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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后期，白银的大量流入满足了当时迅速发展的商业经济的需求，彻底改变了铜钱和纸钞一统天下的局面。直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一直保持着银钱并行流通的格局，大宗交易用银两，小额支付用制钱，这种模式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成熟并延续下来。 1 分散铸钱的困境 道光时期全国共设57处铸钱局， 户部宝泉局与工部宝源局构成朝廷铸币核心。宝泉局位于北京东四牌楼，年铸量76万串，占全国总铸量的40%以上，其铸造工艺采用传统翻砂法，铜铅配比为铜54%、白铅41.5%、黑铅4.5%。该局设炉50座，每炉年铸钱1.52万串，匠役规模达千余人，通过规模化生产维持成本控制。  （宝源局乾隆通宝） 宝源局设于朝阳门内，年铸量44万串，铜质优于地方铸局，采用'四火铜“精炼工艺，每文钱重1钱2分，含铜量达60%。该局专铸祭祀用“样钱”，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铸造的“部颁样钱”，现存故宫博物院，直径26.5毫米，重4.2克，属特制精铸品。两局合计年铸量120万串，占全国总铸量的63%，但铸造效率远低于同期英国伯明翰造币厂（单机日产7万枚，效率差距达58倍）。 直省单局体系涵盖直隶、山西等14省，每省设1局，单局年产量在8-15万串之间。直隶宝直局于道光元年至九年（1821-1829）年铸制钱6万余串，耗铜27万斤、白铅21.3万斤、黑铅1.6万斤，后因银贵钱贱（道光四年银钱比价达1：1240）被迫停铸。江苏宝苏局因白银外流陷入困境，道光六年（1826年）每铸千文亏损1100文，林则徐于道光十五年奏称“市钱价贱暂停鼓铸”，至二十三年仅以四卯维持。 资源型省份多局体系以云南、四川为典型。云南依托铜矿设东川、大理、临安、曲靖、永昌五局，其中东川局年产红铜300万斤，占全省产量60%，五局合计年铸量达120万串。四川分设成都、重庆、宁远三局，宝川局（成都）设炉40座，道光十七年起减卯铸造，二十四年完全停铸，累计铸造制钱3.6万串，重庆、宁远局专铸含铅量45%、重量仅0.8钱的“川白钱”，流通于少数民族地区。  （东川铜矿） 边疆特殊铸局集中于新疆，设伊犁、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六局。宝伊局（伊犁）铸造红铜当十大钱，年产量2.4万串用于军饷；阿克苏局生产维汉双文钱，年产量1.8万串专供商贸；库车局铸造减重铁钱1.2万串流通基层；喀什噶尔局铸当五十大钱0.6万串用于税收折纳；迪化局（宝新局）试铸机制红钱0.3万串；叶尔羌局负责回收改铸旧钱0.9万串。六局合计年铸量7.2万串，但流通限于天山南北，形成独立货币圈。据《新疆图志》记载，宝伊局当十大钱实际重量仅相当于3枚制钱，民间有“十个大钱当三文”之讥。 尽管《户部则例》规定制钱成色为铜六铅四，但各省执行标准差异显著。作为清代铜矿核心产区，东川局依托汤丹铜矿的优质资源，铜矿品位高达85%。该局采用铜55%、铅42%、锡3%的独特配方，较户部标准增加2%铅含量以提升铸造效率。东川局每卯（约1.24万串）需耗铜6.7万斤、铅5.2万斤、锡0.36万斤今日头条。锡的添加显著提高钱币硬度，其铸造的“滇红钱”含铜量冠绝全国，但铅含量超标导致钱体易氧化发黑。 山西宝晋局将铜含量提升至60%，铅降至37%，并容忍3%杂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宝晋局每卯耗铜1.17万斤，其中本地红铜占比达65%，掺入商办洋铜时杂质率高达4.8%。