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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对手机欲罢不能？为何短视频一刷就停不下来？为何社交媒体成为我们情绪宣泄的主要阵地？在信息爆炸的数字时代，媒介早已超越工具属性，成为重构人类认知、情感与社会关系的“第二环境”。早在1976年，传播学者梅尔文·德弗勒（Melvin DeFleur）与桑德拉·鲍尔-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便以前瞻性视野提出媒介依赖理论（Media Dependency Theory），系统解构了媒介、受众与社会系统的三角互动关系。 一、理论溯源：媒介依赖理论的生成及主要观点 媒介依赖理论，又称为媒介系统依赖理论，由学者梅尔文·德弗勒（Melvin DeFleur）与桑德拉·鲍尔-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于1976年在《大众传播媒介效果的依赖模式》(A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 Media Effects)一文中首次提出。依赖关系的定义是“在其框架内，关系一方需求的满足或其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关系另一方所掌控的资源。”也就是说，个体为满足需求或实现目标，须依赖媒介控制的稀缺信息资源。他们将受众的目标诉求分为理解需求、行动定向需求和娱乐需求三类，而每种类型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自我导向和社会导向两种。因而，媒介依赖理论将个人媒介诉求具体分成自我理解、社会理解、自我定向、社会定向、自我娱乐和社会娱乐六种形式。  图1 媒介依赖理论框架 媒介依赖理论将媒介作为“受众一媒介一社会”这一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做出了解释。在微观的个体层面上，用户对媒介的依赖程度越高，则媒介信息对用户认知、行为以及态度的影响就越大。在宏观的社会层面上，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依赖于媒介，那么媒介的整体影响力将不断增强，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将变得更为重要。这种宏观依赖虽然是由所有个体对媒介的微观依赖的总体构成的，但宏观的媒介依赖又绝不仅仅是个体微观依赖的简单累加，社会对媒介的需求与个体对媒介的需求显然是有巨大差异的。社会需求更多体现在对信息的公共性和权威性的重视，个体需求更强调个性化和即时性。但无论如何，媒介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是源于媒介在特定社会系统中满足了特定对象的需求。 媒介依赖理论认为，不同个体或社会系统对媒体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决定依赖程度的因素主要包括：其一，媒体所提供信息的数量和集中度。如果一种媒体能够满足受众更多的需求，那么受众对该媒体的依赖程度就会高于对其他媒体的依赖程度，并将更频繁地使用该媒体。其二，社会的（不）稳定性。在如选举、自然灾害、战争等社会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受众为了降低模糊性，会希望了解有关当前主题的哪怕是最微小的最新信息，因此，可能会高度依赖媒体，以期挽回失去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此外，还包括媒介系统的结构垄断性、个体与媒介资源的匹配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依赖程度。 此外，鲍尔-洛基奇和德弗勒还讨论了媒介依赖对受众产生的不同影响。首先，对认知的影响。媒介依赖理论认为，当人们依赖媒体来消除模糊性时，媒介信息的影响力会增强。由于受众依赖媒体的信息资源来面对如此多变的世界，他们的个人观念与价值观会受到媒体的影响，他们也会通过媒体来扩展和更新个人知识体系。其次，对情绪的影响。媒介依赖理论认为,如果媒体不断向受众提供充满恐惧、焦虑和现实苦难的信息和刺激，那么当人们面对真实社会中的残酷时,可能会变得情绪钝化或过度焦虑。最后，对行为的影响。媒体会影响受众做出或放弃某种行为的意愿——如果个体依赖媒体，那么他/她可能会在受到媒体影响后，做出以前不会做出的行为，或者放弃做出以前会做的行为。媒体还可以通过塑造社会规范认知来间接影响行为决策。 二、数字嬗变：媒介依赖理论的革新 传统媒介依赖理论强调媒介作为信息系统的工具属性，即认为用户依赖媒介主要是基于信息获取、社交互动等理性需求。然而，新媒体时代的技术融合通过功能聚合与算法嵌入重构了依赖形式，媒介依赖的底层逻辑从单向的资源获取转向多元的叙事共建。数字时代的用户通过参与叙事生产重构了依赖关系，用户不仅是媒介的消费者，更是叙事的共同作者，媒介依赖的本质从“我需要媒介”转向“我与媒介相互需要”，但是在平台的强效应下，这种双向依赖并不对称。 从依赖的权利结构来说，智能手机、社交平台等聚合型媒介将信息生产、社交互动、娱乐消费、商业交易等多元功能熔于一炉，在全场景依赖中形成“需求预判—算法推荐—流量反馈”的闭环，重构了媒介依赖的权力结构。以微信为例，其早已从通讯工具进化为涵盖社交（朋友圈）、消费（微信支付）、信息（公众号）、服务（小程序）的数字生活操作系统，这种一站式满足的特性，使得全场景依赖的形式更为突出，当然其中媒介平台化的发展助推了这一关系，平台型媒体通过超级应用实现了生态绑定而将用户锁定于系统当中，这种依赖关系已经超越了传统媒介时期。