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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顾秉谦《三朝要点》卷十四。 御史张文熙议曰： 此事惟问进药之是不是，弑逆之真不真。而且如药不当进也，则大廷广众，当日不闻有昌言止之者。如果是先帝召可灼，或者参情可以定罪乎？如弑逆果真也，则当直穷到底，罪不止削夺。未必有此心也，或者传疑不如传信乎？惟可灼轻易尝试之罪，而票之回籍调理，谁司政柄而颠倒若此？不讨贼而赏奸，此从哲自贻今戚也。至崔文升敢于进泄药，更重于可灼，两奸并当极刑，见保护。圣躬当以轻付匪人为戒也。 （史臣曰：“参情可以定罪”是也。夫仓皇弥留，操药物而进之，以冀君父之一生，非情乎？共此迫遽惶顾疑影政，惟原情而可无罪耳。虽文升、可灼，犹将宽之，乃谓从哲赏奸哉！如云未必有此心，文熙且为从哲昭雪之矣。） 大意： 这件事关键要查清两点：第一，当时进献药物是否合理？第二，弑君谋逆是否属实？如果说药物本不该进献，那么当日朝堂之上众多官员在场，为何没有听到有人公开劝阻？如果是先帝主动召见李可灼服药，这种情况下能否根据实情定罪？如果确实存在弑逆行为，就应当彻底追查到底，削夺官职的处罚显然过轻。但若当事人本无弑逆之心，是否应该以存疑从轻的原则处理？李可灼仅因轻率试药的罪名，就被下令遣返原籍休养——究竟是谁在执掌朝政，竟如此颠倒黑白？不惩治奸邪反而嘉奖恶行，这完全是方从哲自己招来的祸患。至于崔文升胆敢进献泻药，其罪责比李可灼更重，这两个奸人都该处以极刑，以儆效尤。陛下应当引以为戒，切莫再将圣体轻易托付给这些居心叵测之人。 （史官评述："根据实情定罪"的说法是正确的。当时先帝病情危急，众人仓促间捧着药物进献，不过期盼能延续君父性命，这份心意难道不是实情吗？在那种紧迫慌乱、疑云密布的政治环境下，本应体察实情予以宽宥。即便是崔文升、李可灼都该得到宽恕，怎能说方从哲是在包庇奸佞呢！如果说当事人未必存有恶念，张文熙这番言论倒像是要为方从哲平反昭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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