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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本文摘自《皖南事变本末》(1984年12月)，原节标题《我军失败的经验教训》  正文 往事不是过眼的烟云，认真研究皖南我军失利的原因仍具有重要意义。 皖南事变我军的失败，既有客观上的因素，也有主观上的因素。在客观上，是由于蒋介石反共之阴谋，在主观上则由于项英政治上、军事上机会主义之领导。这二者都是客观存在。当然，蒋介石国民党反共之阴谋还不可能决定我军的失败，决定我军失败的还是我军主观上的因素。 在主观上，我军失败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 政治上的原因首先是由于项英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北上的发展方针。他长期株守皖南，信赖蒋介石国民党不会消灭他的口头保证，不愿或不敢到敌后去发展新四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因此贻误了北移的有利时机。同时，项英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也没有进行认真斗争，精神上作了国民党的俘虏，使皖南我军失去了应有的思想上的准备，以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的地位。全军九千余人，除了二千余人突出重围以外，其余则壮烈牺牲和俘虏。这是项英政治上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 早在抗战开始时，项英即与党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项英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以及后来他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和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极端重要性，对于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一两面政策及其实质没有深刻的认识。他和袁国平所领导的新四军政治工作有很多地方有引导新四军去适合国民党的要求。新四军成立三年以来，项英对于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进军、东进北上的方针，阳奉阴违，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党中央作报告，发展到极不正常的程度。项英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共中央多次严厉批评之后，虽表面上表示服从，但实际上仍然不改，因而招致恶果。在新四军之其他部分，则在刘少奇、陈毅领导下，由于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与政策，使部队得到很大发展。正如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的决定中指出的一样：“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但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亦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 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在总结皖南事变军事教训中，对此曾进一步详细指出： “皖南新四军全部约一万二千人，原驻云岭(泾县)、黄浒(繁昌)及繁昌西南狭窄地区,横竖不到一百公里，北靠长江，东临强敌，西南两方面约有友军十二万人，凭据黄山、天目山山地，筑垒包围监视。在过去国共摩擦紧张时，不仅不易发展，且时时有被包围聚歼的危险。远在两年前，党中央即向该军指示向敌后、向江北发展，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迄未被该军的主要领导者项英同志所接受。特别在去年一月到四月全国反共高潮时，党中央与军委曾不断催促项英同志执行上述方针。这些指令中最重要的有：一月十九日重申向苏南、苏北发展方针的命令；三月五日关于蒋令我江北四、五支队及管、叶部(原注：管即管文蔚、叶即叶飞。)南开，我应相反要求江南部队北调的指示；四月十日又有目前投降危机加重，皖南部队行动的指示。但项英同志的回答是“皖南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南方不可”。并要求依照蒋介石令将原驻江北的四、五支队，管、叶部队南调，完全放弃江北阵地。项英同志在皖南的工作，只顾与国民党的联合，而一切服从其限制，信赖国民党不会消灭他，不愿或不敢到敌后去发展新四军，建立抗日根据地。政治工作不敢明白提出共产党的领导，一切迁就国民党的规定，以国民党领袖的谈话演词为全军教材，丧失了共产党的独立性。党中央曾为此于五月四日给江南新四军以关于抗战及统战策略的指示，清楚的说明一切敌后方，我均可以发展，应该去发展，对敌后发展问题，不应强调特殊性，而应强调统一性。对统一战线中的磨擦、限制，不应强调联合，而应强调斗争。这一指示，曾推动陈毅同志于六月渡江，发生积极的效果。自去年十月十九日何、白发出《皓电》，限令江南、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北开，并以重兵向我这些地区周围逼近压迫，党中央及军委从全国团结抗战着想，从皖南新四军的前途发展着想，又再剀切催促项英同志率皖南部队北移。