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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12年，长沙一场普通的中学招生考试，却意外地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一个年轻考生写下一篇惊世宏文，一个有远见的教育家，一眼识出人才。 谁能想到，这场考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命运转折？   符定一的“千里马”1912年，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开学招生，校长符定一亲自主持阅卷。 考题叫《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者为要策》，这本是个套路作文，大多数人照本宣科，但那一张答卷却像打了他一巴掌。 这孩子太厉害，文章像刀子，切得准，下得狠，不带一句空话。 符定一把试卷往桌上一拍：“这个人，我要亲自见”，马上安排复试，临场命题：《论救国之道》，不到两小时，毛主席交了卷。  文章一口气从“三民主义”谈到“章太炎”，连带北洋政府的软弱和旧学的束缚，通篇无废字。 符定一不动声色地读完，抬头第一句话：“奇才”，再说：“第一名，录了”。 那时候毛主席才十多岁，头发有点乱，衣服不合身，说话带着湖南口音，但眼神稳得吓人。 一出校门就敢说：“国弱，是教弱”，像是把国家的事扛在自己肩上。 这事儿之后，符定一开始关注这个学生。 每次上课，总爱叫毛主席发言，私底下还把自己的两本宝贝书《资治通鉴》和《御批通鉴辑览》送了出去，说：你要真想救国，这些书要反复看。  毛主席不客气，拿回去就读，没两个月写了篇文章叫《讲堂录》，专讲中国历代政局的成败。 他不是在写作业，他在搭建自己的思想体系。 可有一天毛主席突然说要退学，要自己去读书办报，闯世界。 符定没说反对，也没劝留，只说：“你走，我送你”，临别前偷偷塞了一点钱，算是支持这个孩子折腾，他懂得，有些人天生不是坐教室的料。  危难时刻的“守门人”到了1922年，毛主席在长沙搞工人运动，动静闹得不小。 长沙城外的茶陵、宁乡、醴陵到处在抓人，工人骨干被逮，罢工的头头关进牢里。  消息传到北平，符定一心里咯噔一下，立刻找人托话，动用了老同乡、表亲和在四川做官的表弟，一圈人转下来，终于在赵恒惕那压住了风头。 这还不够，符定一直接掏出20块大洋，托人送到长沙，让毛主席连夜动身去广州。 火车站一角，毛主席上车前穿着旧夹袄，包里塞着几本书和一包辣椒干，送行的人说：“钱是符老寄的。” 广州站下车，毛主席回头看车窗外，写下一句：“革命者，不负知己。” 可这事没完，1915年开始，毛主席去了北大，在图书馆做管理员，节俭的他连饭钱都省。  符定一当时在北平，知道后悄悄每月给他送五块大洋，不多，但够买饭、租屋、读书用。 还有一次，毛主席去北大找符定一吃饭，门口拐弯处闻到辣椒香。 进去一看，桌上放着辣椒炒蛋、腊肉炒豆角，还有一碟子干辣椒蘸酱，符定一笑着说：“知道你爱这口，特意从湖南带的。” 两人那顿饭没说几句话，但桌上的辣椒，比什么都暖人心。  杨昌济的“推门人”1913年秋，湖南一师开学，校园里的书声还没热乎，杨昌济已经注意到，那个老早在报纸上，写匿名评论、课堂上爱抬杠的学生。  别人上课听讲，他在翻《申报》；别人写作文，他在写政论。 一次上课讲“新文化”，杨昌济话音未落，毛主席就举手发言：“读圣贤书，不解决百姓生计，纸上空谈。” 其他学生都愣了，杨昌济不但没批评，反而笑着让他继续说。 下课后还叫住他，说：“你观点不俗，可惜还没上过北大的课。” 毛主席当时正愁毕业后去哪。 杨昌济一句话：“到北京去。”推荐信一封写得斩钉截铁：“此子，才可惊世，气足通古。”  北大图书馆那个寒冷的地下室，毛主席白天做管理员，晚上蹲着看书。 手脚冻得发青，但心热得发光。 杨昌济不止一次从图书馆，把他叫去自己家中，边吃饭边讲《天演论》，和康德的“实践理性”。 桌上的饭是白馒头，话题却是世界秩序。 杨昌济不轻易夸人，但对毛主席的评价藏不住。 一次在朋友聚会时说：“这人若无大器，我不教书。” 毛主席没让他失望，三年间发表的政论文数量，和深度都远超同龄人，一次写到“官制不革，民无自由”，章士钊看了拍案叫绝。  1920年，杨昌济病重，卧床数日 。临终前写信给章士钊，说：“海内人才，蔡和森、毛润之也。救国必先重二子。”这封信后来被收藏在清华大学档案室，字迹清晰，纸页泛黄，但那一句话，掷地有声。 毛主席在杨昌济去世后写了一篇《忆师文》，通篇没有哭腔，却句句沉重，没有多余辞藻，却是一生最重的牵挂。 光环背后的沉默身影1958年，符定一在北京病逝。那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冷，符家后人清点遗物时，发现一只旧木箱，里头是泛黄的学生作文、一封封通信，还有两本包着油纸的《通鉴》。 封面一行字：润之手抄批注本。 周总理亲口致词，说：“符定一识才、荐才、护才，为国家留下栋梁。”这不是场面话，因为从毛主席十几岁起，那个“护道”的人，一直都在。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让符定一出山，接管中央文史馆。 他不是搞行政的料，但熟读经史，识人如火，主张“武攻天津，文定北平”，一句话成为北平和平解放策略要点。 在中央文史馆的办公室里，符定一坚持每周读史三天，亲手审阅馆员文稿，哪怕眼睛老花也不肯叫秘书代劳。 他常说：“若非熟史，怎懂人心。” 晚年一次会议，毛主席走过他身边，只说了一句：“还看通鉴吗？”符定一答：“眼睛看不清，心里背得清。” 再没有更多寒暄，两人互望一眼，便已知千言万语，有些情谊，不在话里，在命运里。 教育的力量在那一代人身上，从不靠口号，靠的是真金白银、真信真帮、真肯担当。 符定一给的是门槛外的一只手，杨昌济给的是方向上的一盏灯。 毛主席后来成了伟人，而这两个老师，一个给他开门，一个给他避刀，谁都没出现在主角舞台上，却始终站在边缘不动——护得起，也放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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