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古代，除了朝鲜，谁最想成为中国的附属国呢？日本、缅甸、越南还是泰国？ 答案显然不在列举的范围之内。 最想成为中华附庸的是琉球——一个直到现在还充满争议的地方。 众所周知，琉球是个群岛，离他较近的，除了中国大陆便是中国台湾与日本了。以琉球的实力讲，显然开罪不起任何一方。那琉球诚心想加入中国的“朝贡圈”是否是因为想得到天朝武力的庇佑吗？ 答案再次被否定。琉球加入中国“朝贡圈”其实是双方“互相拥抱”的结果。两国各取所需，互为促进。但这一切都被日本的“插足”而终断了…… （1） 事情还要从琉球怎么融入的朝贡群体讲起。 在现代社会，滨海小城或者海中岛屿都是旅游度假胜地，所以他们可以依靠旅游业来赚钱。但这前提是有着较为便捷的交通。在古代，连铁皮船都造不出的时代，各国人民要想到琉球去旅游可谓是天方夜谭。而琉球物产“林木朴樕不茂密，厥田沙砾，不肥饶，是以五谷虽生，而不见其繁硕也”，属实是个不折不扣的“至小至贫”小国。
据记载，琉球百姓大部分人都住茅屋，哪怕是“富室贵家”，也“仅有瓦屋二三间”；至于吃饭，要想一日三餐都困难，若要吃肉，那几乎是痴心妄想。 所以，在没有“海洋领地”意识前，如此偏远的蕞尔小国实际上完全是安全的。琉球人之所以费尽心思想要加入朝贡，主要还是想通过“上贡”得到天朝上国所赐金银，然后通过这笔钱在东南亚、日本买粮食、肉类，改善自己生活。 但很可惜，天朝对这个小国并不感兴趣。 琉球首次在汉语典籍中留下记载，要追溯到隋朝时期。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一心想要彰显国威、探访异域，便派遣将军朱宽“入海求访异俗”。朱宽领命后率众出海，最终抵达了流求国。 这里的“流求”，正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琉球”。然而，由于当时语言不通，朱宽一行与当地人交流困难，最终只能“掠一人而返”。数年之后，隋炀帝决定动用武力，派遣军队“浮海击之”。隋军一路势如破竹，攻至流求国都，不仅焚毁了其宫室，还虏掠了数千男女百姓，满载战利品而归。此后，中原王朝与琉球的联系便一度中断。 此后数百年间，中原王朝的历代帝王似乎都对琉球这个小国提不起兴趣。直至《元史·瑠求传》中才这样记载道：“瑠求，在外夷最小而险者也。汉、唐以来，史所不载，近代诸蕃市舶不闻至其国。”由此可见，琉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中原王朝视野之外。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明王朝建立才出现转机。 众所周知，朱元璋花了很大力气招徕各国进贡，营造万国来朝的氛围，以便向国内臣民彰显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其中就包含琉球。洪武五年，朱元璋派出的使节抵达琉球。琉球一见到天朝使臣，全国都沸腾了。 建文年间，朱棣起兵靖难。朱允炆为了所谓的“国际风向”，自然对琉球的“声援”也十分看重。然而朱允炆垮台后，琉球立刻转而拥抱朱棣。朱棣为了彰显自己的胸怀，又厚赏第一个主动投靠的琉球。如此几经折腾，琉球的地位便越来越高，以至于常年仅次于朝鲜。所以，对明朝来讲，其实很大程度上对琉球是政治上的需求。
崇祯十七年，朱由检煤山自缢后，清兵入关。然而明朝士大夫在南京拥立了朱由崧，成立弘光政权。恰好，琉球使者在这一年抵达福建，他们再一次表明态度，支持南明政府，又得到一笔赏赐。但没过几年，南明政权便日薄西山，当清军接手福建后，琉球使者竟然拿出一份支持清廷的诏书，名正言顺成为了清朝附庸。 为何琉球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正确站队呢？ 其实，琉球本就不在乎谁愿意接纳他，他只是想换取钱财。所以他每次都是拿着空白文书登岸的。他也不在乎谁入主中原，而是，只要谁统治福建，他们的文书就填什么。 所以，琉球、大明正是在这样的考量下“相互拥抱”的。不过，在国与国的交往中，有时候，各有所取，反而他们的关系还更为稳定。 但很可惜，琉球的好日子并没有过上多少天，就被日本抢走了。从此，它便进入了漫长的双属时代。 （2） 自明建文帝在位时起，日本也加入了对明朝的朝贡体系，借朝贡贸易之机，日本人无需耗费太多心力，便赚得盆满钵满。然而，在众多前来朝贡的国家使团里，日本人的态度最为傲慢不羁，行事也最难管束。 嘉靖二年，日本国内两个地方诸侯为了争夺朝贡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竟各自派出使团前往中国。这两拨使团在宁波相遇后，矛盾瞬间激化，不仅相互大打出手、残忍杀戮，甚至在返程途中，还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原本肩负朝贡使命的“使团”，摇身一变成了明火执仗的“倭寇”。明朝政府不得不紧急调兵遣将进行镇压，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等众多明朝将士，在这场冲突中牺牲。此事在浙江一带引发轩然大波，史称“争贡之役”。 明朝朝廷对此事极为震怒，果断宣布断绝与日本的一切贸易往来。 对于日本而言，失去对明朝的朝贡贸易资格，损失可谓惨重。他们眼睁睁看着其他国家借与明朝贸易大发横财，自己却只能干瞪眼，实在心有不甘。一番思量后，日本人把目光投向了当时国际贸易开展得有声有色的琉球。 他们盘算着，要通过一种隐秘而特殊的方式，继续与明朝开展贸易。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日本萨摩藩以琉球对日本“不恭敬”为借口，悍然出兵入侵琉球。 琉球才多少人？
