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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1月14日晚上，顾维钧临睡前像往常一样进浴室洗澡，边洗边与浴室外的严幼韵说第二天打麻将请哪些客人来。说着说着，浴室里就没了动静，严幼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便走进了浴室，只见顾维钧静静地蜷缩在浴垫上，就像熟睡了一样。 几个小时前，他刚刚写完一生中最后一天的日记。这天的日记十分简短，只有一句话：“这是安静的一天。” 顾维钧以98岁高龄，无疾而终，静谧而从容，这是他的造化，也是他的福分。 说起顾维钧，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一致的，此公是近代中国不可多得的外交家。为顾维钧做口述历史的唐德刚曾多次强调一个观点：近代中国百余年，只出过“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和顾维钧，而顾维钧就是那“半个”。 纵观顾维钧的外交生涯，最精彩的一瞬，首推其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经典时刻—— “请允许我在正式发言之前，让大家看一样东西。（掏出金表）进入会场之前，牧野先生为了讨好我，争夺山东的特权，把这块金表送给了我。（牧野抗议后）姑且算是我偷了他的金表，那么我倒想问问牧野男爵：你们日本，在全世界面前偷了整个山东省，山东省的三千六百万人民该不该愤怒？四万万中国人该不该愤怒！请问日本的这个行为算不算是盗窃？是不是无耻？是不是极端的无耻！” “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者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山东是中国的，无论从经济、战略还是宗教文化上，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作为职业外交官，顾维钧对中国的国力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从事外交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始终是以弱国来定位中国的外交并采取相应策略的。 关于弱国外交，顾维钧的思考很深，留下了许多至理名言。 顾维钧说——对弱国来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能用于外交，因为国家是不能玉碎的。 在外交谈判中，当你已达到百分之五十的地步，而正接近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时，应当小心不要有任何可能引起谈判破裂的言谈和行动，而失去你那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因此如果你的目标是要达到百分之七十，就应特别小心，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那百分之七十的目标，取得谈判成功。 但是，同时代的外交官并不能有这样的认识，中国外交的一个大毛病就是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顾维钧为时人所津津乐道，为后人啧啧称奇，除了他的外交生涯，还有他与生俱来雍容华贵的气质以及风流情史。 晚年，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在餐桌上问他，爸爸，外界说你一生有过28个女人，你到底有过多少个女人呢？ 顾维钧十分自然地随口反问道，只有28个吗？ 顾维钧有过四任太太，第一任太太张润娥是娃娃亲，遭顾维钧退婚后，万念俱灰，落发为尼，青灯孤守，十分可怜；第二任太太是北洋总理唐绍仪的千金唐宝玥，只可惜两人缘浅，1918年唐宝玥死于西班牙流感。 顾维钧的第三任太太是黄蕙兰，外界都说这是“一英镑的跨国奇缘”，浪漫的不行，其实顾黄之间更像是政治婚姻，30多年，浪漫不多，鸡毛不少。 黄惠兰的父亲是印尼“糖王”、华侨首富，她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自幼长住欧洲，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耽迷于上流社会的社交社会。她对顾维钧的爱恋，其实是爱恋顾维钧外交大使的光鲜头衔，两人在物质生活上是满意的，但彼此并不相爱。 1934年顾维钧回国述职，那时候他就与后来的太太严幼韵有了密切的交往，更直白的说，从那时候，他就已经出轨了。 1990年，张学良对唐德刚说，西安事变前，也就是顾维钧回国述职的那段时间，他与顾维钧打麻将，同桌的就有严幼韵。黄蕙兰怒气冲冲地来了，拽着顾维钧走，顾维钧坐在那里就是不走。黄蕙兰拿着茶水从顾维钧的头上浇下去，顾端坐着还是不走。黄蕙兰指着严幼韵当面开骂，严也是端坐不动。 1956年1月底，顾维钧从台北返回华盛顿当晚，告诉黄惠兰他已经辞职。 第二天一早，黄惠兰不辞而别，离顾维钧而去。 没有了大使夫人的头衔，她再不愿与顾维钧维系那有名无实的婚姻。 顾维钧最后一任太太，也就是晚年与其相伴的夫人严幼韵。 他们虽然始于婚外恋，但却是真正的心灵爱恋，最后做到了白头偕老。 有人说，顾维钧与唐宝玥结婚，借以发展政治地位；与黄惠兰结婚，得以多财善舞；与严幼韵结婚，得到了人生珍爱。 这样的人生，太让人羡慕了。 作为民国老人，顾维钧的乡愁，也是颇让人感慨的。 那是他那一代人集体的心灵伤疤。 顾维钧最后一次回嘉定老家，是1946年离国前。 那年5月4日，他从上海市区赴嘉定扫墓，先后到城里的顾家祠堂、祖母邹氏墓地和在马陆的顾溶夫妇墓地及唐宝玥墓地。此后，嘉定就成了他永远的乡愁。 晚年，只要遇到上海来的人，他都要问是否去过嘉定，并老是惦念着要吃家乡的塌棵菜和罗汉菜。 97岁时，他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嘉定县城的示意图，图中耸立了老城的古塔。 也是这一年，他写下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诗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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