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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论衡·正说》曰：“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从两文之记载，可看出古人对句、章、篇三者关系的认识。句是最小的意义单位，句组合而成章，章积累而成篇。那么，什么是句？什么是章？什么是篇？
“句”是构成文本的最基本单位。据《说文》：“句，曲也，从口丩声。”段玉裁注：“凡章句之句，亦取稽留可钩乙之意。”“句”之本义为弯曲之勾形，因古人在句意断绝处以勾形点断，故引申为具有断句功能、表达基本意义的言语单位。
“章”由“句”根据语法规则和上下文意组合而成。《说文》载：“章，乐竟为一章，从音十。”可见“章”最初是古代乐曲演奏的单位名称。作为篇籍单位的“章”实肇始于《诗经》，因《诗经》三百零五篇最初可配乐而歌，与乐曲的单位相对应，载之竹帛的《诗经》每篇被分成数章，其后“章”逐渐被其他文献所采纳。
章与句相比，有以下两种特点：其一，它更具独立性，所表达的意义更为完整；其二，它是文本流传的最小结构单元。徐建委指出：“战国秦汉之际，六艺之传、说，与诸子著述中，具备独立性、最小的文献单元乃是章。”言之成理。
“篇”由“章”累积而成。据《说文》：“篇，书也。”段玉裁注：“书，箸也，箸于简牍者也，亦谓之篇。”《汉书·武帝纪》：“著之于篇。”颜师古注曰：“篇谓竹简也。”可见“篇”之本义为书写于简牍上之典籍文书。一般来说，零散的章句汇总组合起来便可成“篇”。在篇幅上，“篇”一般要比“章”更长，但有些较长的章也可看作“篇”，两者具有一定的重合性。如《战国策》之章，有许多在其他文献中完全是“篇”的篇幅。
许多学者已注意到先秦秦汉时期短章的活跃性，它们在诸多文献间互见，尤其在诸子传记如《说苑》《新序》与《韩诗外传》、《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礼记》《大戴礼记》与《三德》等文献间，就像流动的水，分合无定，聚散无形。学者以“公共素材”“素材库”等概念对此现象进行解释，认为这类短章是诸子传记取材的重要公共知识资源，颇有道理。那么，这些流动的短章是如何聚结成篇的呢？
宁镇疆指出，《老子》早期传本最突出的原则是同类聚结，即让意义相同或相近，以及拥有共同语词或表达方式的章章次相连。这一观点富有启发性，同类聚结是早期短章汇集的主要方式。
同类聚结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因形式相似而聚结，如宁镇疆发现阜阳双古堆汉简一号木牍章题中相隔较远的两章，在《说苑》中成了章次相连的两章，后在《孔子家语·子路初见》中干脆被合并成了一章。它们聚结在一起的原因是两者开头均为“子路行辞中尼”。
二是因主题相关而聚结。有学者指出，与《说苑》有密切关系的阜阳双古堆汉简一号木牍和二号木牍编次随意，人物称谓混乱，没有主题串联，只是简单的材料汇编，尚处在古书成书较为原始的阶段。到刘向编撰《说苑》时，他按照主题归类的原则，对其所收集材料作了重新编排。《说苑·叙录》曰：“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今本《说苑》有《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等二十篇。刘向一般会在每篇的开头对此篇的主题略作介绍，然后罗列相关短章故事以论证主题。以《臣术》篇为例，其起首言：“人臣之术，顺从而复命，无所敢专，义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故其身尊而子孙保之。”开篇明义，指出人臣须遵守之准则，其后又提出人臣之行的“六正六邪”，具体阐述“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之义，紧接着以“汤问伊尹”“子贡问孔子”“晏子侍齐景公”等短章故事来佐证其观点。从《说苑》各篇的编纂可看出，刘向广泛收集前代故事和汉家新事，将其一一归置于预先设定的主题下，零散流动的短章也就在相同主题的统摄下聚结成篇。
上博简《平王与王子木》可作为佐证。王子木即楚平王太子建，简文记载了王子木出守城父经过申地时与成公乾的一段对话。王子木至城父事又见《左传·昭公十九年》《史记·楚世家》，以及阜阳汉简《春秋事语》。另外，《说苑·辨物》有与《平王与王子木》极为相似的记载。可见这一故事在先秦秦汉流传较广，是一流动性较强的短章。因短章内有王子木和成公乾关于“何为畴”“何为麻”的讨论，属于“辨物”主题，这一流动较强的短章被刘向捕获，与其他相关短章组合而成《辨物》篇。
事实上，主题相关是多数诸子传记由短章而聚结成篇的主要动因。如《韩非子》之《内储说上·七术》，此篇首先提出君主所用之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其后对“七术”一一作解释，最后以短章故事论证“七术”之义。其成篇方式与《说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章的合并改动
