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璞、朱亚非||明代“元年祀孔”制度考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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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璞，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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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亚非，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摘要： 自太祖开始，明代皇帝多于登极后的“元年”举行祭祀孔子的活动，成为定制。多数情况下，这一活动由“遣官释奠”“亲诣释奠”“遣祭阙里”三项仪式组成。在明太祖创立该制度后，后嗣之君在沿袭祖制的同时，又对其仪节、次序等进行了变革与调整，使这一祭祀活动成为明代国家祀典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皇帝借助登极改元伊始对先师孔子的庄重祭祀以及与之相关的文诰、敕谕，不断塑造和强化自身“道统”继承者的形象，并由此获得士人阶层的认可与支持，其内在机理是明代皇权政治发展下“治统”与“道统”合而为一的趋势。

关键词： 明代；登极元年；祀孔礼；道统；治统

两汉以降，基于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孔子祭祀成为国家祀典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明代，走向了鼎盛期。自太祖朱元璋开始，明朝的历代皇帝多在登极之后的“元年”举行祭祀先师孔子的活动。该活动由皇帝本人亲祭以及派遣官员赴京师和曲阜两地孔庙祭告等一系列仪式组成，由于除英宗朱祁镇外，明代皇帝均只有一个年号，故而笔者将其称之为“元年祀孔”。相异于此前朝代君主亲祭的不规律性，明代大多数皇帝选择在“元年”亲身参与孔子祭祀。由太祖创立的这一特殊制度，成为明代皇帝昭示自身承接先师道统、昌明国家文教的重要象征。

关于明代孔子祭祀的研究，中外学界成果丰硕且视角各异，诸如祀孔典制变革、孔庙从祀次序演变、皇权与儒学的关系、崇儒与明代文治政府的转型等重要问题皆有深入探讨。其中，针对明代孔庙典仪升降及其所反映的治道关系进行探研者，以黄进兴、朱鸿林、赵克生、李媛、田澍等为代表。而关于明代“元年祀孔”活动的研究，则仅有陈士银、赵连稳、宋正鑫三位学者的成果有所涉及。陈士银主要探讨明太祖迟至洪武十五年（1382年）方准许通祀孔子的深层缘由，注意到了朱元璋所确立的新君即位必亲行释奠的祖制。赵连稳、宋正鑫爬梳了明代皇帝的视学活动，并简要讨论了登极元年皇帝必亲祭先师的定规。综上，就笔者目力所及而言，学界尚无对“元年祀孔”这一特殊制度进行整体考察者，而此制度实为明代礼典的一大特色，故笔者拟以“明实录”为基础，综合其他史料中的相关记载，梳理该制度的创立、演变过程，并对这一制度所隐含的中国帝制时代后期“治道合一”的历史意蕴略做分析。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

明太祖与“ 元年祀孔”制度的创立

明王朝肇造之初，太祖首举孔子祀典。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太祖“诏以太牢亲祀孔子于国子学”，开明代皇帝亲祭孔子之先河。事实上，朱元璋崇奉孔子其来有自，早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九月攻克镇江后，朱元璋即曾拜谒孔庙，并分遣儒士告谕乡邑，劝课农桑。龙凤十年（1364年）正月，朱元璋在同徐达等人讨论治国之要时称，“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遂致“天下骚乱”，因此礼法乃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朱元璋认为，元朝统治者对礼教纲纪的轻蔑是导致其治政失衡、君臣失位，以致最终覆亡的重要原因，故而彰明礼法是开国之初稳固政权的首要举措。

中国古代帝王祭孔发端于汉高祖刘邦，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十一月，刘邦“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祠孔子”。明太祖对刘邦极为推崇，曾多次提及并自比，譬如洪武元年三月，其在致五十五代衍圣公孔克坚的亲笔敕中就说：“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且古人起布衣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违之？”朱元璋将自身视为再造华夏的正统之君，因此不排除其有着通过效法刘邦的祭孔行为以表明政权合法性的内在意图。

1.“元年祀孔”的太祖成例

不同于其他礼仪制度，“元年祀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详录于典章，有关其内容的系统性记载，最早见诸正德《明会典》中：“洪武元年，遣官释奠于先师孔子，定以仲春、仲秋二上丁日降香，遣官祭于国子学”；“列圣登极，皆遣官祭告阙里，又驾幸太学行释奠礼”。据此可知，“元年祀孔”应大体由三个部分构成，即“遣官释奠”“遣祭阙里”“亲诣释奠”。“遣官释奠”，指皇帝派遣官员赴京师太学中的孔庙行释奠礼；“遣祭阙里”，同样是由官员代表皇帝前往阙里孔庙（即曲阜孔庙）祭告；“亲诣释奠”，则是皇帝本人亲临太学孔庙行礼，其祭祀地点与遣官释奠相同。