算法与数据构成了新型依赖关系的隐形杠杆，平台通过算法实现数据监控与行为预测，从而影响用户的信息获取习惯，加剧用户对平台的结构性依赖，促使依赖模式与权利结构发生质变。 三、媒介依赖理论的应用 1.短视频平台：感官刺激与情感补偿 短视频平台通过精准推送个性化、碎片化、娱乐化的内容，不断为用户提供即时感官刺激，吸引用户沉浸其中，逐渐形成对平台的高度依赖。用户不仅能够在虚拟世界展示自我、分享生活，还能通过点赞、评论等互动方式获得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以此弥补现实生活的焦虑压力、孤独迷茫与情感缺失。然而，这种基于感官刺激和情感补偿的使用模式，容易使用户沉溺于虚拟世界中，忽略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需求和复杂性，从而加剧对媒介的依赖。 社交型短视频平台受众的媒介依赖研究 （郭晓真） 近年来,网络技术的赋权为媒介生态带来了显著变化,其突出特征之一便是社交型短视频的迅速走红。社交型短视频平台以其'生活化、实时化、社交化、互动化'等特点改变了受众接受信息、传递情感、社交互动的方式。然而,社交型短视频平台所具有的娱乐化、碎片化的文化氛围也催生了媒介依赖度极高的传播生态环境。在这种受众过度依赖媒介的新型传播生态环境中,精英文化的话语权逐渐被瓦解,娱乐性和非理性信息增多,受众的批判意识逐渐消解,受众的媒介素养也迎来了新的挑战,随之而来的便是媒介、受众与社会三方系统的失衡。因此,研究社交型短视频平台的受众媒介依赖,并提出针对性策略对于塑造健康良性的传播生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社交媒体：圈层依赖与情绪共振 圈层依赖是指用户基于共同的兴趣、价值观、社会背景或其他特征形成特定的社交圈层，并对这些圈层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产生高度依赖的现象。在这些圈层内，用户之间互动频繁且紧密，不仅增强了个体对特定社交圈层的归属感，还加深了他们对平台的依赖性。当某一热点话题引发公众热议时，受众迅速聚集在所属圈层内并形成集体情绪反应，这种共同的情绪体验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平台的依赖。 New Media Use among Youth in Malaysia: A Media Dependency Theory Perspective （Nul Widaya Mohamed Nawi, Syed Agil Alsagoff, Mohd Nizam Osman, Zulhamri Abdullah）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n explanation of new media use among youth by build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at related with the Media Dependency Theory. In Malaysia, public concerns continue to rise about the risk of excessive new media use among youths. This paper applies Media Dependency Theory to study the use of the new media among youth in Malaysia. Researcher are watching the phenomenon among youth in the use of new media is different from most user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here the new media is the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well built. In Malaysia, wireless networks are in use and Facebook is the main social media widely accepted by users for communication, marketing, and identity building. Through the Media Dependency Theory lens, researcher can see the use of new media from a media perspective where the media plays a role in this society. Malaysia's social background is unique, therefore, the media use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what is observed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researcher conclude som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unwanted new media use that goes beyond the scope of knowledge. 3.