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现象学和科学哲学中的相关主义——以QBism为例

Paideia

胡塞尔现象学和科学哲学中的相关主义——以QBism为例

摘要

在现代哲学领域，由 Harman、Brassier 和 Meillassoux 提出的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并对当代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核心主张在于超越人类思维与世界之间的“相关性”（correlation），追求独立于主观框架的绝对实在性。然而，这一尝试在逻辑和哲学层面上存在显著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远离对真实的科学实践。本文旨在通过以胡塞尔现象学的视角，揭示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哲学立场，而是在包括物理学在内的科学以及相关的科学哲学的实践中存在的一种重要的思考方式，来为“相关主义”进行辩护。相关主义并非如 Meillassoux 等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否定绝对性的实在。相反，它强调实在性只能通过主体—客体关系来被认知。本文还将指出，这一立场对现代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哲学和解释性问题的讨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 QBism等量子力学的解释框架中，相关主义作为其基本思想发挥着核心作用。本研究还将进一步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法以及现象学中的视域概念，为QBism的核心信念，即作为Agent的信念的量子态和参与性实在论（Participatory realism）提供一种现象学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

胡塞尔现象学；相关主义；量子力学的诠释；物理学哲学；QBism

一、引言

在当代哲学领域，由 Harman、Brassier 和 Meillassoux 提出的、旨在追求独立于主观框架的绝对实在性的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引发了广泛讨论，并对现当代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思辨实在论建立在对强调描述人类思维与世界之间“相关性”（correlation）的哲学立场——即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的批评之上。在 Meillassoux 的意义上，相关主义是一个广义的哲学概念，指任何一种建立在“我们只能接触到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相关性，而无法在脱离该相关性的条件下理解思维或存在其中任何一方”（Meillassoux,2012,p.5）这一前提之上的哲学体系。从这一构造出发，Meillassoux 的批判范围极为广泛，涵盖了自康德以来的大部分哲学传统，无论是在欧陆哲学还是分析哲学的语境中。Meillassoux 认为，相关主义是一种历史性的长久误导，他将所有旨在描绘人类思维与外部世界之间关系的尝试统称为“相关主义的舞蹈”（Meillassoux,2012,p.13），并对这一受相关主义“禁锢”的哲学状态表达了强烈不满。他写道：“确实很有可能，现代哲学家已经隐约意识到我们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那个伟大的外部，它与被给予我们的方式无涉，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自我给定，它存在于其自身之中，与我们是否思考着它全然无赦” （Meillassoux,2012,p.17）。Meillassoux 致力于恢复一种关于“绝对之物”的思维方式，即一种不依赖于有意识主体的实在性思考。

本文对 Meillassoux 思辨实在论的建构性部分不作评论，而将尝试论证其对相关主义的批判建立在对科学实践，尤其是科学实在论的误读之上，并据此为相关主义进行辩护。对于科学实践而言，所谓“相关主义”式的思维方式不仅不是 Meillassoux 所称的“禁锢”，相反，正是主体通向外部世界、获取具体意义的重要工具。同时，本文还将指出，在胡塞尔现象学的语境中，“相关主义”也并非如 Meillassoux 所批评的那般，单纯是否定绝对性实在的哲学。相反，胡塞尔现象学，尤其是其后期的先验现象学，主张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借由对意向性对象之意义——即其构成方式——的追问，超越意义与存在之间的“客观主义”式区分，并据此为独立于意识存在的外部实体赋予具体的含义。这种方式，与当代科学哲学中某些“相关主义”式的思考路径，存在着深层的契合。本文还将以量子力学中的一种认识论解释——QBism——为例（QBism早期被认为是量子贝叶斯主义的一种，但是在Fuchs正式提出QBism的名字之后，由于其参与性实在论的哲学立场便和其余的量子贝叶斯主义区分开来了），说明相关主义式的思维方式如何活跃于当代科学之中，并尝试借助胡塞尔现象学为 QBism 中的相关主义赋予一种现象学式的理解路径。最后，本文还将尝试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式，为 QBism 所涉及的、被测量的微观实体赋予一个先验意向对象的地位，并将量子态解释为该对象之“视域”（horizon），从而为 QBism 所主张的实在论立场提供一种胡塞尔现象学的辩护路径。

二、绝对性，相关性和胡塞尔现象学

“相关主义”一词最早由Meillassoux（2012）提出。在其语境中，相关主义被界定为一种形而上学立场，即认为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始终是在某种“相关性”框架之中展开的，世界的呈现依赖于此种相关结构。对于“相关性”的思考在哲学史上具有悠久的传统，至少自康德以来，诸多哲学体系皆尝试以各自方式界定相关性的两极。相关主义作为术语，其外延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自近代哲学以来的大多数核心议题，例如意识/世界、语言/世界、主体/客体等。这些议题在根本上皆共享一个基本前提：即在脱离相关性框架的前提下，无法对任一端点进行独立的讨论。Meillassoux之所以提出“相关主义”概念，旨在指出相关主义阻碍了我们对“绝对性”（the absolute）的讨论。而这在Meillassoux看来，是一种错误。那么，所谓“绝对性”何指？Meillassoux将其界定为：“先验批判之前的思想家所指称的'大外部’（the great outdoors），即一种不以我们为参照、亦不依赖于其被给予性而存在的实在；此种存在以其自身的方式存在，无论我们是否思考它” （Meillassoux,2012,p.17）。Meillassoux写道：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那些明确涉及世界之显现的科学陈述，而这些显现却被假定为先于思维的出现，甚至先于生命的出现——换言之，先于人类与世界之间任何形式的关系？ （Meillassoux,2012,p.10）

Meillassoux的主要批判在于：相关主义使我们无法把握现实本身——即一种独立于任何相关性、态度、视角、概念框架或范式的现实。他的目标是“唤醒我们，使我们从相关主义的沉睡中觉醒”（Meillassoux,2012,pp.128），并令我们摆脱“某种奇怪的禁锢”（Meillassoux，2012,p.7），在他看来，这种感受正是相关主义的自然结果。Meillassoux还强调了现代科学领域内的一项基本共识：科学的日常工作之一，即在于生成关于那些无法通过直接观察而获得的对象的陈述。他经常引用两个例子，即存在于极其久远过去、无法直接观测的对象，这类对象被他称为“祖先性对象”（ancestral objects），亦即那些在一切生命与一切意识出现之前便已存在的对象。一个广为人知的祖先性对象，是大约6600万年前撞击地球并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另一个典型的祖先性事件（ancestral event）则是宇宙大爆炸（Big Bang）。