上述三项仪式是太祖在洪武元年逐步确立的，但次序上同后期“会典”所载略有差异。洪武元年二月初六日，太祖“驾幸太学，行释奠礼”，其后“仍遣使诣曲阜致祭”。是年八月初九日，又“遣官释奠于先师孔子”。综上，太祖在洪武元年的二月至八月间，曾亲自前往京师国子学祭祀孔子，之后又分别派遣官员赴阙里和国子学两处孔庙祭告。从“实录”等所述时间上看，明代首次“元年祀孔”的顺序应为：亲诣释奠→遣祭阙里→遣官释奠。在明初相关典章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其祭孔仪节主要借鉴于列朝礼制，即所谓“高皇帝损益百代而成典礼”，以下分而述之。

第一，亲诣释奠。关于洪武元年太祖首次亲祭孔子的情况，现存史料中，除前文所列“幸太学，行释奠礼”等简短描述外，没有更为详细的记录。朱元璋登极后，曾四次赴京师太学亲祭孔子，时间分别在洪武元年二月、十五年五月、十七年（1384年）十二月和二十九年（1396年）。其中，洪武十五年的亲祭活动距离元年亲祀时间最近且记载详细，故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笔者将引为参考。

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南京新国子监竣工，太祖亲往祭孔。此次祭祀所行礼仪为“释菜礼”，较之“释奠礼”，在祭品陈设上相对简略（以菜蔬代替牺牲）。祭前一日，“有司洒扫，设御幄于大成门外”。是日清晨，朱元璋至孔庙，礼官“请具皮弁服”，朱元璋遂易服入拜位，百官按班序立。导引官引朱元璋依次盥帨、酌酒、诣先师，朱元璋行再拜礼，执事官跪进爵，朱元璋“授执事官，献于神位前”，献毕“又再拜”，百官亦再拜。其余四配、十哲、两庑“分献如常仪”。礼成，朱元璋“复御幄，易服，乘舆诣学”，至彝伦堂授经，学官进讲如仪，礼成驾还。次日，学官上表谢恩。

就洪武十五年亲祭的仪节来看，朱元璋改变了此前帝王祀孔“一奠再拜”（献爵后只行一次再拜礼）的传统，在献爵前后两次行再拜礼。朱元璋明确否定了礼部尚书刘仲质等“孔子虽圣，人臣也，礼宜一奠再拜”的建议，并援引后周太祖郭威的事例，认为礼敬先师不可以职位论，应格外尊崇。在祭孔仪式结束后，又举行了经筵，由皇帝钦授经书，命国子监祭酒吴颙担任讲官。随后，朱元璋又亲自讲解《尚书》之《大禹谟》《皋陶谟》《洪范》三篇。上述一系列活动，体现了朱元璋本人对于孔子祭祀的高度重视。

第二，遣祭阙里。洪武元年二月初六日，在亲临太学行释奠礼的当天，太祖又遣官赴阙里孔庙祭告。其晓谕遣祭官员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有关此次派遣官员的姓名、品秩等信息，已不得其详，但可以确定的是：朱元璋认为崇儒尊孔是强化统御秩序的重要举措，因而自身应延续历代王朝的祀孔传统，虔修祀事，以期昌明教化。关于遣祭阙里所用仪节，元年二月首次遣祭时并无具体规定，大体是沿用前代旧典。是年八月，太祖钦颁释奠仪注，始有规章。洪武六年（1373年）八月经礼部尚书牛谅奏请，加以改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再次修改，方成定制。

综合《礼部志稿》和万历元年《兖州府志》中的相关记载，可知洪武二十六年所定遣祭阙里仪式，主要包括皇帝斋戒、大廷陈设、百官序立、鸣钟、百官叩拜、皇帝升殿、百官排班、遣祭官行礼、宣制、遣祭官捧祝、奏乐、百官行礼、皇帝退殿、百官退班、遣祭官斋戒、习仪、省牲、孔庙陈设、迎神、奠帛、初献、读祝、亚献、终献、饮福受胙、彻豆、送神、望瘗等约计二十八项仪节。就其流程而言，以“百官退班”“遣祭官斋戒”两项仪节为分界，这一仪式又可分为遣祭与释奠两个部分，即遣祭官先在京师按“遣祭仪”恭领皇帝制书、御制祝文，然后再赴曲阜孔庙按“释奠仪”祭祀孔子，万历《明会典》即将其分载于“遣祭仪”和“释奠仪”中。