智能终端：全场景渗透与行为驯化 智能手机作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经实现了全场景渗透。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休闲娱乐，智能手机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多功能性和便携性使得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取信息、沟通交流以及享受各种服务。这种全天候的接入方式，让用户逐渐形成了对手机的高度依赖，甚至在无明确使用目的时也会频繁查看手机，体现了行为上的驯化现象。 媒介依赖理论视角下的智能手机使用心理与行为 ——中国与新加坡大学生手机使用比较研究 （蒋俏蕾, 郝晓鸣, 林翠绢） 论文采用问卷调查与焦点小组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尝试将媒介依赖理论的视角应用于智能手机这一新兴媒介的分析,比较了中国和新加坡两个特定语境中大学生的智能手机使用心理、行为与依赖表现。研究发现,两国大学生智能手机使用的心理、行为与影响呈现出一些共性特征,但也由于社会语境的差异而表现出若干具体的差别。一方面,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新加坡,大学生智能手机使用者均呈现出两大类手机依赖的表现——无法控制对手机的渴望及由此带来的效率下降和逃避与焦虑感;个人媒体依赖诉求和心理特质(自尊感、闲暇无聊感和刺激寻求感)与手机依赖是显著且正向相关的;个人媒体依赖诉求对智能手机的非上网功能和移动互联网的使用都具有强烈的影响,而手机使用和心理特质也显著影响着大学生的手机依赖;两国大学生中的女性使用者都表现出更高程度的手机依赖。另一方面,两国对网络沉迷问题的社会关注、国土面积、兵役制、大学生活、手机资费、流行内容、网络管理、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社会文化差异,及由此带来的影响,也造成两国大学生智能手机使用与依赖方面的具体差异。 参考文献： [1]Ball-Rokeach S J, DeFleur M L. A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Media Effect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76, 3(1): 3-21. [2]J. Mehrad, Z. Yousefi. Introducing the Theory of Media System Dependency with Emphasis on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 in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esearche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Management, 2018, 16(1): 1-14. [3]Nawi N W M, Alsagoff S A, Osman M N. New Media Use among Youth In Malaysia: A Media Dependency Theory Perspective. Palarch’s Journal of Archaeology of Egypt/Egyptology, 2020, 17(9): 836-854. [4]Ma C, Zainudin S S S, Abas W A W. 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Media System Dependency Relations on User Satisfaction, and Continuance Intention in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Studies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23, 11(7): 251-259. [5]张咏华. 一种独辟蹊径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媒介系统依赖论评述[J]. 新闻大学, 1997(1): 27-31. [6]鲍尔-洛基奇,郑朱泳. 从“媒介系统依赖”到“传播机体”－－“媒介系统依赖论”发展回顾及新概念[J].王斌编译.国际新闻界，2004(2):9-12. [7]龚新琼. 关系·冲突·整合——理解媒介依赖理论的三个维度[J]. 当代传播, 2011(6): 28-30. [8]张婷婷. 媒介依赖理论背景下的大学生手机使用研究[J]. 传媒, 2018(22): 77-79. [9]郭晓真. 社交型短视频平台受众的媒介依赖研究[J]. 传媒, 2019(1): 54-57. [10]蒋俏蕾, 郝晓鸣, 林翠绢. 媒介依赖理论视角下的智能手机使用心理与行为——中国与新加坡大学生手机使用比较研究[J]. 新闻大学, 2019(3): 101-115, 120. [11]高嘉潞. 媒介系统依赖理论的内涵、发展及新媒体研究应用[J]. 东南传播, 2020(1): 56-59. END 整理：帕提买 审校：卜彦芳 美编：胡心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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