为了方便讨论，我认为，可以将Meillassoux的论证略作形式化整理如下：

P1：科学的目标是为我们提供关于外部世界的真实陈述，尤其是针对那些无法通过直接观察获得的实体。

P2：相关主义禁止我们思考一种脱离人类直观而存在的绝对之物。

P3：基于P1，科学理论应当具有一种绝对的普遍性，即其在时间、距离与尺度上不受限制。

C：因此，若我们要相信科学理论具有普遍有效性，即其能够对世界做出判断与解释，我们应当拒斥P2。

接下来我们对该论证进行分析。首先，关于P1，我们并不陌生。P1事实上是科学实在论基本立场的一种简明陈述。尽管科学实在论存在多种表述方式，但基本上都可如Psillos（1999）所指出的那样，概括为以下三个维度的实在论承诺：

形而上学实在论：科学理论承认独立于心灵的客观现实；

语义实在论：科学理论致力于对理论陈述进行字面解释；

认知主张：科学理论是对我们最具证据支持的、近似真实的陈述的承诺。

在此背景下，Meillassoux似乎认为，若要满足科学实在论的要求，我们唯一的选择便是相信科学正确地描绘了某种超越一切观察者视角的“绝对之物”。我们对其性质进行了刻画，这些性质不仅对所有主体而言是有效的，而且它们本身脱离任何观察者而以非相关的方式存在。正因如此，它们被称作“绝对性质”。哲学的目标，则是在承认科学达成这一成就的前提下，提供一种可能使我们得以思考“绝对之物”的理论框架。然而，相关主义——无论是新康德主义、德国观念论，抑或现象学等相关主义传统——在Meillassoux看来，均无法与此种实在论立场相容，因此应当被拒斥。

笔者认为，Meillassoux在此将“实在”（reality）与“绝对”（the absolute）两个概念等同了起来。而这种解读是对科学实在论的误读。确实，如果我们可以拥有对外部实体的绝对的知识，我们可以达成科学实在论的要求。但这并不是说，科学实在论的要求只能通过对绝对性的抵达才能满足。我们完全可以在未获得对绝对之物的领会与把握的情况下，仍然合理地声称我们“把握到了实在”。若仅因缺乏对绝对者的认知，便断言我们无从谈论实在，这一说法显然值得怀疑。事实上，将科学实在论理解为如Meillassoux所主张的那般——即其目标在于提供一种对独立于一切观察者而存在之绝对者的性质的描述，即一种“无处之视角”（view from nowhere）下的描述，其中一切关于主体的痕迹都被抹除——的立场，通常被称为“朴素实在论”（naïve realism）。该种实在论立场当前已遭到广泛批评。最有代表性的批评意见来自于内在实在论的支持者普特南。在普特南（Putnam）看来，这是实在的一种幻觉。普特南并不否认“外在的事实”的存在，他也认为我们可以说出这些事实是什么；但如他所言，我们“无法说出——因为这没有意义——在一切概念性选择之外，事实本身是什么”（Putnam,1987,p.33）。同样，近年来存在一些对科学实在论进行重新诠释的实在论者，他们也各自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对这种实在观念的批判。举例而言，Cartwright（1999）提出了“反基础主义的实在论”（realism without foundationalism），而近年来Massimi(2022)则提出了“视角实在论（perspectival realism）。这些新的实在论形式皆致力于在观察者视角或者物理规律的使用场景上，即它们不是对外在实体本身的忠实描述，且总是某种程度上“相关的”。通过这种道路来为科学实在论的核心承诺提供正当化，即尝试通过一种“相关主义”的方式来重建科学实在论。因此，P1并不必然与一切形式的相关主义相冲突。事实上，对于某种程度上属于相关主义的物理哲学家来说，认为科学的目标在于提供对外部世界的某种绝对的性质的描述一开始便是对整个科学传统乃至科学实在论追求的误解，特别是在量子力学的革命之后，这种误解应当得到抛弃，并且也应当以一种相关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实在性。关于这点，d'espagnat给出了明确的描述：

这样的情境可能让我们想起结构现实主义，即一种在庞加莱作品中已经出现的观点：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事物本身，而只是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即方程）。这意味着，现代物理学中对电子、夸克等及其属性的单一命题的描述，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正如康德意义上的现象。这一观点的含义之一是：结构现实主义表明，尽管我们无法了解事物本身，但仍可以了解某些与心灵独立现实相关的结构，而这一思想确实值得关注。但无论如何，上述分析仍然成立。因此，结构现实主义与标准量子理论一致，认为电子、夸克、原子等及其属性并不是心灵独立现实的元素。再次强调，它们只是现象，构成了所谓的经验现实。（d'espagnat,2011）

而关于P3，Meillassoux在其论述中再次表达了将“实在性”与“绝对性”两个概念等同起来的倾向。科学理论是一种关于实在的理论，并不必然要求其具备所谓“绝对的普遍性”，即在时间、距离和尺度上不受任何限制的有效性。首先，基于我们对整个科学史的理解，并无充分理由相信现有科学理论具有绝对的普遍性。依据“悲观归纳论证”（pessimistic induction），我们亦无充足理由断言未来的科学理论将具备这种绝对的普遍性。其次，“绝对的普遍性”从一开始就并非科学实践所追求的目标。大多数实验科学与理论科学在建立理论时，都会首先明确其适用范围，并致力于提供对经验事实“尽可能接近”的描述。此外，对于基本物理学定律适用范围的限制，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对还原论所提供的形而上学图景的拒斥，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在科学哲学中都是一个重要议题。举例而言，Cartwright 指出，在特定限定条件下严格有效的科学知识及其背后的本体论承诺，不必然在其他条件下同样成立。因此，不能将实验室中可验证的科学规律所依赖的本体论承诺，等同于一切现象背后的终极实在。她指出，所有规律的适用都应明确其边界（Cartwright,1999）。而著名物理学家安德森亦在其重要论文《More is Different》(1972)中强调了对还原论的拒斥。事实上，对还原论的批判始终是科学哲学中的核心立场之一。因此，P3 本身所依赖的前提具有相当大的可疑性。