第三，遣官释奠。太祖在初定释奠仪注后，遂遣官赴太学孔庙致祭，《明集礼》记载了其主要流程：

时日：以春秋二仲上丁日行事。斋戒：皇帝斋戒（缺），三献官并各执事官俱散斋二日、致斋一日。省官为初献，翰林院官为亚献，国子祭酒为终献，学官为分献。降香：前祀一日清晨，有司立仗，百官具公服侍班，皇帝服皮弁服，升奉天殿，奉香授三献官，捧由中陛降，中道出至午门外，置龙亭内，仪仗鼓吹导引至庙学。

史料中所谓“省官”，即指丞相（彼时中书省尚未废除）。就以上内容来看，与二月初六日遣祭阙里时相比，其庄重程度明显提升，这是明朝立国后各类典仪逐步完备的反映。较之此前的唐宋时代，洪武元年仪注在遣官过程和献官级别方面愈加崇隆。譬如，新增了皇帝本人斋戒，在正祭前一日亲自向三名献官授御香，命其代为祭祀的环节，并由作为百官之首的丞相担任初献官。综上所述，在立国之初，朱元璋通过躬行的方式，初步明确了“元年祀孔”的形式和内容，笔者称之为“太祖成例”。此后，朱元璋又在一系列训谕中予以强化，使其具有了祖制的色彩。

2. “元年祀孔”的祖制化

洪武十五年太祖亲行祀孔后规定，“自后嗣君即位，必亲一释奠，为定例”。二十九年，太祖调整孔庙从祀先儒，又规定，“后遇登极，皆遣官祭告阙里”。朱元璋要求后嗣之君必须在即位初始亲行释奠礼，新君登极时需遣官祭告阙里孔庙。按史料所述，太祖强调的是“即位”“登极”，并未刻意提及“元年”，但鉴于其本人在洪武元年的一系列祀孔活动，后继之君多效法太祖成例，于元年祭祀孔子（详情见后），如国子监的官方记录中就称，“我朝列圣登极之元年，必皆临幸太学，释奠先师”。同时，从嗣位新君自身的表述中也可发现其对于“元年”的重视，如成化元年（1465年）三月，宪宗在赴太学行释奠礼后说：“兹朕嗣统纪元之初，式遵成宪，躬临太学，祗谒先师孔子。”此后的孝宗、武宗亲祭孔子时，皆有类似的话语。这表明至迟在成弘时期，登极元年亲祀孔子已被视作祖宗成法。

除此之外，在现存明代皇帝遣祭阙里祭文的用词中，也可以看到“元年祀孔”的祖制化倾向。为便于说明，兹将相关内容制作成表1。

表1 明代皇帝遣祭阙里御制祭孔文内容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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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所列祭文中，几乎均出现了“嗣位之初”“践祚之始”“兹予肇位”类的表述，这与朱元璋“后遇登极，皆遣官祭告阙里”的要求相一致。同时，各朝祭文的主体结构之间存在明显的沿袭痕迹，这说明“元年祀孔”已被视作一项祖制在遵循，并且形成了上下相沿的传统。综上，明太祖在开国伊始，通过躬行及训谕，完成了对“元年祀孔”的制度设计，并为后继之君仿效而行提供了基础和范本。

二

明代皇帝对“元年祀孔”祖制的依循及亲祭仪式的断续

太祖之后，明代皇帝多依循祖制，于元年举行祭孔活动，即王圻所说的，“列圣遵承，践祚之初，必举斯典”，但其间也有过变动，特别是需要皇帝全程参与的亲诣释奠仪式曾一度中断。赵连稳等较早注意到了这一情况，认为自建文朝开始，皇帝于元年视学、祭孔已成为定制，此后中止的原因应与战争、朝局以及嗣君年龄等诸多因素有关。但是，该论断仅着眼于亲诣释奠仪式本身，并未将其与登极元年的其他祭孔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

关于明代皇帝的祭孔活动，少有专书记录，多散存于各类史籍之中。笔者以“明实录”为底本，参校政书、志书、别史等其他史料，将前述三项仪式（遣官释奠、亲诣释奠、遣祭阙里）作为标识，对明代“元年祀孔”活动做一统计，以便直观反映其具体变化，详情如表2。

