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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自1988年“社会文化”的研究旨趣的出现，到1990年“社会文化史”学科概念的提出，再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念与实践》等重要论著的出版，以及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科研人员为主的学术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可以说，社会文化史研究无论是在概念、理论、研究方法上，还是在影响力、作品和学术共同体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作为一种交叉性的学科，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然初具规模。 就现实的研究而言，社会文化史面临的挑战仍然十分巨大，仍面临种种质疑。就主要者而言，其要点有三：其一，在学科上，社会文化史如何定位，是新社会史还是新文化史。其二，在理论上，如何实现西方研究理论的中国化，如何较好实现区域、权力分析、深描等框架和方法的在地化。其三，在研究选题、研究方法上，如何应对研究碎片化，微观研究价值几何，去政治化是否适宜，等等。 笔者认为社会文化史是中国本土的新文化史，延续1980年代文化史的学术谱系。面对主要的质疑，笔者认为要想做出有力的回答，就必须在研究中重视转型时代的现代性问题，这是社会文化史当下研究的立足点。一 重视现代性问题是1980年代学术转型的特色，也是文化史兴起的学术原因。 回顾学术史便不难发现，中国的史学研究虽然不曾出现彻底的范式转型，但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勃兴，其动力显然是来自于对革命史范式宏大叙事的不满。至于兴盛一时的中国现代化研究也因为流于大线条的总结、从概念到概念的分析，渐渐不再居于话题的中心。以龚书铎、陈旭麓、乔志强等先生为代表所进行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之所以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就在于不仅抓住了“大转型”这一关键词，而且是以文化形态、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的变化来体现近代以来的革命与建设之变化。从他们的研究可以看出，这样的治史精神，即不仅要通变化，而且要关乎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究其实际，是要体现出一种人本精神。 19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史与文化史尽管有着各自的演进路线，但无疑都有一个极大的共同色彩，即深刻地受到西方新史学的影响。社会史大体有两种趋向，即转向区域研究，形成华南学派和以山西大学为中心的华北乡村研究，另一些研究者侧重于表象史和概念语词史研究，文化史的研究也越来越有着“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的痕迹。不管诸家名号如何，从外来学术理论的借鉴看，都受到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之人类学、语言学、心态研究、话语权力分析等影响。这种影响与借鉴之所以形成潮流，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毫无疑问与两个转型有关。 一个是时代转型。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从革命共同体向“正常”国家形态转型，是一个重新融入资本竞争世界体系的过程。在此期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差异性加大，个体的权利与发展被日益看重，这对于每一个历史研究者而言都是感同身受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此之谓也。 另一个是学术转型。即新时代的学术不再从论证合法性角度来谈宏大的革命，也不再纠缠于现代化的困境与中外现代化的制度文化之比较，而是沿着1980年代诸位先生开启的路径继续前进，以区域或阶层为中心，开展普通人社会生活之研究。实际上，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在自身的发展脉络中已经体现此种研究精神，即“拯救主体”。正是有着这样的转型和学术研究的本土化诉求，所以当西方的新理论传入之后，我们接受起来才似乎全无滞碍。我们感兴趣且受影响加以模仿的西方史学理论，其实都跟西方主流学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转型有关；究其大端，无非是从结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就人类学而言，即从社会功能学派转而研究文化本身；在年鉴学派而言，即“从地窖走向阁楼”。所谓“心态”、所谓“文本”，所谓“话语分析”，所谓“广泛的权力分布”，所谓“深描”，离开了对人性的关怀与反思，离开了对主体的重视，就如珠子失去绳索的串联，虽光彩夺目，却不成气象。米格尔·卡夫雷拉在《后社会史初探》中就指出新文化史的这一立场：“新文化史学者想要拯救个体，使之摆脱遭贬斥的命运，摆脱社会史将其归入结构之下的安排，授予行动者在塑造社会实践中扮演某种积极主动的角色，并以人类能动性作为历史考察的出发点。……要避免社会结构淹没了主体。” 只要坚持拯救主体的立场，则在具体研究中无所谓眼光向上还是向下，一切都可以以社会文化史的范式来研究之。比如，对于大革命时代，我们当然可以研究某一地区的农会的权力构成，参与革命的农民精神状况与社会生活；自然也可以研究有名的革命者，如陈独秀、毛泽东。不过不是如传统政治史一般去研究其“左倾”还是“右倾”，而是研究其革命志业、个人情感、人际往来等的纠葛，以探究领袖人物在大时代中的非凡与平凡。 