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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侵华日军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雪洗了一百年来屡受外寇欺凌的耻辱，在世界重新树立起东方大国的形象。 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是各党各派，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共同对敌。中国共产党为争取蒋介石抗日与之进行多次谈判，并作出巨大让步。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亲自赴西安为和平解决事变呕心沥血，蒋介石在见到周恩来时曾口头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国民党政府就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谈判，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这一重担落在周恩来身上。 1937年1月24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了同国民党谈判进行让步的界线，即“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 从1937年2月至8月，在长达7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同国民政府进行了5次谈判。周恩来机智地与蒋介石周旋，面对蒋介石多次出尔反尔，他始终坚持原则，为大局计。 西安谈判中，好不容易达成的“三八协议”被国民党代表贺衷寒更改，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贺衷寒是要以红军西路军困陷河西地区，而“束缚我们”“胁迫我们”。他果断提出在西安与顾顺章、贺衷寒继续谈判已经没有实际价值，要求直接与蒋介石面谈，以期问题的根本解决。 杭州谈判中，面对蒋介石的示好，周恩来瞬间便洞悉了他的内心，明白他的真实意图在于“领袖问题”。 于是，周恩来开门见山，直入主题：“我们拥护委员长的原则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立场上的，决不能容忍投降改编之诬蔑。如果委员长决心抗日，中共一定竭诚合作，决不谋取一党之私利。”蒋介石听了很高兴。此时，周恩来抓住机遇果断提出了中共的六项具体要求……此次会晤，为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两次庐山谈判中，在抗日大局面前，周恩来以极大的耐心与蒋介石周旋，但对于一些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他坚持与蒋介石激烈争执。几经周折，使“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为南京谈判的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7年8月，抗战局势危急，国共合作大势所趋，周恩来等人再与蒋介石在南京谈判，终于达成合作。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公布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内战十年的国共两党能够摒弃前嫌，携手第二次合作，离不开周恩来等人的艰苦谈判，本专题再现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与蒋介石的精彩的五次谈判。 西安谈判：周恩来认为在西安与顾祝同、贺衷寒继续谈判，已经没有实际价值，要求直接与蒋介石面谈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在如何处理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局出现了强硬军事解决与和平谈判解决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中共中央对事变发生后国际国内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研究，出于团结抗战、民族救亡的大计，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即邀请中共派出代表赴西安会商解决办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与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压力下，蒋介石也不得不认识到内战没有前途，抗战才是必由之路，终于表示同意谈判条件，“以人格担保”口头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终于准备转向抗战。蒋介石当面表示，希望能在南京与周恩来直接会商两党合作的事宜。中共中央注意到这一意向，周恩来的南京之行已在酝酿之中。 中共中央为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于1936年12月27日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为达到抗日的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红军，巩固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团结，使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的根据地。 1937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一切军事行动。1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裁撤西安“剿匪”总司令部。与此同时，国民党多次电邀周恩来去南京谈判。可是，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被扣后，中共中央考虑到周恩来的安全，改变了原先的计划。1937年1月5日和6日，毛泽东等连日给在西安的周恩来、秦邦宪发去电报：“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恩来绝对不可去南京。”但是，中共中央仍对和平谈判寄予希望，便改派潘汉年前往南京，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周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见蒋。”“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基础上全力赞助蒋。” 双方商榷，在西安展开谈判。2月8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率中央军进驻西安。蒋介石委派他为全权代表，主持西安国共谈判。以后又增派张冲、贺衷寒参加。中共方面则先派周恩来为代表，后又增派叶剑英参加。 蒋介石指示顾祝同在会谈中“最要注意之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求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做赤化宣传工作。若此点同意，则其他当易商量”。制定了“中共武装必须先解除，尔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针解决”的谈判方针。 中共中央对谈判也作了认真的准备，毛泽东、张闻天等多次致电周恩来，告以谈判的原则和具体要求。2月12日，双方达成了一项具体落实中共四项保证的协议草案。其主要内容是：（1）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地主土地，坚决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允许分期释放在狱共产党人，并容许适当时期公开。（2）苏维埃制度取消，现时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实施普选制，特区内行政人员由地方选举，中央任命。（3）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军事委员会与蒋之统一指挥和领导，其人员编制饷额补充同国军待遇，其领导人员由军委会任命，其政训工作人员自任，以中央派少数人员任联络员，其他各边区赤色部队改为地方团队。（4）共产党得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讨论，军队得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 双方在一些原则问题和具体问题的意见渐趋一致。但对于这一协议，周恩来并不看好，他报告中共中央领导，即使现在蒋介石同意他去南京，也“一时谈不得结果”，因为蒋介石“始终不承认国共合作，而看作红军投降，似无共产党独立地位”，因此，他主张不抱幻想，反而应降低交涉规格，派刘伯承与其旧交、顾祝同的参谋赵启禄具体商谈临时防地与接济办法。 