那么，对于胡塞尔现象学来说，实在性一词应当如何得到把握呢？胡塞尔指出：

如果“实在论”一词所表达的无非是“我确信自己是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等等，我对此毫不怀疑”，那么，就此而言，再强的实在论也不复存在。然而，关键问题正是在于理解这种看似“显而易见”的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Husserl,1970,p.190）

世界的存在，它作为一个现实的宇宙呈现在不间断的经验之中，并持续融汇于一种普遍一致性的过程，这一切完全无可置疑。然而，支撑着日常生活与实证科学的这种无可置疑性本身却是另一回事——理解它，并阐明其正当性的基础，才是我们所面对的真正课题。 （Husserl,1989,p.152）

到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胡塞尔现象学来说。相关主义不仅没有对实在造成困扰，反而恰恰是确保“实在性”一词具有真实，具体而丰富的含义的保证。因为总是只有当我们以一种和自身相关的方式能够言说外在的实体具体究竟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才能有确保的说我们在谈论一件实在的事。对于胡塞尔来说，现象学在其自身之中包含了自然实在论，因为它是对“在一切哲学思考之前”世界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具有之意义的阐明（Husserl,2013,p.39）。胡塞尔真正所反对的，是那种客观主义化的实在论所体现出的对世界的哲学上的绝对化。而现象学还原可以使我们能够理解并说明那内在于自然态度之中的实在论立场，并发现实在这一概念的其真正的意义。

最后，也是最关键之处，关于P2。Meillassoux认为，相关主义禁止我们思考一种脱离人类直观而存在的绝对之物。此命题大致成立，但必须指出，相关主义是一个外延极其广泛的术语，几乎涵盖了自笛卡尔以来哲学史上大多数的思想传统。因而，将所有形式的相关主义一概等同于“禁止思考绝对之物”，虽未必错误，其意义却相当模糊。在此，我主张，至少在目前相关主义取向的科学实在论版本中，以及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P2 更妥当的表述应为：若我们要思考超越我们自身而存在的“绝对之物”，则必须以某种“相关的”方式进行此思考。这一版本的P2将不再与科学实在论的要求相冲突。事实上，胡塞尔在《第一哲学》中已明确指出：

人们恰好还没有看到，所有的自然经验，因此一般而言，片面的瞄准实证性的东西（宇宙及数学的理念世界），都是在实行一种抽象，并且引诱哲学思维将单纯的抽象物绝对化。因此人们还没有看到，如果不通过有步骤地削弱实证主义的束缚，通过揭示隐藏在自然态度中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以及通过系统研究作为构成一切种类实证性东西的主观性的这种主观性而消除这种抽象，真正具体的认知就是不可能的。（Husserl,2019,p.244）

由此可见，胡塞尔现象学所强调的“相关性”并不在于简单地禁止我们思考“绝对之物”，而是致力于探究：当我们确实试图思考那种超越性的绝对之物时，我们对于它的领会究竟是如何得以成立的——即先验意识之构成问题。理解这一“相关性”的关键在于，每一种意向性体验首先都是某种类型（type）的体验，并且总是关于某个对象（object）。对此可以表述为：每种意向性体验都包含两个方面，即意向性品质（intentional quality）——决定该体验属于哪种特定类型；以及意向性内容（intentional matter）——指明该体验具体所关于的对象（Husserl,2001,p.119）。意向性内容与意向性品质必须加以区分，因为相同的意向性内容可以与不同的意向性品质结合，而相同的意向性品质亦可以与不同的意向性内容结合。然而，至关重要的是：意向性内容与意向性品质在本质上是“相关”的。意向性体验不可能仅具有意向性品质而无内容，也不可能仅具内容而无品质。因此，它不能被视为一种与其所指向之世界相分离的存在。

正是基于此，我们有理由怀疑Meillassoux意义上所谓“原则上无法通过意向性行为获得的对象”的合理性，即他所谓的“绝对之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被禁止去思考那些超越之物。恰恰相反，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主张在于：当我们尝试思考超越之物时，超越之物便以一种“相关的”方式向我们呈现。正是通过意向性，世界才得以向我们显现。在《观念 I》中，胡塞尔写道：“某一陈述具有特定的理性特征……当且仅当该陈述基于一种充实的、源初赋予的意义（originarily presentive sense），而不仅仅是基于某种任意的意义。”（Husserl,1983,p.327）这段话再次强调了意向性在整个现象学计划中的核心地位：唯有当某个对象能够在适当的意向性行为中直接显现时，关于该对象的陈述才具备理性特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后文将进一步展开），所有关于“原则上无法通过意向性行为加以获得的现实”的陈述，都超出了理性话语的边界。这一观点同样体现在现象学对物理事物性的理解中。例如，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将物理事物定义为“直观感知的可能对象”（Husserl,2001,p.285）。因此，物理事物的本质之一就是：它们可以通过感官显现于某种感知模式中（Husserl,1983p.120），换言之，它们在本质上必须是可被感知的。与前述关于理性与合理性的观点一致，胡塞尔进一步指出，这些规定是“蕴含于经验自身的本质之中……并且作为所有关于物理事物之理性话语的绝对规范”（Husserl,1983,p.120）。