所以说，关注人性、重视个体价值、拯救主体固然是中国史学研究的自我发展特色，但也符合西方学术之总体趋势，其实际跟转型有关。二 重视现代性问题是研究选题的精气神，体现研究的时代价值，有助于规避选题庸俗化。 笔者认为，对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旨趣仍然要坚持文化史自身的发展脉络。就此而言，大概借用林·亨特对新文化史的定义，即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所。……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正是如此，社会文化史研究以社会生活或日常生活作为研究的抓手是为必然。社会生活或日常生活不仅可以使得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趋向实现最大公约化，而且对主体而言，社会生活是对其行动与思想的极佳概括。这是因为，一则为着生存和发展，个体必要吃穿住行；二则作为社会人，个体也脱离不了交往与组织行为；三则国家权力通过意识形态和社会掌控使得主体不可能彻底脱离其影响和控制，主体的思想与精神状态必然与政治文化相关。 就具体的研究成果看，在以社会生活为抓手的研究中，目前多是进行某个区域、某个阶层、某个类别之研究，尤其是注重对普通人之研究。眼光向下之研究更易操作，也是流行的研究旨趣，故而已经形成了研究主流。但是，在研究中存在着以下的风险，比如：研究选题多样至于碎片化；研究手法多引用人类学，以至于解读史实的个人化倾向；研究理念受后现代之影响，以至于否认规律和历史创造中主体的价值。此外，选题庸俗化是较重要的质疑。 近年来，随着西方新文化史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研究者受其影响，开始在选题和写作方式上向其学习。放眼西方的新文化史研究，其在1980年代达到鼎盛，但从1990年代之后已然失去了聚光灯的中心位置，其衰落无疑值得我们警惕。新文化史之所以兴盛无疑与选题的多样性与趣味性有关，与注重叙事的生动性有关，这使得历史学成为雅俗共赏的一门学科。但凡事过犹不及，选题愈出愈新，如对放屁、流泪、马桶、抠鼻等的研究，价值虽有但实在无足轻重，以至于社会视其为通俗作品，继而减少对此类研究的关注。但须要注意的是，正如前文所言，西方新文化史的典范之作在选题与叙事的背后是史学精神，我们的学习既要画皮更要画骨，其精神风姿更是主要借鉴之处。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选题是新颖还是庸俗，在当下看，关键不在于题目本身，而是要看其是否鞭辟入里地体现转型时代的现代性问题。比如，如厕史并非就一定是庸俗选题，倘研究某人在“文革”中如厕时将《毛主席语录》带入进而被批判，引发其命运之悲欢离合，则此种看似不经之选题却以其戏剧与荒诞给人反思“文革”提供了别样之可能，这当然是可以进行之研究选题。再如“滚他妈的蛋”此一粗俗话语在“文革”时期是何等地大行其道，若以此为切入点探究“文革”时期大众文化之革命性与粗俗化之联系，又何尝不是一个好选题。三 重视现代性问题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价值立场，是当下社会文化研究的大本、大源。 何为现代性社会，中西方具备一致的基本标准。简单来说，就是在制度框架上，是否确立合理性，是否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在价值取向上，是否确立人的主体性，是否实现自由、理性、坚持个人权利；在生活理念上，是否有平等、博爱、宽容等精神。 笔者认为从三个层面可以说明我们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必须重视转型时代的现代性问题。 第一，若是以社会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则自近代以来的社会生活变迁，其实无法脱离现代性的问题而存在。社会生活的研究与现代性社会构建密切相关，我们不仅要研究近代以来现代性的生活格局的波折性演变，而且要立足于社会生活来研究民众心态的现代转型。 第二，从中国的现代性社会形成看，其历程极具东方特色，相比于西方社会更加复杂且曲折。在现代性上，中国有“一次断裂”“两次中断”“一次挫折”。“断裂”是指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因为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西方的冲击造成传统与现代断裂，这与西方内生型现代化截然不同；“中断”是指自宋亡于元、明亡于清，导致自我发展现代性道路中断；“挫折”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文革”，一种试图超越资本主义主导之现代性的道路探索之挫折。故而，今日之中国的文化精神和社会形态，若以现代性论，既有前现代性的残余，又有不充分之现代性，还有后现代性、反思现代性，更有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超越现代性。社会文化史研究就是要看到当下的现代性问题，并试图从历史研究中给予当下生活者以启迪。可以说，只有研究的选题与转型时期的现代性问题相关，才会使得历史与现实实现对接，才会使历史创造者、研究者与阅读者形成共同的问题意识，后两者才会对于历史感同身受，以此种旨趣去发现选题，社会文化史研究才会保证生命力。 第三，回顾历史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历史研究并不简单寻求真相，而是要给后来者以反思以启迪以感悟，从而趋利避害，改变心态，完善人性，从而开创更好的社会生活。研究生活是为在当下构建起更好地生活格局。比如，我们研究“文革”时期的家庭关系，不但是要批判国家权力对家庭的深入介入，使得信任关系产生一种扭曲（如儿子联合父亲举报其母为“反革命”），而且是要引入现代性理论，明确公权与私域的边界，明确爱的超验性，明确家庭关系中爱、信任等对构建生活格局的价值与意义。这些恰恰都是现代性问题的体现，对之研究并试图得出结论，可以为今日一种平等且亲密的家庭关系提供历史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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