这种“高铜低铅”策略可以降低熔炼温度节省燃料，用于对冲高昂的铜料运输成本（汉口至太原铜价达6.8两/百斤），但这么做导致钱体脆性增大，道光六年（1826年）曾因钱文断裂遭户部申饬。 湖北宝武局受大冶铁矿开发影响，该局配方变异为铜52%、铅45%、铁3%。《工部则例》特别标注：“武昌铁性刚，每掺三厘以固穿口”。铁元素的加入使钱币重量增加2.3%，但磁化率提升导致流通中易吸附铁屑，形成“黑锈钱”。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武昌府查获私铸案中，涉案钱币铁含量竟达7%。 陕西宝陕局钱重从法定1.2钱（约4.8克）降至1.15-1.17钱（4.6-4.68克）。据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陕西鼓铸章程》记载，每卯减重节省铜料1200斤，可多铸钱340串。这种“减重增铸”策略导致当地银钱比价较户部标准低8.7%，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西安市场出现“千钱兑银七钱”的特殊行情。 广西宝桂局受私铸冲击最严重地区，官钱重量跌破0.98钱（3.92克）。按《广西通志》载，道光十二年（1832年）桂林府库存钱币抽样显示：达标钱仅占23%，0.95-1钱占51%，0.9钱以下占26%。为维持流通，当局被迫将法定兑换标准调整为“足钱九百抵银一两”，形成区域性货币贬值。 新疆宝伊局针对万里转运的损耗（年均损耗率14%），特铸1.32-1.35钱（5.28-5.4克）重钱。伊犁将军奕山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奏折载明：“每锭铜加铸二钱三分，抵途耗并备回疆贴用”。这种“增重保值”策略使伊犁钱实际含铜量达户部标准的110%，但导致流通范围局限天山北路。 东川钱（含铜55%）与宝桂钱（含铜48%）的实际比值为100：87。商民交易需按市价折算，汉口钱庄的跨省汇兑手续费因此增加至3.5%。云南东川局因铜资源优势，每千文铸钱成本仅820文，利润率达21.9%；而广西宝桂局成本高达1120文/千文，年亏损银4.7万两。这种悬殊催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道光末年云南私贩携钱入桂套利成风。新疆伊犁钱重达1.35钱却只能按1.2钱计值，形成“实重虚值”矛盾。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迪化（乌鲁木齐）爆发“重钱拒收”事件，清廷被迫特许“红钱与伊钱按含铜量折兑”。 货币割据推高了商业交易成本。汉口茶商从江西至福建的贸易路线，需在5处省界关卡兑换钱文，总损耗率高达14%。山西票号汇兑业务因货币壁垒获利，省内百两汇款收费0.8两，跨省则涨至2.5两。这种割裂的货币体系导致年均经济损失达白银120万两，道光二十五年（1845）各省库存合格官钱不足45%。 白银外流引发的银钱比价失衡成为压垮铸币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白银外流从道光元年500万两激增至十八年1387万两，银钱比价攀升至1:1650。铸钱成本倒挂现象突出，福建宝福局每铸造1000文需耗银9.2两，而实际价值仅6.8两，年亏损达12万两，最终于道光十七年（1837）停铸。由此引发连锁反应，浙江、江西于十八年停铸，湖北、湖南于十九年停铸，至二十一年全国仅存云南5局（年产82万串）、四川3局（65万串）、广东2局（48万串）维持铸造。 官方货币体系的崩溃带来深远经济影响，墨西哥鹰洋在沿海省份流通占比达40%，山西票号银票年流通量突破1200万两。米价从道光元年1.8两/石暴涨至二十五年3.2两/石，云南铜矿工价每日从50文涨至80文。