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17日，卢沟桥事变第11天，时任中华民国最高领导蒋中正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即庐山声明。声明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至此表明了对日军挑衅的退让底线。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篇很少被提及的演讲。
1937年7月17日
蒋介石庐山抗战宣言
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著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常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待的。
中共中央《八一宣言》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即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
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领土，以"逆来顺受"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准备复仇"等骗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汉奸卖国账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贼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贼的军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命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啄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阿比西尼亚以八百万人民的国家，尚能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作英勇的武装反抗，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人民;难道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就能这样束手待毙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深切相信: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愿作李完用、郑孝胥、张景惠、溥仪第二腆颜事仇而外，我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绝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马奴隶。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十九路军及民众的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英勇杀贼，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刘崇武、田汉、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陈铭枢、方振武等抗日部队艰苦斗争，宋庆龄、何香凝、李杜、马相伯等数千人发表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数年来我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为抗日而进行排货、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救国运动，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
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下列各点: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帝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尽抗日救国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武装民众作战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和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领土完整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全国第一篇抗日宣言在沈阳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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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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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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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翻拍自《映象沈阳》
今天(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发生88周年纪念日，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忘国耻，为振兴中华努力奋斗，9月17日，记者走进了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福安巷3号的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
在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里，记者看到一份极为珍贵的全国第一篇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沈阳文物古迹保护研究中心(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主任兼馆长刘秀华向记者讲述了它背后的故事。
全国第一篇抗日宣言
——《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刘秀华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上午，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包括省委书记张应龙、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赵毅敏、秘书长詹大全、军委书记廖如愿在内，立刻召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当时局势，研究如何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而进行斗争。会议最后决定，要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写一个总的决议；并对省委当前的工作进行了布置。
满洲省委责成宣传部长赵毅敏的秘书起草宣言文稿。宣言第一稿一写出来，立刻交给赵毅敏修改，修改后提交省委常委们讨论定稿。随后，刻蜡纸、印刷，并于9月19日当天发表了当时全中国的第一篇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文件刻印出来后，通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迅速在全城散发，使基层党组织、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很快就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听到了党的声音。
宣言公开申明共产党抗日的17条主张，它是中华民族的抗日宣战书。宣言明确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所必然采取的步骤”，提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号召东北军队、工农兵劳苦群众“发动游击战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日本帝国主义“逐出中国”！这一号召反映了爱国军民的心愿，深得军心民心，掀起了东北地区自发抵抗的浪潮。
专家认为，中共满洲省委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向法西斯发出的第一个宣战书。
传奇人物赵毅敏
——第一篇抗日宣言的重要参与者
刘秀华介绍说：“修改第一篇抗日宣言的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赵毅敏是个传奇人物，他曾两度在东北工作过。”
赵毅敏1925年因参与声援五卅运动被捕入狱，在狱中加入了共青团。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与罗世文、向警予等中共知名人物同班读书，1926年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底，他回国后，先在满洲绥芬河共产国际地下交通站工作，专门负责接送来往苏联的中共干部，1930年赴奉天(今沈阳)出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
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天晚上，赵毅敏就住在沈阳三经路(今三经街)，他亲身经历了这场民族灾难，见证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当夜枪声响起时，他意识到日本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因为中共满洲省委一直密切关注着日军的动向，对当时的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在后来的抗日宣言中，才写出如此振奋激昂的抗日檄文。
九一八事变后，奉天的斗争更为严峻。同年11月22日，赵毅敏在奉天被捕。日本宪兵把他关在东城宪兵分遣队地下室，扒掉衣服，灌凉水，夹手指，抽鞭子……赵毅敏咬牙顶住。由于叛徒的指认，赵毅敏被判处5年徒刑。1934年7月出狱后，赵毅敏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务委员、组织部长、抗日联军第三军政委，奔波于已经沦陷多年的东北大地，参与领导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决定把一大批干部派赴东北建立根据地。正在延安的赵毅敏毅然决定要再到东北基层工作。一天，他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毛泽东很支持他的想法。
于是，1945年9月22日，赵毅敏协助林枫率1200多人经承德前往东北。不久，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成立，赵毅敏先任组织部长，后任宣传部长。他把从延安带来的文艺工作人员组织起来，成立“胜利剧社”，接着又办起了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院和联合大学，为党培养了近两万名新生力量。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赵毅敏调北京市委任宣传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