而在关键的先祖性问题中，Meillassoux在其著作《有限性之后：论偶然性之必然性》中这样写道：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对前先祖性的阐释显然站不住脚？要理解其原因，我们只需要问相关主义者下列问题：说了那么多，那45亿6000万年以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地球形成了吗？是，还是不是？相关主义者会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发生了。因为指向这一事件的科学陈述是客观的，换言之，它以主体间的方式被证实。但是，他会继续补充说，在另一种意义上，又不是这样的。因为该陈述的所指不可能以如此幼稚的表述方式存在，也即，它不可能与意识毫无相关地存在。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结论：前先祖式陈述是一个真命题，因为它是客观的，但是该陈述的所指不可能以这一真实的陈述所描述的方式存在。一个真命题，但被其描述为真实的事件却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件：一个客观的陈述，但是却没有可思考的对象物。说得更简单些吧：这就是胡说八道。（Meillassoux,2012,p.35）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Meillassoux所谓的相关主义会导致如下结果：如果一个事件本身在经验上没有可能性被任何有意识的观察者（在这里是指人类）观察到，那么，以一种相关主义的方式去想象它便是不可能的。因此，Meillassoux认为他得出了一个矛盾的结论：前先祖式的陈述是一个真命题，但其所指却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不可能有任何相关者经历过该事件。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至少可以说，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从来都不属于这种相关主义的范畴。先验现象学的任务并不是尽可能精确细致地描述对象，也不是为了穷尽现象在本体论上的多样性而进行调查。其核心在于实行悬置（epoche）与先验还原（transcendental reduction），其目的正是要挣脱自然态度所带来的对世俗事务的迷恋，进而完成一项我们始终处于其中却从未加以注意的工作——对“显现”（appearance）的关注。

因此，先验现象学所主张的“相关性”并不是去考察在事实上或经验上是否真实存在某个有意识的观察者曾观察过那些事件，也并未声称一旦不存在这样的观察者，该事件便不可思议。在先祖性的问题上，先验现象学真正想要表达的是：如果我们确实要意向一个早于一切生物存在的“先祖事件”，那么，这个先祖事件作为先验对象被给予我们的方式，必然与我们的意向结构相关联；脱离这种关联去讨论其背后的所谓“绝对之物”，是一种对科学实践及其目的的根本误解。因此，Meillassoux提出的所谓困境，即相关主义者一方面承认先祖性事件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却否认该事件所指可以以字面方式存在，至少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是不存在的。因为胡塞尔现象学恰恰指出：如果先祖事件确实存在，那它必然是以我们意向它的方式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方式正是我们通过陈述所描绘出来的。此外，Meillassoux还进一步问道：“对于实验科学所产生的对前先祖的认识能力，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呢？”（Meillassoux,2012,p.54）请注意，“实验科学产生对前先祖的认识能力”这一表述本身是相当含糊的。因为在Meillassoux的论述中，前先祖事件是指在所有意识出现之前就已发生的事件。然而，实验科学对这样一个事件的“认识能力”，并不意味着实验科学已经确定了某个具体事件，或者我们已经找到了直接证据，能够准确测定该事件所留下的信息（笔者本人对于这种可能性是否成立持相当怀疑的态度）。事实是：我们是在一系列实验、数据和理论的基础上，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确有一个前先祖事件的存在，即某个发生在一切有意识生命出现之前的事件。但这种信念的形成，并不是直接源自实验科学的经验材料或分析所得，而是建立在一系列推论之上。这些推论使得我们能够合理地设想这样一个事件的存在。而要使这样的想象成为可能，我们必须依赖某种超越论的哲学基础。

综上所述，Meillassoux对相关主义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绝对性”与“实在性”的区分，并误解了胡塞尔现象学视角下“相关性”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胡塞尔并未否定“绝对之物”的思考可能性，而是通过对意向性结构的分析，揭示了“先验对象”在意识中的被给予方式，从而为科学理性提供了一个更具深度的基础。尤其是在先祖性问题上，现象学所关注的并非是否存在一个先于意识的事实本身，而是此类事实在我们经验中如何得以被设想、被赋予，并获得理性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转向当代表述中与现象学精神深度契合的一种相关主义量子力学解释：QBism。通过这一理论，我们将看到，量子态不再被理解为独立于观察者的“绝对实体”，而是作为主体经验结构中的一个赋值环节，即“量子态是Agent用来预测未来可能的测量结果的工具”。由此与胡塞尔现象学建立起了深刻的对话关系。

三、QBism中的相关主义与胡塞尔现象学

QBism 是什么？简而言之，它是一种不承认波函数具有本体论地位的量子力学解释。QBism 的提出旨在回应那些长期困扰量子力学基础的哲学难题，例如测量问题（Maudlin, 1995）以及魏格纳的房间悖论等。在这样的背景下，QBism 可被视为对既有哲学立场的一种回应，并且在其解释框架中切实尝试将这些哲学思想付诸实践。QBism 并不认为当前围绕量子力学的诸多困难源于理论的不完备或尚未发现的潜在实在；相反，QBism 认为，这些困难源自我们对物理学乃至科学本性本身的根本性误解。例如，QBism 并不将经典物理学视为量子物理的近似，而是持相反立场，认为量子物理应被理解为对经典物理学的拓展，其发展逻辑与我们持续扩展知识边界的进程相一致。QBism 还致力于确立有意识的观察者在科学理论中的核心地位。用 QBism 自身的话来说，其理论的核心在于“对第三人称视角的拒斥”。对于 QBism 而言，个体的测量永远属于该Agent（agent）自身，只对该Agent具有效力，而量子理论的有效性与客观性需要从其他维度加以理解，而不仅仅是“它正确地描述了被测对象的外在实体”。所有这些特点使 QBism 成为最具“哲学意味”的量子力学解释之一，是自玻尔（Bohr）与泡利（Pauli）以来经由惠勒（Wheeler）而延续至今的一种深远思路的最新体现。

QBism 由 Caves、Fuchs 与 Schack （2011）于近十余年间提出，并不断发展完善。在其支持者看来，QBism 体现了爱因斯坦所提倡的科学态度，即以经验为基础，并致力于用最少的概念与关系来理解我们所有的感知经验。QBism 没有引入诸如多重宇宙或 pilot wave 等令人惊异的理论构想，也不像彭罗斯等人那样认为量子力学是错误或不完备的。相反，它主张：“量子力学已经是我们所能达到的最好成果”（Fuchs, 2010）。基于这一立场，QBism 进一步尝试回答：如果我们默认量子力学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科学理论之一，那么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追问下，QBism 给出的回答相当直接：量子态不是一种实在存在，而仅是我们对未来可能状态所作的判断。更进一步地说，它是协助使用者遵循规范性规则（在 QBism 中为 Born 规则）以更好地预测未来的工具。基于这一理解，QBism 的解释着力于重新理解“测量”这一概念以及 Born 规则在量子力学中的地位，并据此将量子力学理解为一种面向使用者的“操作手册”。在 QBism 看来，这一手册式的框架可被视为对经典决策理论的一种扩展，特别是在de Finetti(2017)、Savage(1972)、Bernardo（2009）所奠基的决策理论范式中，QBism 延续了这一理解路径，将所有概率解释为与个体相关的主观信念强度。当该框架被引入到量子力学中时，概率即代表个体对于其未来测量结果的信念。