财政体系遭受重创，各省解运银两耗损率从2%增至5%，国库存银从3252万两锐减至800万两，铸钱税入占比由15%暴跌至3%。  （墨西哥鹰洋） 2 私钱与货币体系的崩溃 除了地方铸币的混乱，私钱问题也成为清代货币体系的一大隐患。私钱分为“民私”和“同私”两种。'民私”是个人为一己之私铸造的假币，而“局私”则是官方铸币局工匠故意铸造不足值的铜钱。民间私铸主要采用三种方式：翻砂法、锉边法、夹锡法。 翻砂法以官铸制钱为母模，采用陶土或树脂制作钱范，铸造效率可达每炉日产2000-3000文。直隶顺天府查获的私铸作坊采用“三班轮作制”，每班配置2名匠人、4名杂役，单炉日燃煤量达180斤，铜铅配比降至铜48%、铅49%、锡3%以降低熔炼温度。 道光十二年（1832年）查获的“大兴私铸案”中，缴获母钱为宝泉局道光通宝标准钱，直径28毫米，而私铸钱仅26毫米，重量由官钱的4.2克减至3.5克，含铜量从54%降至42%。新疆北路伊犁将军布彦泰奏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查获的私铸红钱“径小字漶”，以宝伊局当十大钱为母模，重量从5.4克减至4.1克，含铜量由70%降至55%，掺杂伊犁本地铅矿。 锉边法通过打磨官钱边缘获取铜屑，每文官钱可锉取0.3-0.5钱（1.2-2克）铜料。同治三年（1864年）江苏巡抚李鸿章查获的锉钱案显示，作坊采用“双轮锉床”机械化作业，每台设备日处理官钱1200文，回收铜料可再铸私钱1800文。该案缴获的“同治重宝”当十钱，官铸标准重18.7克，经锉边后仅存15.2克，边缘厚度从1.8毫米减至1.2毫米。 锉边钱在江南形成特殊流通体系，苏州市场将锉边钱按“九八钱”（每千文扣除20文锉损）计价，实际含铜量仅官钱的82%；扬州盐商交易中，锉边钱与足重制钱比价达100:87，导致税银折算时“非三千锉钱不能抵一两库平银”。 夹锡法利用成分掺假的隐蔽性导致一般人难以识别，湖北武昌府光绪九年（1883年）查获的私钱样本显示，含铜量最低降至20%，铅锡占比达75%，另掺5%铁砂以增加重量。此类私钱表面采用“硫化处理”伪造铜色，仅通过听声辨音（官钱音色清亮，夹锡钱沉闷）或磁吸检测方能识别。贵州私铸者将”一铜九铅“劣钱贩运至潮州，每千文成本仅210文，按官钱价370文出售。 相比之下，“局私”的危害更大，因为它是一种官方制假行为，严重损害了政府的信用。道光二十二年（1842）宝泉局工匠舞弊案中，涉案工匠通过“浮耗”名目克扣铜铅，每卯（熔炼周期）截留红铜230斤、白铅170斤；利用封库后的每日戌时至次日寅时监管真空期，私开备用铸炉12座，每炉配置砂箱20套；采用“三班轮铸”模式（熔铜-浇铸-修整循环）。 涉案钱币经核验显示，法定制钱重1钱2分（4.8克），私铸钱仅重0.82钱（3.28克），减幅达31.7%；制钱直径由28毫米缩减至25毫米，边廓厚度从1.5毫米减至1.1毫米；铜铅比例从6:4调整为5.2:4.8，另掺入3%铁砂以增加重量感，实测含铜量仅49.3%。 总匠头王天福（原东厂翻砂匠）控制47名工匠，按月收取“例钱”每炉20两；四厂炉长通过“火耗”名义截留铜料，年累计侵吞红铜8600斤，折银1720两（按每斤0.2两计）；银库司库张诚保（即同年户部银库案主犯）负责私钱入库，采用“夹带混装”方式将私铸钱掺入官钱流通，每千文抽利300文。年私铸量12万串（含1200万枚），按每千文节省工料成本1.4两计算，年获利16.8万两，其中8.3万两用于贿赂各级官员，私钱流通导致官钱信誉贬值，户部银库因“成色贴水”实际亏空18.2万两。 3 新铸大钱的失败 太平天国战争导致云南铜矿运输中断，宝泉局年均铜料缺口达120万斤。户部统计1853年军费支出突破3000万两，相当于道光朝年均财政收入的2.4倍。为应对危机，户部尚书孙瑞珍提出“铸大钱以当十抵百，可速济军需”，获咸丰帝朱批“速议具奏”。 新铸大钱分五等：当十文（重6钱）、当五十文（重1两8钱）、当百文（重1两4钱）、当五百文（重1两6钱）、当千文（重2两）。