章在聚结的过程中，部分短章会因为主题相关或形式相似而被有意识地合并而组合成新的章或篇。宁镇疆在研究郭店简、马王堆帛书以及今本《老子》的过程中，便发现三者之章存在从零散到集约的过程。《缁衣》的形成也有同样现象。《缁衣》目前有郭店简、上博简和《礼记》三个版本。郭店简和上博简《缁衣》在内容上高度相似，《礼记·缁衣》则与前两者有较大差异。其中《礼记·缁衣》的第7章很可能为简本或其同源文本的第14、15章合并而成，参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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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看出，《礼记·缁衣》第7章由简本或其同源文本的两章拼合而成。夏含夷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错简。但可能没这么简单，如果是错简，那么郭店第14简后的“《诗》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为何被删除？更大可能是因这两章形式相同，内容均与“言行”有关，且两章相较其他章更为短小，《礼记·缁衣》的编者便将两者合并为一章，以使内容更为丰满充实，与《老子》零散短章的合并相似。
新近发现的安大简《仲尼曰》亦有短章合并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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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划直线为两文相近者。《仲尼曰》此章大致与今本《论语·里仁》篇此章的后半段相同，但缺少“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句。《穀梁传·僖公二十三年》范宁注所录“何休曰”引《里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亦无此句，与《仲尼曰》正合，说明今本《论语》的这句有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添加进去的。除此句外，《仲尼曰》与《里仁》后半段基本相同，但《里仁》还多出了前半段文字。细味《里仁》此章之意，可将其分为两章：从“富与贵”到“不去也”是一章，从“君子去仁”到“颠沛必于是”是另一章。前者的主旨为人对富贵贫贱的态度，而后者为人对仁的坚守，两者明显不同。因此，可作一大胆推测，今本《里仁》此章实是合并了孔子的两条言论而成，并且在流传过程中还加入了“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句。
有些篇即使已经成型，在流传的过程中，因编者、抄者、错简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仍会不断吸纳新的短章，而使篇的文本重组衍生，仍举《缁衣》说明这个问题。《缁衣》的三个版本尽管绝大多数内容相似，但《礼记·缁衣》有几章为两种简本所无。如《礼记·缁衣》的第1章，郭店简和上博简《缁衣》均无此章。夏含夷认为，《礼记·缁衣》的首章本属于《礼记》前一篇《表记》，为错简所致。这是有道理的，这一章的章首为“子言之曰”，与其他章以“子曰”开头有明显区别，而上篇《表记》多“子言之曰”，所以较大可能是错简。此外，《礼记·缁衣》的第16章和第18章均为郭店简和上博简所无，这两章以“子曰”开头的形式与《缁衣》其他章相同，很可能是《缁衣》在流传的过程中新吸纳之章。
章在流传的过程中，除去抄写、错简等客观因素造成的讹倒脱衍，也会有人为主观改动而造成的文本变化，类似之例不胜枚举，姑以《论语》类文献为例，稍作说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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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画波浪线为两文相异者。《礼记·缁衣》除多出《君陈》句外，另一明显区别是，《仲尼曰》所论为“人”，而《礼记·缁衣》的主语为“大人”。“大人”一词仅在《论语·季氏》中出现过两次，但在孔子之后的儒家文献中很常见，仅在《礼记》中便出现了五十多次。“大人”所指应就是君主，《礼记·缁衣》此章应是在《仲尼曰》或其同源文本的基础上，将“人”改造为“大人”，将“贵”改为“贤”，并增加“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句，将《仲尼曰》讲述为人之主旨，改造为君主治国的主题。郭店简《缁衣》此句作“教此以失，民此以烦”，上博简《缁衣》同，很可能是《礼记·缁衣》在流传的过程中字句又有所变动。类似之例还有《仲尼曰》第3条与《礼记·缁衣》第15章，《礼记·缁衣》增补“大人溺于民”句，由孔子论“君子”与“小人”之别的主题，引申为大人治国的道理，这也是《礼记·缁衣》作者的创造性改造。