对于 QBism 而言，测量并非单纯的物理过程，而是Agent（agent）对外部世界所进行的一种主动行为。同时，与前述对Agent的广泛界定一致，QBism 对测量的理解亦极为宽泛。“从打开一盒饼干、穿越马路到执行复杂的量子光学实验，Agent对外部世界的任何行为皆可视为测量”（Fuchs, 2014）。在这一测量概念之中，“拒斥第三人称视角”的立场至关重要。根据一种传统理解，科学旨在描述一个独立于观察者之外的外部世界，不涉及观察者的主观因素；换言之，科学试图通过排除观察者的干预来建构一个纯粹客观的世界图景。然而，QBism 认为这种理解本身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每个人对世界的全部认知均源于自身的个人经验，因此，依赖一个完全排除了个人经验的物理世界图像可能并不明智，而这恰恰是传统物理科学长期以来所追求的方向”（Fuchs, 2014）。对于 QBism 的支持者而言，QBism 重新引入了“观察者”这一维度，从而纠正了这一根本误区（Mermin, 2014）。这一行动也正是参与性实在论的核心信条之一，即对“第三人称”视角的系统拒斥。在 QBism 的理解中，测量装置不仅体现了观察者无法被排除或中和的位置，更实际上构成了观察者——即Agent自身——的延伸。因为这些测量装置所产出的实验结果，最终体现为该Agent独特的个人体验。

在我们简单地介绍了 QBism 之后，回到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目前可以看到，QBism 显然是一种相关主义立场。因为在 QBism 看来，量子力学已不再关涉对任何外在实体，尤其是微观实体的直接描述，而仅仅关涉行动者个人所能获得的那种对外部世界的经验，以及如何根据此种经验更好地行动。客观知识亦被重新理解为：某一经验之论述在何种程度上可被分享（Fuchs,2017）。QBism 试图在我们唯一可确知的基础上重新奠定量子力学的根基，即行动者的个人经验。在这一点上，QBism 与胡塞尔现象学不谋而合。某种意义上，后者同样致力于在“纯粹经验”的确证上重建科学基础以及实在性本身的意义。QBism 代表着一项创新性的尝试，试图将最根本的知识哲学与基础物理学加以调和。而这种哲学姿态并非别的，正是一种现象学的态度。因此，QBism 不仅仅是一种相关主义，它更体现了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相关主义。因为在 QBism 对量子力学的反思过程中，在其参与性实在论的提议中，QBism 本身涉及了对“概率”、“测量”、“主体”、“实在”乃至“客观性”等诸多概念的重新诠释，以此重新理解“科学认识究竟是一种何种样态的活动”。

此外，QBism 的相关主义还体现在其形而上学的倾向之中。在对量子力学的理解上，已存在诸多相关主义式的诠释，例如 Dieks 的视角主义（Dieks，2009）与 Rovelli 的关系诠释（Rovelli，1996），它们均强调观察者视角在量子理论中的作用。这两种观点主张，量子态是与观察者相关的多元状态。然而，这些诠释仍试图基于量子理论对外部现实提供一种描述。对于 Rovelli 与 Dieks 而言，量子态是相对于Agent视角所定义的。这种观点隐含了一种形而上学立场，即关系属性取代了物理系统之固有（非关系性）属性。例如，一个电子相对于 Alice 可能为 x 自旋“向上”，但相对于 Bob 则可能没有确定的 x 自旋。然而，对 QBism 而言，如果一个电子被测量为 X 自旋向上，则该测量一旦完成，其状态便永远成为 X 自旋向上。这种状态具有实在性；而对于其他人而言，我可以将这一测量结果告知他们，于是对他们而言该电子的自旋亦为向上。此种情况与经典物理中的处理并无实质区别。不同之处在于，若我要运用量子力学来分析经验与未来的测量，则必须依据 Born 规则建构一个量子态。因此，QBism 所提出的相关主义是一种完全不同形式的相关主义，与 Rovelli 与 Dieks 的关系诠释迥然有别。这进一步表明了 QBism 在形而上学上所持的独特立场。在 QBism 看来，“视角”这一术语在两个层面上使用：其一，“所有测量皆为 Agent 自身的测量”；其二，“量子状态属于 Agent 本人的主观信念”。因此，QBism 所主张的相关主义远不止于认为量子态或属性是相对于Agent视角所定义的那么简单。QBism 的相关主义认为，量子理论仅适用于嵌入并处于世界之中的Agent层面。对 QBism 而言，测量本身乃是从测量主体（即 Agent）出发，对被测量之物基于其自身经验与测量概念把握所展开的一系列建构过程，亦即 Fuchs 所谓的“测量是一种创造”（Fuchs,2023）。而一旦测量完成之后，于此层面便无其他隐藏之物。对 QBism 而言，这不仅是理解量子力学的关键所在，更是澄清围绕科学认识若干误解的关键所在。

同时，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主义的现象学》一书中指出：

另一方面，世界并不是像一个存在物，一个对象那样存在着，而是以一种唯一性存在着，对于它来说，复数是无意义的。每种复数以及从其中抽取出来的单数，都是以世界地平线为前提。在世界中的一个对象的存在方式与世界本身的存在方式的差异，显然地规定着两种根本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意识方式。（Husserl,1970,p.181）

胡塞尔的现象学与 QBism 在此处实现了高度的一致。因为在胡塞尔现象学看来，想象在被给予的意向性意识背后存在一个具有绝对性的客观存在，这样的想法本身是荒谬的，并且会使我们以之为基础的科学失去具体的意义。因此，对于 QBism 与胡塞尔现象学而言，相关主义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实在论，即基于具体而丰富的生活世界之经验及其与有意识主体之间联系的实在论。正如 Fuchs 所言，QBism 的实在论正是爱因斯坦意义上的实在论（Fuchs,2017）。而那种脱离一切意义上的相关性的实在论（如Meillassoux所设想者），反而正如胡塞尔在《危机》一书中所预言的那样，终将导致实在论科学陷入真正的危机之中。

