岳父母。之前有王明夫妇的高干工资，老人们的生活无忧无虑。王明去苏联后，工资换成卢布寄往苏联，四位老人的生活费靠国家救济，每人每月150元，在物价较低的当时，生活无忧。后来，老人们相继去世，均由政府帮助安葬，王明从未回来过。 从智德北巷3 号院出来，回望这座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四合院，王明的故事依旧在我脑海中萦绕。他的故居虽未列入红色景点，但每一块砖瓦都在提醒后人：一颗流星，在空中闪耀时固然惊艳，其升起和陨落亦耐人寻味。在被历史长河冲刷过的沙滩上，依旧藏着最真实的时代印记。 （本文部分史料及人物图片源于网络，故居图片均为实地拍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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