面对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萨摩军队，他们根本无力抵抗，很快便兵败如山倒，国王尚宁也不幸被俘，随后被押往日本江户。 令人意外的是，尚宁抵达日本后，竟受到了德川幕府的盛情款待。幕府将军德川秀忠亲自设宴，在宴席上，他信誓旦旦地承诺，不仅会放尚宁回国继续执掌琉球国政，还会保证尚氏一族世世代代稳坐琉球王位。 不过，日本人的慷慨承诺并非毫无条件。在尚宁被放归之前，萨摩藩强迫他与日本签订了一份条约，要求琉球承认自古以来便是萨州岛津氏的附庸。 除了上述文书外，萨摩藩还强迫琉球签订了十五条规章，即所谓《掟十五条》。这其中，最重要的几条则包含：1.除萨摩之令外，不得向中国购物；2.按日本所定缴纳年贡和公物；3.未经三司官不得任用官员；4.不可从琉球向他国派遣商船。 文件一经签署便意味着琉球失去了部分自主权。 在政治层面，琉球被日本强行定位为其二级附属国，也就是沦为萨摩藩的附属，史书记载为“被定置附于萨州”。1636年，日本幕府颁布新规，明确要求琉球国王在致日本的官方文书中，不得再使用“中山王”这一尊贵称号，必须改用“琉球国司”这一称谓。这一规定，正式确立了日本人眼中“幕府将军—萨摩藩主—琉球国司”的三级主从隶属架构。 按日本方面的说法，从这时起，琉球便步入了所谓的“两属”时代——既向中国称臣纳贡，又不得不臣服于日本。 （3） 事实也的确如此，琉球在保持对中国的朝贡关系时，每年还需多次派遣使团前往萨摩藩，最多的时候，一年竟达九次之多。从这频繁的往来中不难看出，日本与琉球的关系，在形式上借鉴了中国的朝贡体系。但与中国宽松的朝贡关系不同，日本通过颁布《掟十五条》，妄图对琉球实施更为直接、严苛的管控。 长期以来，中国对琉球的内政秉持着高度尊重的态度，从不轻易干涉其内部事务。然而，倘若《掟十五条》的各项要求得以全面落实，琉球的内政将全方位受到日本的深刻影响。在人事安排方面，日本的萨摩藩拥有决定琉球王位继承人的权力，还能任免摄政三司官等重要官职。为进一步控制琉球，萨摩藩要求琉球王子以及三司官之子必须前往萨摩藩充当人质。此外，萨摩藩在琉球设立了“萨摩假屋”这一机构，负责该机构的日本官员被称作“琉球在番奉行”。这位“在番奉行”的主要职责，便是传达萨摩藩的各项命令，并严密监督琉球王府的政务执行情况。 在经济领域，日本更是对琉球强行征收贡赋。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萨摩藩单方面规定了琉球每年必须向其缴纳的赋税额度，如：六千石的贡米、芭蕉布三千石（段）、琉球上等布六千段、下等布一万段、唐芋一千三百斤、绵子三贯、棕榈绳一百捆、牛皮两百张、黑网一百条、席三千八百张……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琉球将走向殖民时，日本人却给琉球立下了一条奇怪的规矩：琉球在国际上，尤其是面对中国时，必须装出一副独立自主国家的模样。 萨摩藩规定得极为严苛，琉球人在与中国的交往过程中，哪怕是一丝一毫，都不得透露自己正遭受日本影响和控制的事实。不仅如此，萨摩藩还明令禁止琉球人模仿日本的发型和服饰样式，生怕这些细节露出马脚。除此之外，萨摩藩还特别要求，当中国册封使团抵达琉球时，琉球人绝不能使用日本货币进行交易。总之，只要中国人来到琉球，琉球方面就得想尽办法，不能让中国人察觉到任何与日本有关的蛛丝马迹。 日本人之所以如此煞费苦心地伪装，是因为他们控制琉球，主要目的就是借琉球来开展对华贸易。日本妄图将琉球从朝贡贸易中获取的巨额利润据为己有，而这一切只有在琉球依旧保持独立国家表象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顺利实现。 尽管日本想尽办法极力掩盖它对琉球的侵略行径，但终究是纸包不住火。几年之后，日本侵入琉球的消息，还是传到了明朝军事部门的耳朵里。 这一消息传入大明朝野，瞬间引发轩然大波。朝廷上下围绕是否救援琉球、是否限制朝贡贸易、是否加强海防等关键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万历四十年八月初六日，兵部官员向朝廷上疏，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侵入琉球，其真实动机就是打着琉球的名义向中国朝贡，从而谋取暴利。他们建议，应当由福建军方派遣人员渡海前往琉球，实地侦察当地情况。