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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我出生在临潼乡下老家。我这个人发育特别迟缓，懂事很晚。母亲常说：“我怎么命这么命苦，生了你这么个傻子呢？兴许你的命也苦。”因为我眼睛下面有颗滴泪痣。母亲还和别人说，生我的前夜，梦里有人递给她了一枝梨花。梨花也象征命苦吧。 四岁那年，家里搬到了西安，母亲总是胃疼、牙疼，嫌我麻烦，就把我送到幼稚园。依稀记得去时，还考了我一下，问我：“这是红的还是黄的？”然后让我举举胳膊，伸伸腿，很简单，看我心智是否正常，五官四肢是否正常。我只记得四岁时去了幼稚园，却记不清楚什么时候又上了小学。就这么糊里糊涂上了下来。为什么说是糊里糊涂呢？直到小学毕业，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在上学。我常想，家里人说我傻，可能就是现在所说的心智不全。可是，我上小学怎么就没有蹲过班？后来想，也许是我喜欢的课目给我拉上了分。印象中，民国时的课本很好啊。比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与妻书》，还有《地球我们的母亲》等文章，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喜欢地理。中国地理、外国地理我们都学。老师每讲到一个省，就让我们画一张图，画出城市、山脉、河流、铁路等，还要标出这个省有多少县，把县名也标出来，交给老师。学地理让我们知道许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个旧出铜；云南出普洱茶，煮了喝更好。讲到三峡，教师就给我们读李白的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每讲到一处名胜之地，她都念古诗给我们听。中国地理的引人入胜之处，就是它的人文气息——古老的大地，古老的文化。讲到外国地理，我们也要把首都和著名的山脉、河流、铁路画成方位图，标出来。讲法兰西，在课下就唱“再会吧，巴黎，我爱你花香人密……”，讲到德意志，在课下就唱“啊倒霉的奥古斯汀……”我不喜欢历史课。总感觉换了一个皇上，又换了一个皇上，记不住，很麻烦。除了地理，我还喜欢自然课讲的植物和动物。有一次老师拿来一个蓝墨水瓶，瓶里插着一朵白菊花，讲了一会儿课后，菊花变成蓝色的了。为什么花会变蓝呢？老师告诉我们：“植物是需要水分的”。把科学道理变得这么直观！很美，也很有趣，印象当然深刻。我还喜欢音乐。我们音乐教室里有风琴，墙上挂着五线谱，每次上课，学生们鱼贯而入，一排一排地坐下。老师或坐着、或站着给我们讲，她弹琴唱一句，我们唱一句。当时，我们唱的都是三十年代的歌，比如黎锦晖写的歌。他是中国通俗音乐之父，当时已很有名。我们唱的是“月明之夜”啊，“小麻雀”啊，“葡萄仙子”啊。近来电视上说又要重唱他写的歌曲。我记得有一首歌叫《可怜的秋香》：“暖和的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它记得，照着金姐的脸，照着银姐的衣裳，也照着可怜的秋香。金姐有爸爸，银姐有妈妈，秋香你的爸爸呢？你的妈妈呢？她呀，每天只在草场上，牧羊、牧羊”。这是一个故事。我喜欢音乐课，回家后，还在桌面上画上琴键，自弹自唱。我也喜欢国文。除了国文课本文章好，大概也因为我的作文总受到表扬。有一次下雨后，国文老师出了个作文题叫“晴”，要求两小时写完。那时，我还弄不懂什么是诗，我就是一行一行地写想说的话。就在本子上写：雨后，校园一片花开，月季、玫瑰一篷一篷的，到处都是好看的花，云在飘，鸟在唱……现在看起来，像写诗，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这样写，是不是唱歌唱的？那次，老师在全班念了我写的《晴》。即使这样，我也不知道这是老师认为我写得好。到了延安想起来，才明白是这个意思，可见那时多懵懂？五年级时，有一次，老师让我们写作文，题目是《雪》。因为头一天夜里刚下过雪。我想到：早晨一推开大门，呀！整个世界都白了。在上学的路上，我看到一个门道中躲着一家乞丐，大人小孩儿，穿得都很脏，很少，蜷在一起冻得发抖。看到这情景，我很惊呀，怎么还有这么可怜的人家呢？人怎么能这么活呢？我就把看到、想到的写了下来。记不得当时用什么句子写的，只是老师很欣赏，发作文时，在班上读了我的作文。她还在作文上划了很多红圈，最后写道：“你是未来的小作家”。我不懂什么是作家，没有往心里去。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一份儿童报，一看，我的作文怎么登在报上了？现在才明白原来是我的老师推荐发表的。以后，儿童报每期都送我一张报纸。我学习不知道用功，但也没有留级。 