表2 明代“元年祀孔”各仪式完成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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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知，在明代历朝皇帝登极后的元年中，完成三项仪式者9次，即太祖、惠帝、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九朝；完成两项仪式者6次，即仁宗、宣宗、英宗（正统）、英宗（天顺）、熹宗、思宗六朝；完成一项仪式者1次，即成祖朝；全部缺失者1次，即光宗朝。其中，仁宗、光宗因早逝，未及全面开展祭祀活动，故不纳入考察。另外，关于景帝首次亲祭孔子的时间，史籍中有不同的记载，《明英宗实录》记为景泰二年（1451年）二月，《阙里志》《阙里文献考》等则记为景泰元年（1450年）二月，其中《阙里志》收录了景泰元年正月初五日景帝致衍圣公孔彦缙的敕谕，虽系抄录，但保留了原始公文格式，可信度较高，故笔者采用这一说法。综合表2信息，可以发现明代“元年祀孔”活动的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遣官释奠、遣祭阙里两项仪式的举行较为稳定。统计信息显示，在遣官、遣祭两项仪式上几无缺失者。除即位仅一个月便暴卒的光宗外，遣官释奠项没有空缺记录，全部如期完成。此外，根据“明实录”记载，遣往京师太学的献官多为内阁宰辅等股肱重臣，与此相反，遣祭阙里的臣僚则以太常寺少卿、国子监司业等中下层文官为主（详情见后）。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京师、曲阜两地孔庙的距离有关。京师孔庙设于太学，皇帝派遣重臣致祭较为便利。相反，阙里孔庙距离京畿路途遥远，往返耗时较长。如弘治十七年（1504年）四月阙里孔庙重建竣工后，李东阳代孝宗前往祭告，按其回到京师向孝宗上呈的《复命题本》所述，李东阳自四月初七日起程赴曲阜，直到五月二十六日方完成祭祀返京，前后历时一个半月。因而，皇帝不便派遣重臣前往，多委派卿寺衙门及国子监官员赴曲阜祭祀。

第二，亲诣释奠仪式的举行具有不确定性。查阅表2可知，缺失主要集中在亲诣释奠一项，惠帝以下，出现了连续四代的中断期。前文已述，亲诣释奠需要皇帝全程参与，并在释奠礼结束后举行经筵，由皇帝钦授经书，率群臣听讲，其筹备过程相对烦琐，因而容易受到灾害、战事、国丧等不可抗力的影响。譬如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十三日，“礼部请圣驾幸学诹吉”，八月初四日，熹宗降旨：“皇考在殡，郊祀尚未躬承，所请著于来岁举行。”礼部奏疏中所言“幸学”，即指皇帝亲临太学并释奠先师。据此可知，熹宗因国丧未除，暂时推迟了亲诣释奠的举行。另外，不同于成祖、宣宗等朝查无记录的情况，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初六日，国子监祭酒孔贞运“以帝将举行视学之典，请修葺圣庙殿宇、廊庑”，表明思宗似有在元年举行亲诣释奠仪式的计划，但不知为何迟至次年正月二十日方行礼。再者，倘若亲诣释奠为元年内的既定安排，为何太学的修葺工作在临近年末时才开始？囿于史料，尚不知其故。

第三，明代皇帝对“元年祀孔”祖制依循程度的变化多与皇位的非常规承袭相关。从制度发展的整体脉络来看，太祖创立“元年祀孔”之制后，惠帝朱允炆延续了太祖的做法，三项仪式均如期举行。但自成祖朱棣开始发生变动，皇帝亲祭孔子的惯例出现间断，直到景帝朱祁钰即位时方才恢复，英宗朱祁镇复辟后又行中止。此后到光宗朱常洛之前，“元年祀孔”制度基本稳定，六代君主皆严格依照祖制完成了全部仪式。若就三项仪式完成度出现变化的时间拐点而言，其大多发生在明代皇位非常规承袭之时。譬如，亲诣释奠的中断开始于永乐元年（1403年），彼时正值“靖难之役”结束，朱棣攻入南京即帝位，同儒臣集团发生严重对立，明代帝系首次出现小宗入大宗的情况。再如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土木之变”爆发，英宗被俘，其弟朱祁钰于北京登极，改元景泰。景泰元年二月，景帝幸太学，行释奠礼，亲诣释奠仪式得以恢复，并在天顺之后的较长时段内呈现稳定状态。