另一方面，胡塞尔现象学还在主体主动地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这一方面，与 QBism 达成了一致。在 QBism 中，这体现为 Agent 主动地依照规范性的 Born 规则使用量子态来预测未来的测量结果。这一过程不仅具有动态性，还要求主体在知识追求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中的一段论述写道：“因此，一个有效性的视域始终存在，一个在实有的有效性中被设定的世界，一个在具体化与确证的持续实现运动中超越任何特定时刻在个体性与相对确定性中被把握并被接受之物的期待”（Husserl, 1973, p. 34）。其中“持续实现的运动”在我们的期待引导与现时感知的实现之间展开，构成了生活经验的核心特征。胡塞尔进一步指出：

一方面，这种超越性关联于不断被期待的、可能出现的新个别现实及其群组的潜在性，这些现实将在其进入意识的过程中被经验；另一方面，这种超越性则表现为内在视域，即每一个向经验敞开的实在之物所携带的尚未被感知的特征的复合体。（Husserl,1973,p. 34）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否还可以进一步在胡塞尔现象学与 QBism 之间画上等号呢？近年来，将现象学方法应用于物理学哲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哲学的研究，已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方向，并围绕若干基本概念产生了大量研究。A. de La Tremblaye 将胡塞尔早期知觉理论中的“视域”概念与 QBism 中的量子态概念进行了对比。de La Tremblaye 指出，QBism 中作为对未来可能测量结果之预测工具的量子态，在其形式上与胡塞尔感知理论中的视域概念相似，因此可以将量子态视作被测量、被把握的物理实体的视域(de La Tremblaye,2020)。而视域本身并不具有实在的地位，正如一个人可以期待一个杯子从桌上掉落后保持完整，或者摔碎，但不可能同时获得这两种结果。这种处理有助于消解围绕量子力学解释所面临的本体论困境，如测量问题等。de La Tremblaye 写道：

QBism 试图在我们唯一可确知的基础上重新奠定量子力学的根基：即行动者的个人经验。在这一点上，QBism 与胡塞尔不谋而合，后者同样致力于在'纯粹经验’的确证上重建科学（及其'自然态度’）。此一具体情形表明，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契机可能正在开启，即科学与哲学之间的重新连接：QBism 代表着一项创新性的尝试，试图将最根本的知识哲学与基础物理学加以调和。QBism 成功地将我们引入了一种哲学姿态——从我们的视角看，这正是现象学的姿态。 (de La Tremblaye,2020)

然而，依据 de La Tremblaye 所提出的胡塞尔知觉理论来为 QBism 中的量子态提供哲学基础的做法，并未消除基于主观观察者的量子认知解释所面临的根本困境。因为这种理论无法确保微观实体（如电子等）的实在性地位。知觉理论的分析直接依赖于认识主体，即量子力学的观测者对于外部世界的直接经验。而对于那些操控测量与放大仪器的观测者来说，电子等实体完全可以“不存在”，而仅仅是一个统摄各种实验经验的本体论承诺。这正是围绕 QBism 所提出的实在论项目——即“参与性实在论”（participatory realism）(Fuchs,2017)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既然 QBism 否认了量子态的实在论地位，并强调主体自身的经验，且认为这些经验背后并无隐藏的实体，那么，即便我们不采纳那些将 QBism 误解为唯我论的批评，QBism 仍无法满足科学实在论在形而上学层面上的实在论要求。正如 Brown 所指出的那样，他认为 QBism 是一种准观念论（quasi-idealism）(Brown,2019)。同时，QBism 在回应关于认识论与语义实在论要求方面亦存在争议。如 Boge (2022)和 Wallace (2020)所指出的，QBism 同时面临语义学问题与认识论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QBism 究竟能否如 Fuchs 所预期的那样，成为一种基于实在论立场的量子力学诠释,而不仅仅是一种变形科学反实在论。

对QBism进行胡塞尔的知觉理论的分析，事实上只是揭示了这样一个洞见：QBism 展现了物理学家与其经验之间所具有的特殊关系。这并未消除关于其是否仅是一种工具主义，乃至隐含某种唯我论的担忧。同样地，如果 QBism 的哲学内涵仅仅是一种基于主体的知觉理论，那它也就错失了 Fuchs 等人（乃至继承了玻尔、海森堡、泡利等人的观点）所追求的新哥本哈根式解释的根本目标：即便量子态、波函数并不直接反映微观物体的内在性质，量子力学仍然应当被理解为一门实在论的科学，而非仅仅是关于经验之间关系的知识。而QBism 显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一种准观念论，更不是某种工具主义的哲学。正如 Fuchs 所言，QBism 不仅是实在论的，而且是以爱因斯坦意义上的实在论。与此同时，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也明确指出，关于独立于心灵的外部世界的存在问题，并不属于现象学的形而上学范畴（Husserl,2001,p.26）。因此，单纯诉诸胡塞尔前期基于主体的知觉分析，我们依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那个无法被直接经验的微观物体，是如何作为一个“实在的对象”被理解、被把握的？

因此，如果我们要将 QBism 对量子力学乃至整个物理学的解释理解为一种现象学的实践，并将量子态与视域等同起来，仅仅依靠知觉理论是不够的。因为它无法说明为何主体的经验确实是关于一个不可知觉的微观物体的视域，而不仅仅是关于测量仪器的。因此，局限于胡塞尔前期的知觉理论显然不足，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助先验现象学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具体而言，就是借助现象学还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的方法。我们可以，也有必要通过现象学还原，在量子物理的各类经验中重新发现那不可被直接知觉的微观实体的“被给予性”，并将其与具体的实在建立起联系，从而将其与单纯的一系列关于操作性仪器的经验加以区分。最终，我们或许能够达成玻尔、海森堡、泡利以及 Fuchs 等人所设想的理想。笔者将在下一节中，通过对Stern-Gerlach实验的现象学还原作为实例，尝试运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为量子力学中被测量的微观实体提供一个先验意向对象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确立量子态作为该对象视域的正当性。

