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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杨卫 １９９４年寒冬，圆明园画家村的画家们在一个温暖的小屋里聚聚就很惬意。 这是一个在众多的艺术史写作中被抹去的群落。包括我主编的《中国当代艺术生态》(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虽然收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圆明园、东村等艺术群落，甚至也把这些群落解散以后转移到宋庄、滨河小区等地的整个过程记录在案了，但对于清华北门这个艺术群落，却没有露一点蛛丝马迹。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它在历史的兴衰起伏中存留的时间太短。作为圆明园画家村解散之后，部分艺术家因为没有更好的去处，而临时栖身于此的中转站，清华北门形成一个艺术群落，维持的时间不到一年，只能算是暂时现象。所以，时过境迁以后，几乎很少有人再提及那段往事了。对于“盲流”艺术家群体而言，这当然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尤其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再加上户籍制度的监管，打一枪换个地方早已是家常便饭。所以，不会有什么人在那无休无止的迁徙中，把暂时的栖身之处当成自己的精神家园的。然而，清华北门却不一样，这不仅因为当时在那里聚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更因为这些人自打那里“浸泡”过之后，大都在未来的岁月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因此，回过头去寻找清华北门的思想踪迹就非常有必要，尤其是对于曾经在那里居住过的我，更是义不容辞。 那么，清华北门的艺术群落是如何形成的呢?源头还要从圆明园画家村说起，得把时间的指钟拨回到1995年。那一年的新春，并没有什么反常，但对于圆明园的画家们来说，却少了昔日的憧憬，因为早就听说圆明园画家村将要被取缔的消息，正在一步步得到证实。阴云就是这样子弥漫过来，笼罩了废墟上绽放的春意。年前，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王音等条件充裕一点的艺术家已经陆续搬走了，而像我们这些状况差一些的艺术家没有什么从容的选择，也就只能抱着一丝侥幸去期待命运的转机了。然而，时不与我，圆明园画家村将遭取缔的消息终于还是得到了确认，最后通谍是夏末发出来的，规定十月之前必须搬走，否则就采取强制措施。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圆明园似乎又回到了当年慈禧们卷铺盖的状态，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 我有三个可选择的去处：一个选择是跟大部队撤入通县(即今通州宋庄);另一个选择是随部分艺术家转入东坝河(即今望京对面);还有一个选择是与伊灵等少数几个人退到更远的香山。这三个去处虽然提供了三种绝处逢生的可能，但我还是挪不动脚窝，因为留恋圆明园，更因为囊中羞涩。正当我犹豫不决之时，我的一个同乡游湘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答应以他开的公司名义保护我和刘彦等几个艺术家，并承诺给我们一定的经济支持。游湘云此义举无异于雪中送炭，给了我死灰复燃的希望。于是，我与刘彦等人为之庆祝了一番之后，便改头换面以公司职员的名义迁入了清华北门一带。 清华北门有一个夹在清华大学宿舍楼之间的小村庄，过去曾有一些清华的学子在这一带租房，但跟圆明园画家村亳无关系，唯一能够攀点近亲的只有诗人俞心焦，那时他就在圆明园与清华园两地活动，尤其和刘彦交往甚密。我们去清华北门，应该说俞心焦是一个索引。事实上，俞心焦在诗坛博得诗名，主要是与清华有关，在我们到来之前，他的诗已经在清华园一带具有了广泛影响。 很难说我们当年迁至清华北门，没有受到俞心焦诗风的蛊惑。人的迁徙就像是水的流动，哪里深情哪里就能挽留下过客的身影。清华北门跟圆明园时期已经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圆明园基础上的浓缩，具有很强意气相投的圈子色彩。所以，时过境迁以后，我得承认当年形成清华北门艺术群落，俞心焦是一种地球引力。 1996年开春以后，陆续搬到清华北门的艺术家有刘彦、王迈、马晗、刘辉、成立、徐若涛、石心宁、任芝田和我，加之原来居住于此的诗人俞心焦，以及当时还是清华学生的校园歌手(“水木年华”主唱)卢庚戌、李健(卢庚戌的搭档，最早“水木年华”组合的另一主唱)等，叠在一起大概有十多个人。这些人构成所谓清华北门艺术群落，虽然人数不算多，但却包含了丰富的艺术内涵，尤其是靠近清华大学，与那里的学术气氛相接壤，使这个艺术群落在当时具有了很强的思想色彩。这也是跟圆明园时期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圆明园时期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理想化，那么清华北门则像是一种思想的过滤器，过滤下来的只有理想主义的精神。