而蒋介石也确如周恩来所料，因为他成功地解决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问题，使红军再陷孤立，因此他这时的态度较2月8日他指示顾祝同“只要中共不做赤化宣传，一切都好商量”的态度，已经明显地强硬了许多。他明确认为，政治问题已不甚重要，重要的已是军事问题了，现在应当做到“编共而不容共”，以控制中共军队为第一位。在2月16日给顾祝同的复电中，他告诫顾祝同：“对于第三者（指共产党）处理方针，不可与之说款项之多少，只可与之商榷留编部队人数之几何为准。当西安事变前，本只允编其三千人，后拟加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数尚未与之明言也。今则时移情迁，彼既有诚意与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可以此为标准，与之磋商。其余人数，准由中央为之设法编并安置。但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亦皆应由中央派充也。此仅对军事而言。至其他对于政治者，待军事办法商妥后，再由恩来来京另议可也。” 2月21日，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正式提出“彻底取消红军与苏维埃政府，根本停止赤化宣传，根本停止阶级斗争”；以此作为解决共党问题的所谓“最低限度之办法”。两党谈判的问题重新又集中到政治问题上来了，这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策。24日，针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决议，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进一步谈判的方针，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赞同。这就是：（1）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2）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组织，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3）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至六七万，编制可改4个师，每师3个旅6个团，约1.5万人，其余编为某路军的直属队；（4）红军改编后共党组织视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国民党不辱骂及反对共产党；（5）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产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 同时，周恩来亦准备于不得已时对谈判采取拖延政策，并主张：在无法妥协时应以断然行动自动取消苏维埃及改变红军名义与编制，使国民党骑虎难下，争取主动。 26日，张冲面见蒋介石后又受命由南京飞返西安，再度参加与周恩来的谈判。张冲的回归，使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谈判意图有了较深入的了解。由于这个时候双方谈判的焦点又集中到核心的军队问题上来，军队的编制与人数自然至为关键。红军此前三个方面军加上地方部队，人数确有六七万之多。但因此时红军西渡黄河的西路军2万余人大部失利，红军实际人数只有4万人左右，接近国民党可能接受之数。因此，中共中央很快决定再次调整谈判条件，不提过高要求，以利谈判成功。中共中央同意限制改编红军人数不超过5万人，双方在军队人数上分歧已渐趋消除，这使得两党谈判有了迅速突破的可能，于是，双方军事谈判开始急转直下。 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再次坐下来，共同商讨形成一个总结性的条文，并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文字的起草，这便是“三八协议”，其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和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监禁中的中共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 （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将目前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行政经费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 （三）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荐，呈报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委会派人联络；将红军中最精壮者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在三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将红军的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红军学校办完本期后结束；此外，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 可是，这个协议却因贺衷寒的修改而改变了内容，这便是：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每师只能有1万人，共3万人，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各级的副职也由南京政府委派，取消“民选制度”，改“民选推荐”为“地方推荐”，甚至删去协议中的停止攻击红军西路军的条款等等。 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贺衷寒是要以红军西路军困陷河西地区，而“束缚我们”“胁迫我们”。认为在西安与顾祝同、贺衷寒继续谈判，已经没有实际价值，要求直接与蒋介石面谈，以期问题的根本解决。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的意见。3月13日晚，周恩来会见张冲，提出将“三八协议”直接送达蒋介石的要求，表示：贺案是我们所否认的，但是，两党合作抗日和拥护蒋委员长的方针，不会因贺案而发生动摇。顾祝同等赞同周恩来直接与蒋介石会谈。这样，历时一个多月的西安谈判到此结束。谈判的主要问题虽未取得成果，但达成了中共在西安设立办事处、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国民党对红军的军饷接济从3月份开始等协议。 杭州谈判：凭着多年与蒋介石打交道的经验，周恩来瞬间便洞悉了他的内心，明白他的真实意图在于“领袖问题” 毛泽东、张闻天接到周恩来西安谈判情况报告后，即于3月12日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周恩来并通告红军部队各军事首长，指出“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对他们所提“均须严拒申明无从接受”。电报指出，“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之政治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对谈判策略，针对两个星期来国民党方面“着着进迫”，提出我方“现应改换姿势”“向之进攻”，坚持三个国防师（每师1.5万余人）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苏区完整等最后限度的条件，并“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3月15日、16日，中央书记处又连续致电周恩来，要他要求迅速见蒋介石当面解决问题，为顾全大局，按照电报所列中央确立的15项谈判条件继续谈判。 毛泽东、张闻天等在政治上采取的这一进攻姿态，促成了周恩来和蒋介石的直接会晤。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飞抵上海，由潘汉年陪同到杭州和蒋介石进行谈判。 抵达上海时，周恩来乘便与宋美龄会晤，请她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谈判的15条意见转交蒋介石。宋美龄向周恩来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一到杭州，周恩来便在潘汉年的陪同下，与蒋介石进行谈判。问候之后，周恩来直奔主题：“中共为国家民族利益计，才谋求同蒋先生和国民党合作，但不能接受所谓'改编’'投诚’之类的用语。”他首先阐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维护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纲领，所以，决不能忍受“招降”“收编”的诬蔑。