总体而言，明代皇帝基本遵循了太祖所创立的“元年祀孔”制度，不断巩固和强化明王朝崇儒尊孔的官方立场，但在皇位传承出现异动时，皇帝对祖制的遵从度亦随之发生变化，可见皇权过渡的平稳与否，也会对皇帝的祭孔活动造成显著影响。明太祖创制之后，后继之君在遵依祖制的同时，又对“元年祀孔”仪式的仪节以及仪式次序进行了调整，使之进一步满足帝王塑造自身道统继承者形象的需求。

三

“ 元年祀孔”制度的调整与变革

在明太祖创立“元年祀孔”制度后，嗣位之君基于自身实际需要，对其进行了调整和变革，直至明中后期方才定型。较为频密的变革阶段出现在成化至嘉靖时代，主要包括三项仪式中仪节的变化以及仪式前后次序的调整。

1.三项仪式中仪节的变化

前文已述，“元年祀孔”由三项仪式组成，各仪式中的主要仪节自洪武初定后，其增减变化经历了洪武—成化、成化—嘉靖两个阶段，以下分而述之。

第一，亲诣释奠仪节的变化。万历《明会典》载，“皇祖视学，祭先师，不设牲，不奏乐”。按“会典”所述，洪武时期太祖祭祀孔子未用牲，但这与“实录”中以太牢礼祀先师的记载不符，因而万历《明会典》所载应是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赴太学行释菜礼时的仪节。洪武之后至景泰年间，皇帝亲祭孔子均以太祖时的释菜礼为范本，成化元年宪宗增设牺牲、陈设乐器，弘治元年（1488年）孝宗又在献礼中加入币帛，并规定祭前要进行斋戒。嘉靖时期，世宗厘正孔子祀典，又增加了对孔子之父启圣公的祭祀，此后皇帝皆仿行其例。如隆庆元年（1567年）亲诣释奠前，穆宗即命礼部侍郎潘晟先行致奠启圣公祠。关于洪武年间太祖亲祭孔子的仪节，前文已有详述，以下重点对比成化、弘治、嘉靖三朝亲诣释奠仪节的变化，详情见表3。

表3 成化、弘治、嘉靖三朝亲诣释奠仪节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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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可以看出，从成化到嘉靖朝，亲诣释奠仪式中较为明显的仪节变化集中在斋戒期限、皇帝进入孔庙的降辇地点以及迎驾官员级别三个方面。弘治以前，皇帝亲祭孔子无须斋戒，自弘治元年开始需先期致斋一日。降辇地点，嘉靖之前，皇帝均乘辇至大成门（孔庙二门）外方下辇，步行进入。自世宗开始更改地点，在棂星门（孔庙一门）外即降辇步入，祭祀结束后又原路步出。嗣后穆宗、神宗均沿袭了这一做法，成为定制。在迎驾官员的组成方面，世宗以前并无严格的等级限制，凡陪祀官皆在国子监外候驾。自嘉靖元年（1522年）开始，除翰林院、国子监官外，只有三品以上的高级文武官员可以着祭服迎驾。此外，表中信息显示，祭祀结束翌日的赐宴相对随机，皇帝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赐宴地点及是否赐宴，可见其并非必行项。综上，斋期的增设、对迎驾官员级别的限制，特别是皇帝降辇地点的改变，提升了亲诣释奠的庄重程度，这是明代皇帝愈加重视孔子祀典的体现，也反映了其对太祖所立制度的遵承。

第二，遣官释奠仪节的变化。相较于皇帝亲祭，遣官释奠的主体仪节相对稳定，基本沿用洪武元年八月的定制，变化主要集中在拜礼次数和献官人选两个方面。洪武元年迎神、送神时，“献官及在位者皆鞠躬，拜、兴，拜、兴，平身”，即行再拜礼；洪武六年则改为“献官以下各四拜”，即行四拜礼，拜礼次数有所增加。

除此之外，在遣祭官员的人选上也发生了变化。洪武元年，以丞相为初献官，翰林院官为亚献官，国子监祭酒为终献官。洪武十三年（1380年）裁撤中书省及丞相后，改遣阁部重臣为初献官。为便于说明相关情况，兹将有据可查的明代皇帝登极元年遣官释奠仪式中初献官的名单制作成表4。