因为人数不多，所以，清华北门那会，我们的餐饮基本上都是打平伙、凑在一块。那时，谈得最多的不是什么饮食男女，而是形而上的诗歌与哲学，仿如我们这些人都是天外来客一样，只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才能让我们眷顾于自己的土地。现在想来，不免有些空中楼阁，但那种云堆雾砌的理想楼阁还是让我非常眷恋，以至于每次回忆起来都像是一盏灯。 我还记得那时候艺术家王迈的神情，张望的眼睛里透着他从大兴安岭的故乡捎来的那份纯净，洁白得令我至今都无地自容。曾经一度，他还愤世嫉俗，觉得艺术界过于世故，因此而宣告自己要成为一个“理想国”的诗人，并写下了许多青涩的诗句。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有些幼稚。然而，又有谁能否认这种灿烂的幼稚，不是给那段灰色的岁月涂上了一笔亮丽的颜色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清华北门的这种思想气氛感染了周围的同道，使他们陆陆续续闻讯而来，但我知道来过清华北门的艺术界和思想界人物有很多。我还记得批评家高名潞，艺术家王广义、任戬、王劲松、邱志杰、奉正杰、魏野，哲学家周国平、陈嘉映、王玉北等等都曾光顾过清华北门，其中有些人还是常客，隔三差五来此逗留，几乎都快成为清华北门艺术群落的一员了。这些人频繁来往于清华北门，固然跟刘彦当年的号召力有极大关系，但也不能排除艺术上的吸引，尤其是清华北门的整体思想氛围对他们的感召。 提到刘彦，我在这里应该着重介绍一下，因为在当时的清华北门艺术群落中，他是一个核心，属于灵魂级人物。当然，这不是依据他在我们当中年龄最长，且有过参与“85运动”的阅历，而是因为他开朗豁达的性格以及富于思辨的语言智慧。早在圆明园时期，我跟刘彦就是邻居，曾领略过他的风采。那时候，刘彦就很出众，在艺术创作上也是别具一格，与多数圆明园画家保持距离。1994年，批评家张晴在《江苏画刊》撰写过一篇文章，把刘彦作为1990年以后中国试验艺术的代表提出来，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刘彦的确很早就摆脱了传统架上绘画的束缚，是国内较早运用新材料探索新艺术的先锋人物之一。不过，刘彦的时运似乎有些不佳，他的先锋艺术与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即政治类型的艺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所以，尽管他意识能够超前，且创作的艺术形式也非常新颖，但却始终为潮流所不容，一直身处边缘。清华北门是刘彦用来反自己的地方，反思的结果同样体现了他作为哲学系出身的辩证智慧，那就是并非潮流容不下他，而是他要抛弃潮流。后来刘彦回到自己的古典情节，在艺术上与旷达的自然体验结缘，跟清华北门的那段反思不无关系。 现在回忆起来，清华北门的那些集体反思，似乎都带有某种卢梭的意味。卢梭的“重返自然”命题，以及他对人类“天性”的诉求，在物质社会的迷惘中，精神的启蒙价值不言而喻。这种价值是不是一种驱动，构成我们当时的这些人聚集在清华北门的机缘呢?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对于我自己而言，由原来的艺术家后来转入艺术批评，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清华北门的那段经历，或者更准确点说，得益于卢梭式的人文启迪。 当然，除了我上面说到的这些人，在清华北门的艺术群落中，其他人也都在那里酝酿过人生的转折，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思想足迹。比如石心宁，就是在那里开始探索所谓“后现代”并置的艺术语汇，由此确立了他后来赖以成名的艺术风格;马晗也是在那里涉猎于当代哲学，促成了他后来在艺术上的突飞猛进;刘辉在那里确认自身的人生价值，导致了他后来诙谐的处世风格;徐若涛在那里沉淀自己的过去，产生了后来的思维转向;任芝田在那里积累传统知识的能量，至今都在发挥其果;成立在那里冥想自己的时代，在现代艺术的困境中坚定地走到了现在：当然还有“水木年华”的卢庚戌和李健，也是在那里与我们把酒同醉，创作完成了他们最早的成名歌曲…… 1996年夏天刚过，我们这些漏网之鱼，终于还是被当地监管部门发现，与此同时，清华北门传出要拆迁的消息。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再次选择逃离，重新踏上迁徙之路。秋后，我搬入了现在的宋庄，不久，刘彦、王迈、马晗、刘辉、徐若涛、石心宁、任芝田、俞心焦等人也都各自谋了其它出路。自此，清华北门艺术群落解散，不复存在。现在回想起那段历史，我很充实，因为从那里走出来的同道们，今天大都有了不俗的表现。只是稍微还有点遗憾，遗憾的是当年卢庚戌和李健一起组建的“水木年华”乐队，不知何故分道扬镳，后来光彩照火的舞台上只剩下卢庚戌，而没有了李健。也许，这就是人生回避不了的变数吧。世事无常，我也只能用一颗平常心来对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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