谈话重申中共15项谈判条件，并提出几点具体的要求：（一）陕甘宁边区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三个师上必须设总指挥部；（四）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听完周恩来的讲话，蒋介石的态度极为温和，他说：“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国共由于分家，致使十年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国共两党要各自检查过去的错误。”接着，他又指出：希望这次合作是永久的，即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此，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在谈到合作的具体问题时，蒋介石的口气也比较爽快，他说：“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中共在几个月后便可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由中共推荐南京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派人任副职；红军改编为三个师，4万余人，可以设总指挥部；决不派人破坏中共的部队；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最后，蒋介石提到永久合作应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周恩来表示制定共同纲领是最好的办法。蒋介石同意并要周恩来立刻回延安，希望中共议出一个共同纲领。 蒋介石特别突出强调了纲领与领袖两个问题，特别是共产党组织与蒋介石个人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如何服从他个人权威的问题，要求中共中央商量出具体办法，然后再派周恩来出来见他。据蒋介石自己所记，他当天谈话中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只是后面这个问题，即“要求共党改正组织，决定政策，并承认谁为领导者”。 凭着多年与蒋介石打交道的经验，周恩来瞬间便洞悉了他的内心，明白他的真实意图在于“领袖问题”。于是，周恩来开门见山，直入主题：“我们拥护委员长的原则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立场上的。如果委员长决心抗日，中共一定竭诚合作，决不谋取一党之私利。”蒋介石听了很高兴。此时，周恩来抓住机遇果断提出了中共的六项具体要求……此次秘密会晤，为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月初，周恩来回到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彭德怀、林伯渠等到机场迎接。随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汇报。 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国民党一大宣言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提议在这个纲领基础上结合新的民族联盟（或党），并提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的草案，准备提出修改宪法的草案，在全国范围进行民主运动以影响蒋；对具体问题，坚持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及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的原则之下进行一切谈判。会议还确定谈判的策略，如进展顺利，则拟以党的名义发表合作宣言，争取公开；否则，待事变发展，促蒋让步。会后，张闻天、周恩来等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会议期间，周恩来致电蒋介石：“归肤施（即延安）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央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 周恩来期待着再与蒋介石的谈判，并为此作细致的准备。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下次谈判的方案。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方案，在4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就制定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慎重的讨论。 第一次庐山谈判：蒋介石出尔反尔，变幻莫测。对于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周恩来与蒋介石争执激烈，谈判进入了僵持状态 1937年6月4日，周恩来上了庐山。此时，蒋介石正在庐山筹办暑期训练团。从8日到15日，周恩来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交谈，宋美龄、张冲也在座。周恩来先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交予蒋介石。蒋介石虽然没有推翻杭州谈判，却增加了一些附加条件，使谈判难以进行下去。 杭州谈判时，蒋介石让中共先拿出一个合作的纲领来，可是，当周恩来带来中共草拟的纲领时，他却漠然置之，另外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故伎重演，还想将共产党溶化于国民党之中。其具体内容是：“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产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之联合。” 蒋介石费尽心机，又提出先由中共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即公布红军三个师的番号，人数为四万五千；他推翻了杭州谈判时的许诺，三个师以上不再同意设总司令部，而改为“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并且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考察；对于陕甘宁边区政府，仍然坚持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边区自己推举副的”；至于南方游击队问题，他提出应由中共联络，然后“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对杭州所谈“允许共党适时公开”，则矢口不谈，只是说中共可以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但又“不以共党名义出席”。 蒋介石如此出尔反尔，变幻莫测，尽在周恩来的意料之中。他有针对性地说：“所提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组织，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后，才能作出决定；红军改编后不应设立政治训练处，而应设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边区政府的人事安排也是很不合理的。”周恩来还同宋子文、宋美龄等会谈，陈述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以上的统帅机关应以军事名义，而不能以“政训处”代替。对于这些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周恩来与蒋介石争执很激烈，分歧很大，虽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等往返磋商，蒋介石仍然固执己见，谈判自然难以进行。6月15日，周恩来又同蒋介石进行了会谈。由于蒋介石坚持己见，周恩来也不让步，谈判进入了僵持状态。 6月1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中共中央听取了谈判情况的汇报，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但仍然准备顾全抗日大局，作出妥协和让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起草谈判新方案。这个新方案考虑到蒋介石的意见，“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面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由于蒋介石提出中共应先发表宣言，所以，中共准备7月中旬发表宣言，“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三个正规师，共4.5万人”。