表4 明代皇帝登极元年遣官释奠之初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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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中的职衔信息可知，自丞相被废除后，代皇帝释奠京师孔庙的官员以高级文官为主，除了受到战事及皇位异动影响的景泰元年外，皆为正二品及以上官员。自成化元年开始，担任初献官者几乎均为享有师保加衔的各部尚书兼殿阁大学士，并且多为各朝皇帝即位之初的内阁首辅。初献官职务和品秩的不断上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皇帝欲借祭孔彰显其尊崇道统的意图。

第三，遣祭阙里仪节的变化。遣祭阙里的仪节与遣官释奠大体相同，其差异在于祭祀场所由太学孔庙切换到了阙里孔庙，改“降香”为“降诏”，同时将遣祭仪式的举行地点由奉天殿改为华盖殿。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变化体现在对孔子的称谓以及初献官人选两个方面。

洪武六年规定，“凡传制遣官代祀历代帝王并旗纛、孔子等庙，前一日沐浴更衣，处于斋宫，次日遣官”。二十六年，又增加了御前宣制一节，制书曰：“某年月日祭先师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命卿行礼。”嘉靖九年（1530年）十一月，世宗厘正孔子祀典后，将原遣祭制书中的“先师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改为“至圣先师孔子”。其后穆宗、神宗等在元年遣祭阙里的御制祭文中均沿用了该称谓，直至明亡再无变化。世宗对孔子封号的变更是其祀典革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此世宗有如下解释：

孔子既逝，后世至唐玄宗，乃荐谥曰“文宣”，加以王号。至元，又益其谥为“大成”。夫孔子之于当时，诸侯有僭王者，皆笔削而心诛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体圣人之心，漫加其号，虽曰尊崇，其实目为乱贼之徒，是何心哉？

按世宗的说法，改革封号的目的在于将孔子重新置于“先师”的尊位，厘清孔子“师道”与皇帝“君道”的彼此位置，纠正汉唐以来世人对孔子王师杂糅的混乱定位，将“师道”置于“君道”之下，捍卫孔子所倡导的君臣纲常。赵克生认为，世宗改革的直接诱因是彼时“大礼议”事件中儒臣的抗论，意在向士林昭示“治统”才是“道统”所在，君可以兼师，而师不可以僭君。结合前述嘉靖元年亲诣释奠中世宗提前降辇的做法，两者看似矛盾，实则表明明代皇帝在遵承太祖“元年祀孔”祖制的同时，基于强化皇权的实际需要，对其高规格的仪制也并非保持一成不变，因为“元年祀孔”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仪式话语加强皇权统御。

此外，较之元年遣官释奠中初献官的高品位阶，遣祭阙里的官员（下文所言“初献官”“遣祭官”均指此）则少有位列高层者，基本以在京中下层文官为主（相关原因笔者在前文已做推测），但其间也曾出现过短时的波动与上升趋势。为便于呈现其相关变化，特将有案可稽的明代皇帝登极元年遣祭阙里仪式中初献官的名单制作成表5。

表5 明代皇帝登极元年遣祭阙里之初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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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表4可以发现，表5中的初献官几乎均为京师各寺、监、司等部门的官员，即所谓“小九卿”，品秩集中在正四品到正六品之间。成化至嘉靖年间，遣祭官的品秩略有上升，尤其是嘉靖元年首次由尚书担任遣祭阙里的初献官。嘉靖之后又回归常态，直至明亡，各朝皇帝均遣小九卿官赴阙里祭告。结合前文表3中成化至嘉靖三朝亲诣释奠仪节的变化可知，彼时孔子祀典等级正处于渐趋上升的阶段，遣祭阙里官员的职官变动也契合了这一走向。

2.三项仪式次序的调整

前文已述，在洪武元年首次祀孔活动中，三项仪式的先后次序为：亲诣释奠→遣祭阙里→遣官释奠。朱元璋之后，朱允炆对其进行了调整。建文元年（1399年）正月，“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神祇，国子司业张智诣阙里”，三月“上释奠太学”。据此可知，建文元年的祀孔顺序应大体为：遣祭阙里→亲诣释奠→遣官释奠。遣祭阙里被提至三项仪式之首，这符合明太祖凡登极必祭告阙里的规定。