北京宝泉、宝源局率先月铸30万串，福建宝福局同步试铸铁质大钱，全国共设42处大钱局。这种“以虚代实”的货币政策，试图通过放大面值弥补铜料短缺，却埋下严重通胀隐患。  （咸丰当千大钱） 大钱成色在推行过程中急速下滑。当十文钱铜含量从咸丰三年的54%（重6钱）降至五年的30%（重2.6钱），铅含量相应从46%升至70%。当千文大钱法定标准为铜58%、铅42%（重2两），实际铸造时铜含量仅32%、重量缩水至1两2钱。这种“减重掺铅”的铸币方式，使当千文大钱实际含铜价值仅140文，不足面值的15%。 大钱投入流通后迅速贬值。当十文钱在咸丰三年十二月尚能等值兑换，至五年正月跌至3文。当千文钱贬值更为剧烈，咸丰四年二月市价仅200文，九月暴跌至80文。这种贬值引发恶性循环，北京小米价格从三年每石2.1两飙升至五年9.6两，直隶地区私铸案在四年激增至327起，熔毁官钱达120万串。 货币信用崩溃导致商业瘫痪。咸丰四年六月，北京前门大街76家商铺联名罢市抗议大钱流通；天津商界集体拒收当五百以上大钱。民众被迫采取“钱帛兼行”的原始交易方式，河南巡抚严树森奏报：“汴梁市廛，斗米需大钱二干，而民持布帛易食，钱法几同废纸”。这种混乱迫使清政府于四年八月停铸当千、当五百大钱，五年三月将流通区域限定在直隶、山东、河南三省。 咸丰三年（1853年）户部推行“银钞并行”政策，官票（银票）面值分为1两、3两、5两、10两、50两五等，宝钞（钱票）则从500文至100千文（10万文）共八等。至咸丰六年（1856年），宝钞累计发行量已达2700万串（折银1350万两），银票发行978万两。按户部规定，官票1两抵钱2000文，宝钞2000文抵银1两，试图构建“银-钞-钱'三级货币体系。  （咸丰宝钞） 户部要求各省税课按“银五钞五”比例搭收，京城俸饷搭放比例更高达70%。1856年福州地丁银征收中，宝钞搭收占比达45%，但州县实际执行时多拒收宝钞，转而低价收购后按五成解库。 “官票宝钞”未能挽回颓势，至咸丰七年市面流通大钱4.2亿文，实际价值仅相当于0.8亿制钱，当十钱贬值率78%，当百钱达91%。这场持续八年的改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800万两白银，同治元年（1862)废止时，市面流通制钱中混入的咸丰大钱残片占比高达37%。户部尚书肃顺在八年奏折中痛陈：“改铸大钱本为裕饷，反致耗帑；欲图便民，实则病商”，清政府彻底丧失货币调控能力。 铜钱套利因应而生，上海港铜钱出口值从1882年的47万海关两激增至1891年的382万海关两。日本三井物产以1墨西哥鹰洋收购1200文制钱，熔解后可得纯铜1.25公斤，转售横滨铜厂获利达200%。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度支部统计显示全国流通制钱400亿文中，含铜量合格者（54%以上）仅占31%，含铜量30-50%的劣钱占58%，完全私铸的假钱占11%，实际购买力较道光初年下降64%。 《大清律例·户律》规定私铸者斩立决（光绪二十四年后改绞监候），知情使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官员失察降三级调用。同治朝年均查处私铸案47起，光绪朝增至89起，实际处决人数不足案犯总数10%。光绪三十一年（1905）天津造币总厂引进英国伯明翰设备铸造机制铜元，含铜量提升至95%，每枚重4钱面值当十文，但新式铜元发行量仅占流通总量7.3%。至宣统二年（1910）《币制则例》颁布时，外国银元已占据流通总量的61%，传统制钱体系彻底崩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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