陕甘宁边区于7月实行民主选举，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选举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共产党方面由林伯渠任副长官。 国共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是改编后的红军指挥部。蒋介石设想，红军改编后，国民政府将派去所谓政训处，以取代军事指挥部，并将毛泽东、朱德派出国外考察，让改编后的红军失去核心，这样，就使他所精心设计的改编真正成为收编。6月22日，周恩来致电蒋介石，专门谈及军事指挥机关的问题，表示中共可以再次让步，改编后的红军可以政治机关名义指挥，但是，朱德应为这个机关的主任。时下，朱德不能离去，红军倘若改编，将有许多工作要做。同时，他告诉顾祝同、张冲：“朱德的去留影响极大，请向蒋进言，朱不离军队。” 其间，毛泽东拿出一顶刚刚得到的国民革命军的军帽，戴在头上试了试，说笑起来：“我看蒋介石是一定要我们戴他做好的帽子，我们就不妨戴一戴吧。反正腿还在我们身上，不行就走嘛！”话毕，大家哄堂大笑。 这时，蒋介石决定召开庐山谈话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共商国是。6月26日，南京方面来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几日后，南京方面又给延安来电，算是给周恩来致蒋介石电的回复：红军改编后只能设政训处。而后，中共中央为第四次谈判作了认真的准备，让周恩来负责起草国共《两党关系调整方案》，这个方案提出：国民革命同盟会可负责调整两党关系，决定两党共同行动事项，但不能干涉两党内部事务，两党均须遵守共同纲领，但两党又均保留各自的组织独立性及政治批评和讨论的自由权。 第二次庐山谈判：“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所邀各界名流都有一席之地，却唯独将中共晾在一边。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仍把民族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形势骤紧，举国上下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的呼声直冲牯岭。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7月9日，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打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13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到达庐山，立即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予蒋介石，表明重开谈判的诚意和务实的态度，继续与国民党进行第四轮谈判。 第一次庐山谈判时，蒋介石提出中共应先发表宣言，可是，当《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达时，蒋介石又予以刁难，以修改其中的一些内容为借口，就是不愿公开发表中共中央的宣言。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中共坚持“为大局计”，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国防。” 可是，蒋介石却重新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再也不提三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了。第二天，周恩来致函蒋介石：“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同时明确指出，蒋介石的意见和态度与上次庐山谈判，“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而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谈判又成僵持局面，中共中央考虑到全民抗战形势的来之不易，仍是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张闻天、毛泽东来电指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帅。”周恩来根据这一精神，就谈判的问题草拟出12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给蒋介石。这些意见的内容归纳起来如下： 国民党中央公开表明赞同《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各报刊可公开发表；迅速发表陕甘宁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其范围包括现在所辖18县，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红军改编的具体意见。 但是，蒋介石对周恩来的12条意见，没有任何回应的表示，还是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的安排，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事实上，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红军改编后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一切听命于蒋介石的“行营”，那么不用多长时间，改编后的红军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再也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了。如此心怀叵测，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绝不能接受。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周恩来等人离开庐山到达上海。 7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日军进攻之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要求周恩来和林伯渠暂留上海，以观察形势的发展变化，等待重开谈判。 国共两次庐山谈判，内容丰富，交锋激烈，互有进退，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较以往谈判又前进了一步。两次庐山谈判在两党合作形式上达成共识，保留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确定了红军改编和辖区政府组成等问题；关于边区政府，双方也取得共识，即成立边区政府。 蒋介石为谈判预设的对共严格方针，也多半未能落实。因此，其日记也出现很有意思的记载，如说“与恩来谈话，解决共党问题”，但研究共党条件“费心神，不亚于去年对倭寇与粤桂叛变之情景”；又如一面表示“对共产党条件应严格规定”，一面又认为对共党要“减低目标，注重实际”；一面表示对中共主张不能迁就，一面又说“共党输诚条件亦可接受”。这些，也颇能反映蒋介石在谈判时的真实心态。 国共庐山谈判是西安事变后双方一系列谈判曲折推进的重要环节，虽然没有最终签订协议、完成合作，但有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是谈判最终成功、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实现的必要步骤和重要过程。中共中央对庐山谈判十分肯定，第一次谈判后即作出了“国共合作渐趋明朗化”的判断，“党中同志极感兴奋”。1941年，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病逝时，周恩来发表感情深切的文章，谈及庐山谈判的功绩：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庐山谈判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史和民族抗战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 南京谈判：抗战局势危急，国共合作大势所趋 随着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全民抗战已成山雨欲来之势。周恩来在上海注意到形势的发展，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建议红军改编的工作应先行开展，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六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1937年7月27日，他们到达西安，当日在与蒋鼎文会谈时，即得到蒋介石的口信：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针对蒋介石的催促，周恩来让国民政府国防会议委员蒋鼎文转告蒋介石：红军同意改编，同意开拔，但是国民党应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回到延安后，周恩来参加中央关于红军改编出动抗日的会议，决定：立即争取西安行营的同意，将红军集中三原改编，编足四万五千人，三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将来可让步为军部），朱德任正职，彭德怀任副职。