就实际情况来看，自景泰年间恢复亲祭孔子的传统后，亲诣释奠的次序基本也是在遣祭阙里之后。其原因可能与衍圣公的入京陪祀有关。景泰元年正月初五日，景帝敕孔、颜、孟三氏子孙及袭封衍圣公孔彦缙等：“朕以今年二月初吉，躬临太学祀先圣先贤，尔三氏子孙各以贤而长者三四人来，限正月二十五日至京师。”敕谕要求孔彦缙等于正月二十五日前抵达京师，以便参加二月的景帝亲诣释奠仪式。自此之后，明代皇帝登极元年亲祭孔子由衍圣公陪祀，成为定制。景泰朝皇帝召衍圣公进京参与祭孔采用的是赍送诏敕的形式，成化朝则改为预先钦遣官员赴曲阜宣召衍圣公，有史籍记载说，“宪宗皇帝登极……遣官取衍圣公孔弘绪并三氏子孙赴京观礼，命衍圣公分献沂国公，此遣官钦取之始”。成化以后，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五朝皆遵此成例。如弘治元年，孝宗命田景贤祭告阙里后，又令孔弘绪入京陪祭；正德元年（1506年），武宗遣杨潭祭祀阙里孔庙，随即又命礼部主事张潜召衍圣公孔闻韶赴京参加亲诣释奠仪式。综上，皇帝应是在遣官赴阙里祭告的同时，由遣祭官或另外派员向衍圣公传达入京陪祀的要求，遣祭官返京后不久，衍圣公即抵达京师，因而亲诣释奠通常是在遣祭阙里之后方才举行。

另外，由于受到“春秋二仲上丁日”的日期限制，遣官释奠的时间基本固定在二月与八月，因而其顺序应该排在遣祭阙里之前，或亲诣释奠之后。故此，明太祖以下，“元年祀孔”三项仪式的前后次序一般为“遣官释奠→遣祭阙里→亲诣释奠”和“遣祭阙里→亲诣释奠→遣官释奠”两种，结合表4、表5中的遣官与遣祭时间来看，以第一种情况居多。

综上所述，太祖之后，明代皇帝在遵承“元年祀孔”祖制的基础上，通过对祭祀仪节、次序以及与祭人员的调整和优化，着意塑造并强化自身尊崇道统的形象，巩固皇权政治，而这也是“元年祀孔”制度于皇帝本身的意义所在。

四

“ 元年祀孔”与明代皇帝“道统”继承者形象的自塑

帝制时代，“元年”代表了新朝更始，因而具有较强的象征意义，即所谓“君之始年也”。明太祖于立国伊始亲祭孔子，并将“元年祀孔”确立为后嗣之君应遵守的祖制，即有宣示皇明君主继承孔子道统、崇文重教的深层意涵。洪武元年十一月，太祖敕封孔子五十六代孙孔希学为衍圣公，其在诰命中称，孔子“垂教万世，为帝者师”，因而“有国家者，求其统绪，尊其爵号，盖所以崇德报功也”。朱元璋言明，朝廷优崇圣裔是对孔子师表后世之德的感念，同时也表明自身是孔子所倡王道的继承者。次年十月，在命各郡县建立学校的诏书中又说：“今朕一统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明确表示以崇儒兴教为要务。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明廷厘定诸神名号时，唯独孔子封号予以保留，对此朱元璋的解释是：“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有学者认为，明太祖的以上表述，将孔子定位为“先师”，是道统的制作者，即“述道者”，而自身则是道统的继承者，即“行道者”。关于这一点，太祖在洪武十五年训谕太学生的敕书中有着清晰的表达：“仲尼之道，上师天子，下教臣民……期在育君子以履仲尼之道，以助我后嗣，以安天下苍生。”太祖希望士子履行孔子之道，襄助其本人及后嗣，实现明王朝的至治。由此可见，太祖创立“元年祀孔”制度的目的，便在于通过仪式的神圣性与庄严性，强化这一继承关系，塑造帝王道统承继者的形象。

明太祖开国之初的一系列祭孔活动，也获得了士人群体的积极评价与认同。如杨士奇称，“定鼎之初，首建学立庙京师，亲临释奠，又诏通祀于郡县，又诏罢从祀之戾于孔氏者，所以揆前圣之大中而垂永代之洪范也”。又如孔子六十三代孙孔贞栋的记述：

此我国家崇祀之始，当皇祖正位宸极之初，颁下明诏，与民更新，乃首举阙里之祀及太学释奠之礼。盖知吾夫子之道由之则治，舍之则乱，故崇儒重道之典汲汲于干戈甫定之日，大圣人作为超出寻常万万矣，开万世太平之业实基于此云。

可见，士林精英阶层对太祖创设“元年祀孔”之制及其崇儒尊孔普遍抱以肯定的态度，并且认为其是孔子道统的维护者。太祖以下的历代皇帝，多踵其成例，借助“元年祀孔”活动，不断自塑道统继承者的形象，从其祀孔前后的诸多表述以及士人群体的反应中，均可得到印证。