倘若琉球国王依旧能够实际掌控这个国家，那么中琉之间的传统关系还可以继续维持；但要是日本人已经完全控制了琉球，那么福建和浙江东部沿海地区就必须提高警惕，对日和对琉的方针策略，都要做出相应调整。 但明朝自始至终海洋意识都较为淡薄，再加上经过万历三大征后，国力被严重消耗，早已是强弩之末，实际上已经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爱莫能助的境地了。 最终朝廷模糊地回复道：“琉球情形叵测，宜绝之便。但彼名为进贡，而我遽阻回，则彼得为辞，恐非柔远之体。请谕彼国新经残破，当厚自缮聚，候十年之后，物力稍充，然后复修贡职未晚。见今贡物，著巡抚衙门查，系倭产者，悉携归国，系出若国者，姑准收解。其来贡国人，照旧给赏，即便回国，不必入朝，以省跋涉劳苦。”
（4） 表面上，中国采取的这一举措，似乎是体谅琉球刚刚历经战祸，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特意允许它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但实际上，这背后有着更为深远的战略考量——中国意在限制日本借助琉球在朝贡贸易中谋取暴利的机会，从源头上遏制日本对贸易利润的觊觎。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彼时魏忠贤权倾朝野，把控着大明王朝的朝政大权。在琉球（实际上背后是日本在推动）的反复恳求下，明朝最终决定调整琉球的朝贡期限，将原本十年一贡改为五年一贡。这一改变，看似是明朝对琉球“苦衷”的妥协，实则是在复杂局势下的权宜之计。 到了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大明王朝已步入风雨飘摇的末路。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关外后金势力虎视眈眈，内忧外患之下，末代皇帝崇祯帝已无暇在朝贡国之间精挑细选、设置诸多限制。为了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争取更多支持，他毅然同意恢复琉球两年一贡的旧制。这一决定，让日本人欣喜若狂。他们苦心谋划的、以琉球为跳板开展中日贸易的计划，终于得以全面铺开。 然而，琉球在这场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扮演的绝非单纯的“棋子”角色。它不仅是日本操控下的傀儡，还充当着日本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在朝贡过程中，琉球肩负着一项重要且隐秘的任务——为日本收集中国的各类情报。每次琉球遣使来到中国后，都会秘密派出报事官前往日本。在日本人眼中，这些报事官有着一个特殊的称呼——“唐之首尾御使者”。他们带着从中国获取的情报回到萨摩藩，萨摩藩再将这些情报层层上报至江户幕府。 从1609年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到甲午战争爆发，在这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琉球王国始终处于一种微妙且复杂的境地：一方面，它不得不向萨摩藩“遣使贡物”，接受日本的统治与控制；另一方面，它又向明、清两朝请封，维持着与中原王朝的宗藩关系。日本史学界将琉球的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称为“两属时代”。 或许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两百多年，大明、大清为何始终发现不了这种“双属”现象。 其实，道理很简单，无论大明还是大清，二者对海洋领域都比较淡漠，一个不能为天朝提供利益的蕞尔小国，有什么必要对他投入太多精力呢？ 何况，明朝前期要应付蒙古人，后期要应付女真人，清廷前期要在中亚立威，后期又在国际浪潮下疲于奔命。两朝即便听到什么风声，也不愿花大精力为琉球出头。等到日本强行将琉球划为冲绳县，睁眼看世界的人们才开始惊呼“天下骤变”。
单从理论上讲，琉球与中国确实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毕竟，日本两百多年来都是偷偷摸摸“控制”着琉球。仅此一点便可说明，它自己也明白对琉球的争夺是不合理的。只不过是钻了空子才将琉球收入囊中。文化归属上，琉球人至今也没有完全认可日本文化。 以现代地理观点来看，钓鱼岛隔冲绳海槽与琉球群岛相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法理的角度来看，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本文主要参考张宏杰《朝贡圈》、张廷玉《明史》）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