叶挺、饶漱石同志（东南局副书记）都坚决拥护党中央指示。项英同志不得已，乃表面赞同北渡方针，但又寻出一大堆理由，说：北渡路线，只有两条，一条经铜陵、繁昌渡江到皖北，只有一两个渡口，毫无保证，且对江北无为一带有顽军，恐一到江边又过不去。一条经溧武路转苏南敌后过江，又须通过五道封锁线，一条运河，一条铁路，大队通过不易。项的结论是准备叶挺率一部过江，彼仍“决心坚持皖南阵地”。直待党中央及军委于十一月、十二月不断指令催促，并指出不北移有被消灭的危险，才派两营人由铜、繁过江保护交通，防阻桂系军队进攻。并将后方资财一千三百担及后方人员千余人，十一月三日先后开赴苏南。此两批人员都顺利地到达目的地，足证项之所谓不易通过，全系托词。十二月以后，皖南情况日愈险恶，项英给党中央电说蒋已令顽军在泾县、太平间严密布防，作一网打尽之计，皖北桐城、庐江、无为方面，桂军亦有增加，请党中央指示方针，并向国民党中央抗议，要求让路通过。党中央一面向蒋抗议，交涉让路，一面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再次严厉批评项英之迟疑犹豫，指出：“若不迅速北移，必然遭到极大损失”。项英在党中央这样严厉批评之后，才决定经苏南北移。 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在关于皖南我军军事失败教训的这个总结中，深刻指出了项英在执行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北上方针上的阳奉阴违、犹豫动摇的错误态度。根据项英等的错误，中共中央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的决定中指出：“必须加强全党特别是军队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能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全党全军必须以项英袁国平错误为戒，于坚持抗日立场之下，在精神上、政治上、军事上及一切组织上严肃我党我军的阵容，方能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进攻，与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 军事指挥上的原因其次，是项英在军事部署与指挥上也犯了严重错误。 第一，由于项英对日寇畏惧与对蒋介石国民党麻痹，因而错误选择了北移路线。 我军北移路线从全面看，不管是由驻地往北开，抑或由驻地往东开，还是由驻地往南开，蒋介石国民党都已作了围歼我军的阴谋部署。但是，比较起来，我军北移路线从驻地往北或从驻地往东，要比从驻地往南安全一些。 前面已经提到从驻地往北开，经铜陵、繁昌之间渡江，行程近，长江两岸都是我军活动的地区，群众基础好，没有国民党军的防区，在日蒋矛盾没有解决以前，国民党军队对我军行动也不敢紧追。沿江同时可以启用的渡口就有十二个，已征集的船只就有二三百条，一夜就可以渡过七千余人。江北又成立了渡江指挥部，游击纵队挺进团也奉命接应。当然日寇加强对长江封锁，桂系李品仙在江北占领渡口封锁道路，我军大规模渡江是有困难的，但是如果不是对日寇畏惧，分批渡江也不是不行。皖南事变后，我军渡过长江日寇的严密封锁，突围到江北无为地区的就有近二千人，不是一个证明吗？ 前面也已经提到从驻地向东开，往马头镇、至竹簧桥、水西地区到达苏南茅山根据地，再待机北渡。这条路线苏南我军和皖南我军可以对进，互相策应，沿途都有我军兵站，群众基础也好。皖南事变前我军近两千名非战斗人员就是从这条路线上通过的，没有发生什么问题。虽然日寇当时在苏南反复扫荡，国民党五十二师和一〇八师在沿途修筑了工事，但是我军如果分批北移，摆在面前的这些困难也不是不能克服的。 当然，分批移动走第一条路线或者走第二条路线或者同时走这二条路线都有被日、蒋各个击破的危险。可是正如陈毅所说，“都没有全军覆灭的可能”。 至于从驻地往南开，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宁国、郎溪到溧阳，待机北渡。从实践的结果来看，这是选择的一条错误的北移路线。这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顾祝同已调集重兵“防堵”。而向国民党防区转移，在政治上无疑处于被动地位，使蒋介石找到消灭我军的借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我军未出动前，项英又低估了国民党军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我军的力量，认为如果发生战斗，国民党军就会很快被我们击垮，我们就会很快突出包围圈。还有，我军前进必经的茂林地区，则是高山重叠，交通不便，发生战斗，易为国民党军各个击破。如果项英当时不是对日寇的畏惧和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麻痹，那么就不可能选择走这条北移路线。我军走这条路线北移，无疑是自投罗网。 第二，在行动部署上又错误地平均使用了力量。 行动前我军九千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左路为老一团、新一团约三千人；中路为老三团、新三团约二千人；右路为特务团、五团约二千人。军直机关、战地服务团、教导总队跟中路纵队前进。三路纵队进入三个山冲，发生情况后，山这边打枪山那边听不到，高山阻隔，不能互相呼应。指挥员无法掌握主力，当然也就无法应付，缺乏突击力量。我军始终只能以劣势兵力与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作战。