我们的体育课也正规。操场很大。还有个风雨操场，四周没有墙光有个顶，有风有雨时就在风雨操场上课。那时，我们一个班大约有二十来个学生。在校住的老师很多，老师的宿舍一排一排的，学生可以随时找老师交流。语文老师对我很好，课间时，看到我穿得少，手很凉，就把我的手放进她的宽袖筒里给我捂一会儿。现在回忆起来，西安左翼人士不少。那时左翼力量在西安很强。要不“双十二”事件也不会在西安发生。杨虎城的儿子上的是西安二中，左翼在那里是很风光的。 我们学校校长可能是东北人，每周给我们上一堂国语。不管你说什么方言，在学校都要学国语，说国语，学的是老式拼音。每周一，要在孙总理像前，背总理遗嘱。学校里还有童子军，就像现在的红小兵。不知道是学美国还是德国？我们穿黄咔叽布的服装，有肩章。男孩子穿裤子，女孩子穿橄榄绿色的裙子，橄榄绿的领巾，宽边的呢子帽。那童子军服，操练时要穿，重要的日子也要穿。每星期操练一次，唱童子军歌。“中国童子军，童子军，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年级虽小，志气贞，献其身，献其心，献其力为人民….…”节奏音调像小号，意思不懂。不像黎锦晖的歌好记。 记得，我刚到那个小学不久，有一天到学校，学校气氛很紧张，老师同学们都很严肃。我很奇怪，不敢问，也不懂得问。后来想起来，那天就是“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就老唱《大路歌》《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开路先锋》一类的歌了。由于歌曲的引领，人们喜欢穿工裤，那时这是很前卫的打扮。还唱《满江红》。一听哪儿响起了歌声，就是《满江红》《五月的鲜花》等。我姐姐早熟，左倾，嫌我不懂事，不让我跟着她。姐姐写过一篇作文，说看地上的黄蚂蚁和黑蚂蚁打仗，黑蚂蚁把黄蚂蚁打败了。黑蚂蚁指的是咱们中国人，黄蚂蚁指的是洋人。老师表扬了她。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氛围。绥远古北口百灵庙战役，开始我们打败了，后来又打胜了。我们就去慰劳伤兵。高年级的学生帮忙护理，我们小孩子就给伤兵们唱歌。何兆武在回忆中，说他参加了唱那首“百灵庙战役”之后慰问伤兵的歌。但歌词他记的不全了。我能记全，开始是儿童说白：各位将士，明天是旧历新年，各位家里都在翘首而盼，可是，他们哪里晓得（唱）：“你们正为着我们老百姓，为了千百万妇女儿童，受了极荣誉的伤，躺在这病院的床上。”“帝国主义为着要逃脱深刻的恐慌，他们是这样的疯狂，自从占领了我们的沈阳，又进攻到我们的长江，以及所有我们的边疆。他们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的屠场，任他们杀，任他们抢，听啊，飞机还在不断地扔炸弹，大炮还在隆隆地响，我们要拼着最后的一滴血，守住我们的家乡。” （手记：灰娃的记忆很好，她唱过的歌，歌词大多能记下来。对于我们这些在共和国时期长大的人，除了唱颂歌之外，其它歌几乎唱不来的人来说，真是一种鲜明的对比。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抗战时期的文化，凭添了更多感性的认识。） 我这一辈子，八十岁，见识也算不短了。说中国人不团结，一盘散沙，确实如此。但我见过人心最齐的时候是抗战。抗战时，全民一心，蒋介石也要和共产党搞团结了。汉奸开始多，后来也少了，当汉奸的终究是少数。“九一八”以后，国家危难，国运如何，人人不安，暴风雨就快来了，这是时代的整体氛围。我记得抗战前，苦闷是青年人的通病，印象中苦闷者就是进步青年，乐观者反而是落后的人。我姐姐她们一群青年，躺在那儿，脸上盖着手绢，就是在表现着苦闷。她们照相搭起肩来，表达大家的志向一致。 除了每周一，早上校长带领全校师生一句一句背诵孙总理遗嘱，降半旗的日子不少，为死难同胞、流离失所的三千万同胞，多么悲惨。学生演讲讲到国耻，常有老师和大同学泣不成声。这些都给我们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有一堂课让我永不能忘。题目忘了，内容是作者在巴黎参观一幅全景画，画的是普法战争中法国被德国打败，激战场面非常惨烈。为什么法国人要如此地表现自己的败绩呢？因为让法国人看了这幅画，会激发出国民的屈辱感和羞耻之心。耻文化，多好的教育！不由得热血沸腾，发奋图强，誓雪国耻之情油然而生，转化为无穷的报国之信念！并非灰心丧气。这说明什么？ （手记：灰娃没有上过中学。她是个活在自己感性世界里的人。家里人说她傻，大概因为世俗的人生，有时要靠理性的思维，才能搞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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