四、Stern-Gerlach实验的现象学还原

现象学还原是胡塞尔后期先验现象学的主要方法，通过现象学还原，我们可以摆脱日常或科学中的“自然态度”，即不加怀疑地将事物看作客观存在的预设，从而进入“纯粹意识”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哲学家可以不受先入之见地分析意识如何赋予意义，如何构造经验的对象。现象学还原的目的在于揭示经验背后的意义构成方式。更重要的是，通过实施先验还原，我们可以通过追问意向性对象的意义，即其构成的方式，用以超越意义和存在之间某种“客观主义”的区分。具体而言，在一种先验的态度中，取消意向对象与“对象自身”之间的区分，从而意识到先验的意向对象即为存在自身，这一洞见是在《逻辑研究》时期未能达成的。在接下来的量子力学现象学还原的尝试中，我们将试图将如电子之类的微观实体理解为一种使得实在论物理学成为可能的先验意向对象。通过这一方法，我们将本质上把“仅仅是操作仪器获得结果的经验”与“测量一个确实存在的微观物体的经验”区分开来，从而规避工具主义、反实在论以及唯我论的批评。

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有两个步骤：悬置和还原。我们可以通过细致考察胡塞尔与芬克关于还原的相关论述来理解这一过程。在《第六篇笛卡尔沉思》（Fink, 1995）中，Fink指出：“悬置（epoché）与真正意义上的还原行动（the action of the reduction proper）是现象学还原内部的两个基本契机（moments），二者彼此依存、互为条件”（Fink,1995,p.41）。其中，悬置是第一步，也是现象学还原的起点。悬置指的是对我们日常生活中“世界自明地存在”的信念，即胡塞尔所说的“自然态度”，加以暂时搁置，即中止信念的态度，而不是倾向于怀疑或保有信念的任何一方。在悬置态度中，我们得以关注对象是如何被意识到的，关注这件事意味着什么。悬置并不是否定世界的存在，而是暂时不讨论它的客观实在性，从而使我们能够从“信以为真”或“作为常识”的自然态度中抽离出来，进入现象学的考察视角。胡塞尔写道：

特别并必须首先指出的是：通过这种悬置，一种新的经验、思考以及理论化的方式向哲学家敞开了，这里，置于他自身的自然存在和自然世界之上，他丝毫没有丢失它们的存在和客观真理……（Husserl,1970,p.154）

同时，在还原的步骤中，还涉及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的区别。前者的目的是建立本质直观，通过这一直观来建立关于一个被给与物的视域，即本质是那些在视域中不变的东西。先验还原的目的是，通过将意识主体本身也置于悬置之中，将意识从具体经验中抽离出来，进而揭示出构成经验对象的“纯粹意识”结构，并通过对意向性本身的分析来建立先验的意向对象。通过阐释一个先验主体的意向中某个客观对象被给与的过程，我们最终建立起关于先验意向对象的理解，从而赋予客观实在性这一概念独特的意义，通过这一方法，实在论的科学基础得以建立。在本研究的分析中，这个先验的意向对象就是微观实体。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关心的是量子力学中的微观对象。我们将不再把量子态当作其本身内禀性质的刻画，而是将它的实在性与观测者的具体经验联系在一起，探讨这种微观对象的实在性是如何得以建立的。通过前文提到的方法，我们可以将量子态理解为微观对象的一种视域。因此，应当实施的还原步骤应当是先进行先验还原，再进行本质还原。本节内容将聚焦于先验还原。

我们现在开始着手对量子力学的现象学还原，以下将以操作斯特恩—格拉赫装置的实验者Alice为例。在使用斯特恩—格拉赫装置对电子源进行测量时，Alice发现那个外部实体，它自身具有某些与其他实体不同的性质，即自旋。Alice将其放入斯特恩—格拉赫装置，然后大约一半的粒子被磁场偏转向上，另一半粒子被磁场偏转向下。在测量之前，粒子处于一种量子态，即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的叠加态，各自有一半的概率。

现在让我们来尝试施展悬置。在Alice操作斯特恩格拉赫装置的实验中，什么应当是自然的态度呢？Alice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家，受过完整的量子力学训练，并在目前的科学范式中进行研究，对她来说，事情本身纯粹的事实应当是：她在测量一系列粒子，这种粒子有一种性质。这种性质在斯特恩格拉赫装置里的反应就是一半的粒子被磁场偏转往上，一半的粒子则往下。在这个纯粹的经验中，标准量子力学以及传统实在论式的理解，以及作为粒子自身状态刻画的一个在测量之前的量子态本身不被包含在其中。因此，对于Alice来说，这些是她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所持有的自然态度。即粒子在测量之前处于某个特殊的状态，这个状态存在，拥有某种神奇的性质，且在测量之后发生坍塌，导致的结果就是一半以上自旋向上，一半以下自旋向下。

在悬置了自然态度之后，我们可以转而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在Alice操作斯特恩—格拉赫装置的经验中，一个无法被直接感知的实体的实在性本身是否有意义？即：这种实体本身带来的差异是否能将其从工具主义的理解中区分开来，避免将微观实体仅视作连接经验、提供解释和预测的“工具”？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这一经验中，Alice并不是在使用“微观粒子”这一本体论承诺来解释或预测任何事情。解释、预测和测量本身是完全不同的意向性态度。在这一经验中，她确确实实是在测量一个实体！她没有受到幻觉的干扰，也没有弄错，她的所有行为都直接关乎那个微观粒子。这个微观粒子是作为一种外部世界的存在被理解的（如同其他可以直接观测的外部实体一样，譬如桌子和书本）。并且这个粒子具有某种性质，在斯特恩—格拉赫装置中的反应表现为一半粒子被磁场偏转向上，另一半则向下。这种性质即为自旋，Alice将这个粒子归类为“1/2自旋粒子”，并且“具有1/2自旋”是该粒子的一个客观属性。需要注意的是，在此，“实在的”并不是自然界本身的性质，而是在被测量、被记录并成为人类经验内容之后的那种客观性质。