虽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或者打成平手，但在整个战役上则无力量给敌人以致命杀伤，取得决定性胜利，无关宏旨，反而遭到处于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各个击破。陈毅在总结皖南事变军事教训时指出：“皖南我军既然要集中起来北移，那就应该三个团走前面，三个团走中间，辎重在后面，集中走一路才是正确的。十几万人的队伍才可以分几个纵队走。” 第三，在指挥上举棋不定，缺乏坚决突围的决心。 我军行至茂林地区时，六日拂晓和上午，蒋军四十师已在我前沿阵地上开始阻拦。这一战况出现后，叶挺建议改变前进方向，项英却盲目自信，决定我军仍按原计划继续前进。七日，我军三路均被阻于榜山、牛栏岭、星潭一线。叶挺建议坚决攻下星潭，以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项英则顾虑重重，担心星潭攻不下，又担心伤亡大不好处理，等等，决定由丕岭后撒，改向西南方向经高岭，过太平，入黄山，待机北移。为此开会讨论长达七小时之久。其实当时我军先头部队已经攻下了星潭。我军后撒后，秩序混乱，而八日我军一开始行动，蒋军七十九师已在高岭阻拦，不能前进。军部又决定改向西北方向移动，经茂林，再从铜陵、繁昌之间过江。而蒋军一四四师已经占领了茂林，切断了我军后路。这样我军腹背受敌。如此大军，在敌人围攻的险恶环境下，指挥上举棋不定，行动方向从东南忽而改向西南，又从西南忽而改向西北，没有决心突围，致使我军丧失突围时机，辗转反复于蒋军包围圈之中，危机加深，安有不败之理。假如指挥员下定决心，铁下心肠，坚决突围，是可能化险为夷的。举棋不定，辗转反复，历来是军事上的大忌。陈毅在总结皖南事变军事教训时指出：“这样多的军队往回撤，这是游击战的方法，而不是大兵团作战的方法。” 第四，项英临危动摇，私自离队，使部队涣散，失去领导重心。 正当情况危急时，项英于八日深夜带着袁国平、周子昆及少数警卫人员，企图从小路突出包围。到了十日，项英在山头上转不出包围圈，见到山下我军正秩序井然地通过，才毅然回到了军部。这对我军士气影响很坏。这就是皖南我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皖南事变要报》的分析关于我军军事上失败的原因，《皖南事变要报》曾作了更为详细的叙述。 《要报》对敌我战术的检讨是: ①顽敌方面： 总的方针是前堵后进、两翼夹击的围歼方针。 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取外线向心作战的方式向我分进合击，处于主动地位。 顽敌地形熟悉，且处于有利地形，凭工事固守，待全部包围，形成后，即开始向我总攻。 针对我之弱点采取了各个击破战术。 ②我军方面： 战略上的错误，亦为整个行动失败的主要因素。在开始未能乘顽敌准备未周时，迅速东进或北渡；及至顽敌已有准备向我进攻时，而我又未能迅速从顽敌间中突出包围，反而投入敌之包围圈，此为整个战略之失着。 在行动部署上，以皖南全体战斗部队六个团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齐头并进，平均分配兵力，指挥员不能掌握主力，无突击力量，以至发生情况，处处陷于被动，始终以劣势兵力与敌作战，故在战斗中仅能取得个别小胜利，而在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战役上则无力量给敌人以打击，取得大的胜利，相反地遭受了顽敌之各个击破。 指挥员决心犹豫，一日数变，且过分害怕部队牺牲亦为此行动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情况对我有利时，不能牺牲小的部队来打击敌人一路或坚决突围以取得大的胜利，而到处顾虑，决心不坚决，以至失掉消灭敌人和突围之有利时机。 对敌情缺乏正确的估计。在出动前认为即使与敌发生战斗时，我亦可很快将敌消灭或击溃，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而没注意到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和敌人已有充分准备。 在战斗情况最紧张时，指挥员没有沉着应付和机动地指挥部队，使全军失掉指挥中心，而失于混战状态，造成不利局面。 未能把握兵团作战的指挥要领。部队分三路行进，中间间隔相当大，且是山地作战，以电台指挥，行动中的相互联络是不易的，即使能联络到，亦须费相当时间，而下级指挥员亦未能灵活地与上级取得联络，故在战斗一开始便失掉联络和互相发生误会，高级指挥员亦未能顺畅的实施其指挥。 《皖南事变要报》指出我军军事上失利的经验教训是： 抗日战争的最高指挥原则是在“战略意志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任何人违背这一原则就会造成严重的失败。皖南事变的失败，完全证明了这一原则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正由于皖南新四军领导者未能执行党中央对皖南部队北进的战略意图，所以被敌人各个突破而失败了。 了解情况、判断情况，是具体的实际的工作，绝不是主观主义者所想象得到的。皖南事变在情况了解和判断上，均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错误。正因为估计敌人打我们可能性不大，就没有集中力量突破一面，而达到战略转移的目的。因而在行动布署上也犯了屡次行军式的分兵前进的错误。 皖南事变经验告诉我们：军事部署正确与否，直接影响战争胜负。因此必须反对平均主义的布署，把握主要突击力量与次要牵制力量的原则。 皖南事变我军失败的主要经验教训就是如此。 资料来源： 《皖南事变本末》(1984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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