7月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蒋介石终于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声称：“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形势急转直下，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红军改编已是刻不容缓。周恩来和秦邦宪立即赶赴云阳镇，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共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的问题，并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商定红军改编中的编制、分布、干部配备等问题。 就在此时，叶剑英从西安拍来电报，告诉周恩来，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川军将领刘湘将去南京，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蒋介石、李宗仁这对生死冤家都能坐在一起，共议危亡之局，真可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周恩来料想中共也将被邀参加会议，为了掌握团结抗日的主动权，他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中共应派人参加，争取公开合法的地位。果然，8月1日，毛泽东转来张冲的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停顿下来的国共谈判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周恩来电复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会，则同林伯渠、秦邦宪、叶剑英去。张冲立即复电，告诉是开国防会，希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参加会议。南京方面连日电文，其急迫的心情已是不言而喻。 在南京举行的第五次谈判，红军改编和出动抗日将是最突出的问题，周恩来对此作了认真的准备，8月4日，他和朱德、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认真研究和讨论后，向党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第二天，周恩来便收到张闻天、毛泽东的复电，其中指出，红军担负的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遵循“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兵力”。 9日，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在南京期间，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活动频繁，多次与冯玉祥、白崇禧、刘湘和龙云等人会晤。处于秘密状态的共产党，在经历十年风雨后，终于得以公开活动。 在国民政府军政谈话会上，周恩来再次阐明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抗战的方针意见，指出，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朱德也作了发言。他们的意见，获得与会者的好评，对于国民政府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是，在讨论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上，蒋介石仍然鸡骨头里挑刺，提出种种非议，7月间就交与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他一直不予发布，当周恩来重提此事时，他让康泽出面对周恩来说，中共的宣言不宜提“民主”，应一律改为“民用”；要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而共赴国难等。 就在康泽与周恩来会谈的第二天，日军突然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上海军民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爆发，战火正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蔓延。周恩来紧紧把握时机，立即向中共中央请示，在将要进行的谈判中，我们应努力达到：（一）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二）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三）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四）催促发表正副总指挥。 大敌当前，蒋介石基本同意中共的条件，国共谈判中久拖不决的问题，终于得到落实。18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包括“各级之副，自副师长到副排长人员”，都由中共自行配备，国民政府只派联络参谋。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和人事任命问题，总算得以解决。 红军主力的改编刚一落实，周恩来便考虑与蒋介石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和中共合法机构的问题。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同周恩来具体商谈，同意中共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和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次谈判时，顾祝同便同意中共在西安设立办事处。卢沟桥事变后，阎锡山也允许中共在太原设立办事处。这次通过与蒋介石等的谈判，国民党允许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又在武汉、长沙、兰州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通讯处等。 谈判中，周恩来强烈要求国民党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18日，他和叶剑英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捕的中共党员，经过反复交涉，当天，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获释。随后，陶铸、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张琴秋等人也获释。 还是在庐山谈判时，周恩来便提出中共在南京公开出版发行《新华日报》。当再次磋商此事时，很快便收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的批文。周恩来十分高兴，立即和朱德前往拜望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请他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名，于右任欣然应允。 南京谈判历时十余天，一些根本问题都已解决：在红军、苏区方面，虽然取消了名义，进行了改编和改制，但保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产党取得了公开合法地位而又保持了独立性。这就为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战斗历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称：“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在危急存亡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图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 中共中央宣言的公布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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