接下来我们可以进一步询问：粒子在被测量之前的量子状态，即两种可能测量结果的叠加态，是否能够像自然态度中所理解的那样，被视为该粒子的内在、客观性质？我们发现我们不能这样理解它。首先，在纯粹的经验中，我们并未发现量子态的存在。当Alice面对待测粒子时，粒子在被测量时就已经拥有了一个自旋的值。此时并没有任何叠加态或量子态的因素介入。在作为经验本身成为可能的粒子先验构造中，根本没有量子态的概念。量子态只有在我们回到标准的量子力学框架中，即回到自然态度时，才会重新出现。当我们预测未来的测量结果或解释其他现象时，量子态才会重新被引入。实际上，当我们测量一个粒子时，只有粒子本身及其性质呈现出来。这些粒子虽然不能被直接观测，但它们确实能被仪器测量，并展现出诸如自旋等一系列性质。这些性质能解释许多现象，比如绝对零度附近氦液体的超流性等。然而，“粒子具有自旋”这一性质的描述始终与斯特恩—格拉赫装置紧密相连，只有通过包含斯特恩—格拉赫装置或与其等效的其他装置进行测量，粒子才会显现出这些性质。

进一步地，当Alice回归自然态度后，根据QBism的理解，她使用Born规则为下一次可能的测量分配概率。在斯特恩—格拉赫实验的条件下，Alice断定每次测量结果向上或向下偏转的概率均为1/2，叠加的量子态在此时重新出现。然而，Alice决不能说，在测量发生之前，粒子具有处于两种状态相互叠加的内在性质。因为这种状态根本没有出现在意向性中，也不是一种可能的经验。

最后，发生的事情是：作为测量者的Alice，在整个过程中对自然界的认识得到了提升。她发现了自然的另一种客观性质，并通过一系列实验和测量将其表述出来。尽管这种性质始终与实验关联在一起，Alice并不声称粒子在没有斯特恩—格拉赫装置的情况下就具有自旋为1/2的属性；相反，粒子仅当我们试图测量它时，才会在斯特恩—格拉赫装置中呈现出这样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进行了现象学还原，揭示了斯特恩—格拉赫装置实验中微观粒子的意向性对象构成。在这里，我们确实在测量一个对象，而该对象也向我们展现出一种性质。但可以被称为“实在的”并非自然界本身的性质，而是它在被测量、记录并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后，所展现出的客观性质。因此，这个实体被理解为一种可以通过测量展现其影响，进而被刻画的微观实体。在这些经验中，我们不是简单地描述被测量物体的一些性质，就如同在知觉分析中所做的那样，而是创造性地展现了这些性质。我们在这些经验中所意向的粒子非常微小，因此日常的形而上学可能无法适用，但我们仍然能够意向到它，它能够对我们开放、展示，并且恰恰是通过我们进行一系列测量来实现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我们重新获得了对参与性实在论的第一个理解：如果实在性是通过与测量相关联的客观性质来呈现的，那么实在性并非外在实体本身的性质，而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存在。正如Fuchs所说：

当一位实验者接触并测量一个量子系统时，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量子'测量’。这种过程实际上带来了一个”诞生”，是一个小小的创造行为。而量子理论的研究主题正是这些诞生或创造行为如何影响观察者对其他类似事件的预期。（Fuch，2017）

在这里，我们对微观粒子这一实体如何在现象学还原中成为先验对象进行了回应。如果我们的态度是“测量某个存在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解释或预测，那么通过增幅装置展现性质的微观实体，作为一种先验现象，必须成为该经验的前提条件和基础。这种粒子的客观存在也与“能够通过某种方式进行测量”这一经验性态度密切相关。它能够被所有人测量、被讨论，测量结果可以预测，并能解释其他现象。

在物理学中，谈论严格意义上不能被测量却具有实在性质的客观实体（或如Meillassoux所设想的那种绝对实体的存在）是值得怀疑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测量过程中不可能犯错。事实上，物理学史上曾有许多错误的本体论承诺，例如以太的存在。然而，确立物理学中何物存在本身并非先验现象学的任务。正如迈克尔·亨利所指出，先验现象学的任务绝非尽可能精细地描述对象，也不是为了穷尽本体论上现象的多样性进行调查。其核心任务是通过实行悬置（epoché）和先验还原（transcendental reduction），挣脱自然态度对世俗事务的迷恋，从而关注那些我们始终处于其中却从未加以注意的“显现”（appearance）。

在此背景下，先验现象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量子力学进行现象学还原，回答微观粒子作为实在实体如何在意向性中被把握。通过这一把握，我们将彻底区分它与工具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非实在论的理解，从而为一种拒绝量子论存在论地位的实在论量子力学哲学提供辩护。

五、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 Meillassoux 对相关主义的批判，指出其误将“实在性”与“绝对性”等同，从而在根本上误解了科学实在论的哲学立场。同时，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尤其是先验现象学，并未否定外部实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对意向性结构的分析，揭示了如何在相关性中确立意义与实在的内在联系。相较于 Meillassoux 所设想的“非相关的绝对性”，现象学更关注实在如何在经验中被给予，从而为科学知识提供一种经由主体建构的意义基础。

在 QBism的例子中，本文展示了相关主义并非像Meillassoux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枷锁”，反而为我们理解量子力学中的实在论立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QBism 将量子态视为agent对未来经验之信念的表达，强调主体在科学实践中的核心地位，并以规范性的 Born 规则赋予这一信念系统性的结构。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本文尝试为 QBism 所涉及的微观实体提供一个“先验意向对象”的地位，并将量子态解释为该对象的视域。通过对Stern-Gerlach实验的现象学还原，本文具体展示了微观粒子如何作为一个“可被测量”的对象进入经验，并因其在经验中的被赋值性而具备实在地位。

综上所述，相关主义并不必然排斥科学实在论，反而可为其实在性提供哲学基础。QBism 与胡塞尔现象学之间的深度契合，表明我们或许能够在拒绝“绝对者”之同时，通过对主体与世界关系的深入分析，确立一种新的、参与性的实在论图景。这种图景不依赖脱离经验的“第三人称视角”概念，而是在具体经验之中展现实在性的方式，最终也为当代科学哲学提供了一个融合先验现象学与量子力学的认识论解释的新路径。

作者简介：毛蕤，日本大阪大学科学哲学·分析哲学研究室博士生，主要关注一般科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现象学的科学哲学、认识论的量子力学诠释，日本科学基础论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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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方云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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