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典籍浩如烟海，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与历史的见证。然而，“天禄之灾，兴废靡常”，战争的焚毁、朝代的更迭、以及保存条件的限制，使得大量古籍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其中不乏具有重大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的孤本、善本。这些失传古籍的命运，牵动着历代学人的心弦。幸运的是，进入近现代，伴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一些久已失传的古籍得以重现人间，为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将尝试循着历史的脉络，重点探讨自汉唐以至明代，部分重要失传古籍的发现历程、主要内容及其学术价值。
追溯早期，汉代的《古文孝经》、南朝梁代顾野王的《玉篇》残卷、隋代萧吉的《五行大义》等珍稀文献，多赖日本学界的保存与辑佚。例如，《古文孝经》与《五行大义》均被收录于日本人林衡在1799年至1810年间编撰的《佚存丛书》之中，得以重归学人视野。《玉篇》作为研究汉字字形及中古音韵的重要典籍，其最古写本残卷亦是在日本发现，后由晚清学者杨守敬、黎庶昌等人通过《古逸丛书》的形式将其影印引介回国，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依据。
唐代是中国文化臻于鼎盛的时期，其散佚海外的典籍尤为丰富。通过《佚存丛书》，我们得以重见如《臣轨》、秘书省所编《东书要录》、韦述的《两京新记》以及韦绚的《文馆词林》与辛文房的《唐才子传》等重要著作。杨守敬在其驻日期间，通过《日本访书志》记录了大量日藏汉籍，并与黎庶昌合编《古逸丛书》，更是系统地揭示了日藏唐代遗珍，如张鷟的《游仙窟》、唐临的《冥报记》、唐《孝经注疏》以及林宝的《姓解》（其时代或更早）等。这些书籍的回归，极大地丰富了唐代文学、史学及制度研究的资料。此外，日本人编纂的《全唐诗逸》，亦搜罗了大量中国本土久佚的唐诗，对《全唐诗》起到了重要的补遗作用，约于清嘉庆年间传入中国。
五代及宋元时期，亦有不少佚籍在日本得以流传。如后晋的《古本蒙求》、宋代的《感兴诗注》、《泰轩易传》、《玉堂类稿》、《西垣类稿》、《宋景文公集》、《周易新讲义》以及重要的音韵学著作《韵镜》，均是通过《佚存丛书》、《古逸丛书》或杨守敬等学者的努力而为国人所知。元代的《蒙求》某一版本亦在此列，这些发现为研究相应时期的学术文化提供了重要文献。
及至明代，失传古籍的再发现呈现出海内外并举的局面。藏于日本皇室书库的明代杨纳撰《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杂剧孤本，是现存时代最早的、完整展现唐僧取经故事的戏曲形态，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不言而喻，揭示了《西游记》故事演变的早期环节。而在中国本土，1958年，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在北京开通书社发现了一部残缺不全、此前未见著录的明代小说——《京锲皇明通俗演义全像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这部以图文并茂形式叙述明嘉靖年间戚继光抗倭事迹的小说，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部以东南抗倭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尽管残缺且作者刊刻信息不详，但其填补了明代小说在特定题材上的空白，为研究明代倭患历史及通俗文学传播提供了珍贵样本。更为学界瞩目的是明末清初学者查继佐所撰的《罪惟录》。此书原名《明书》，是一部纪传体明史巨著。查继佐亲历明末动荡，对明朝覆亡及南明历史有切身体会。因清初文字狱酷烈，尤其是作者本人亦牵涉“明史案”，书稿被作者深藏于家，未敢刊刻流传近三百年，直至民国中期方由张宗祥先生发现并加以整理校订，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它以其对明末及南明历史——如福王朱由崧、唐王朱聿键、桂王朱由榔、监国鲁王朱以海及有争议的定武帝韩王朱本鉝等政权的详尽记述，尤其是对农民军和南明诸政权的独特视角，在顾诚、钱海岳等南明史大家的研究成果问世前，是最系统、详实的史籍之一，极大地推动了相关史学研究。书中关于“靖难之役”以南朝视角的记述亦弥足珍贵。
这些失传古籍的再发现，无论是源自东瀛的遗珠，还是本土尘封的秘籍，其学术意义与文化价值均不可估量。首先，它们直接填补了相关领域文献的空白或不足，如《罪惟录》之于南明史，《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之于明代抗倭文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角，有助于修正既有认知。其次，它们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如《全唐诗逸》补充唐诗遗存，《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展示《西游记》故事的早期戏曲形态，为文学史、小说史、戏曲史的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再者，这些古籍的发现往往能催生新的研究热点，推动相关学科发展，例如《玉篇》残卷、《韵镜》等对汉语音韵学、文字学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每一部失传古籍的再发现，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抢救与赓续，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智慧，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这些发现也启示我们应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以实现文化资源共享，并加强国内散落文献的普查、征集与保护工作。
失传古籍的再发现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近代以来，一代代学人通过不懈努力，使得一批批文化瑰宝得以重焕生机。这些“失而复得”的古籍，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认知，也为当代学术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将有更多沉睡的古籍被唤醒，继续讲述它们独特的中国故事，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贡献新的力量。同时，对现有古籍的保护、整理与研究，仍是吾辈学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