宣德元年（1426年）二月，宣宗派遣太常寺丞孔克准前往阙里孔庙祭告，同时追赐五十八代衍圣公孔公鉴诰命（孔公鉴袭爵时，因靖难战事，未能获授玉诰），诰命中说：“孔子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三纲五常之理，示法万世。我国家遵用以安天下，故推恩其子孙者，所以隆崇报之礼焉。”再次强调皇帝之所以恩渥先师嫡裔，是为了昭示对孔子道统的尊崇。成化元年三月十三日，宪宗行亲诣释奠仪式毕，赐敕国子监师生：“顾惟经邦辅治，非学不能……而进为之方，舍六经孔子之道奚法焉？尔师生尚其勉率慎由……务臻其极。”宪宗在敕谕中不仅推崇孔子之道，而且要求师生勤勉进学，遵行先师之教，俨然成了传道者。正德元年三月初六日，武宗在完成亲诣释奠仪式后，同样赐敕给国子监师生，称“惟古帝王在位，徽典绥猷，以成至化，政与教非二也”。武宗的敕谕指出，政、教并非出自两途，而是统于一系，由君主修明政典，施以教化，明确表达了帝王兼承道统的意涵。从以上几位皇帝的表述可以看出，其利用“元年祀孔”活动，进一步加深了自身与儒学的联结，不仅成为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还兼有了“师者”的色彩。

关于士林的认可，拟以正德元年六十二代衍圣公孔闻韶的谢表为例，略做说明。正德元年三月，武宗举行亲诣释奠仪式，孔闻韶入京陪祀。仪式结束后，孔闻韶携孔、颜、孟三氏圣裔上呈表文，陈谢武宗躬临太学并亲祭孔子。孔闻韶在谢表中称赞武宗“精一承心法之传，谟烈谨宪章之守”，并认为“知治必本道，非圣莫明；讲政乃在人，繇学而出”。孔闻韶的谢恩表文虽然不乏溢美之词，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关帝王承接道统的表述。孔闻韶认为，皇帝在登极伊始释奠先师，是继承孔子心法的表现，即所谓“精一承心法之传”，而这也是对尧舜以下圣王之道的延续。同时，“治必本道”之论，即长期以来士人群体所坚持的“道统者，治统之所在”思想的体现。

综上，明代皇帝在临御之初，通过“元年祀孔”这一重要的祭祀活动，彰显对孔子的尊崇，并借助仪式话语，表明其直接继承来自先师的圣道，自塑道统承继者的形象，以期成为士林阶层的领袖，而这一形塑方式也获得了士人的认同。

五

结  语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西汉时期儒学思想“定于一尊”和孔庙祭祀被逐步纳入国家祀典之后，君主对孔子的祭祀就成为制度化儒家结构下皇帝承接道统的一种仪式表达。有明一代，皇权政治走向波峰，而儒学作为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同样不可撼动。明太祖在定鼎之初创设“元年祀孔”制度，并将其以祖制化的面貌加以确立，目的在于借助尊孔强化皇权统御，彰显明王朝弘文兴教的基本国策，塑造君主道统继承者的形象。随着明中后期皇权政治的发展，后继之君在遵依“元年祀孔”祖制的同时，又对其仪节、次序等进行了调整和变革，使这一特殊祀典进一步满足皇权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帝王兼承道统的定位亦被不断强化。

从明代皇帝登极元年的祀孔活动及相关表述中，可以明显看到“君师一体”的趋势，即皇帝兼领“君”与“师”的双重身份。无论是明太祖的创制，抑或后继之君的遵依与变革，都显露出明代皇帝意图在立国之初或登极改元伊始，借助庄重的祀孔典仪不断强化一种认知，即皇帝直接承载来自孔子的“道统”，而非通过其他媒介；皇帝不仅主宰王朝政权，同时执掌文教牛耳。质言之，这是君主为有效统合士人，增强皇权统摄力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手段。

丘濬指出，祀孔的目的在于追念孔子师表后世之德，并将其所倡导的礼法纲常引以为立身、立国之本，即所谓“非徒以是尊崇之也，报其垂教之功也”。是故，在制度化儒家的基本社会结构下，“元年祀孔”这一特殊制度的产生以及明代皇帝对孔子的崇奉，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同样应该看到，其内在机理是中国帝制时代后期“大一统”格局下“治统”与“道统”合而为一的大势。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

编辑：阎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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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苗书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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