由此可见，从章到篇，短章会因形式或内容的相似而被合并，并且有些已经成型之篇也可能受各类因素的影响而吸纳新的零散短章。且短章在流传的过程中，因编者、抄者等各类主客观因素，其文本和主旨亦可能发生变化。
（三）章的组织次序
从章到篇的形成过程中，除章的聚结、合并及改动外，另一重要问题是章的组织次序。在部分篇中，章的先后次序有较为严格的讲究，彼此之间的先后次序代表了特殊的组织理念。从中国早期古书的实例可看出，不同古书的章序存在较大差异。大体而言，有着相近主题，相互间有明显的逻辑演进关系，这类章的次序相对稳定。从文本的传播角度看，与口头传播有密切关系的古书，其章序关系较为松散，如《诗经》《论语》，反之则不然。从古书的类别看，五经这类较早经典化的古书，其章序较为严密（《诗经》除外），如《尚书》《春秋》，虽也有错简的可能，但较为少见；史传其次；早期的诸子著作最为零散。时代越往后的诸子著作，其章序越为严密。
《诗经》可作为典型例子探讨早期古书的章序问题。《诗经》受口传和书写两种传统影响，其章序问题较为复杂，大体来说，那些章节间有明显的逻辑演进关系的诗篇，其章次相对稳定。如《关雎》，此篇先叙君子见到窈窕淑女而寤寐求之，因求之不得而辗转反侧，求而得之，以琴瑟和钟鼓迎娶之。我们可以看到，此篇章与章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大体按事物的发展过程而层层递进，章与章之间的顺序不可更改。又如《桃夭》，首章以“灼灼其华”喻女子出嫁时之红艳如桃花；次章以“有蕡其实”，喻女子之子嗣众多；末章以“其叶蓁蓁”，喻女子所嫁家族之枝繁叶茂。这三章的排列有着特定的组织理念，章与章的次序不可调整。这类有着较为严密的逻辑递进关系的诗篇，其章次较为稳定，出土《诗》简中这类篇的章次与今本并无差异。
《诗经》中那些缺乏严密逻辑关系的诗篇，其章次较容易变动。以《周南·卷耳》为例，其二、三章分别为：“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两者属于重章关系，语义相近，且没有明显的递进关系，因此这两章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章次变动的可能性很大，如安大简《诗经》二、三章正与《毛诗》相反。又如《秦风·黄鸟》，三章分别对奄息、仲行、鍼虎三人表示哀悼，三者为平行关系，它们的次序极易发生变动，《毛诗》、安大简、海昏简、熹平石经《诗经》中此诗的章次均不同。据李辉统计，出土与传世文献《诗经》的章次异次总计有三十六例。绝大多数出现在《诗经》中逻辑关系相对不严密的诗篇中，这很可能与《诗》的早期口头传播有关。
史传的章常按时间顺序排列，最典型者是《国语》和《战国策》。以《国语》为例，《周语》之首章为《祭公谏穆王征犬戎》，是西周穆王时事；次章为《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是周恭王时事，在周穆王后；其后为《邵公谏厉王弭谤》，为周厉王时事；末章为《刘文公与苌弘欲城周》，为周敬王时事。可见《国语》之编者有明确按照时间次序编排章节的意识。这类古书的章次也较为稳定。
诸子著作中较早的古书，章与章以零散组合为主。以《论语》为例，此书之短章为孔子与弟子、时人的日常言谈，相邻之章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彼此之间没有明确的主题和逻辑关系，这类古书最容易出现章次变动的情况。稍晚的诸子之书已开始出现同类聚结的迹象，如郭店简《老子》甲、乙、丙三组。宁镇疆发现，丙组章与章之间缺乏章序组织，乙组有两处较为明显的有机性组织，甲组的章序绝大部分是有机的，由一个个“意义集合”或具有“相关语词”的章集合连接构成。又如《缁衣》，从郭店简到《礼记·缁衣》，此篇的章次发生了较大改变，在剧烈的章次变动中，部分章紧密联结，成块移动。如简本第2至4章可分为一组，相当于今本的第10至12章；简本第6至8章为一组，相当于今本的第4至6章；简本的第10和11章为一组，相当于今本的第14和15章；简本第14至16章为一组，相当于今本第7和8章；简本第17至23章为一组，相当于今本第19至25章。李零将简本与今本的这种差异称为“板块移动”。可见《缁衣》的部分章已凝结在一起，但总体看，《缁衣》的章次仍在变动之中。
战国时期部分诸子著作的逻辑严密性越来越突出，某些篇的作者在撰作时一般会设计好明确的主题，与《论语》《老子》等较为零散的组合有明显的区别。如郭店简《五行》，先总论何谓五行，分别是德、义、礼、智、圣，再分述五者的具体含义，层层展开，可见此篇有明确的主题，各章均为系统论述这一主题服务。又如《荀子》诸篇，大多有明确的主题，《劝学》篇首言“学不可以已”，后再以多种事例论证学习之重要性，以达到劝学的目的。从这些诸子著作可看出，大体时代越早的著作，如《论语》《老子》，它们的章序就越为零散；越到战国晚期，诸子著作的章序就越为严密。
余嘉锡最早提出“古书多单篇别行”观点，其后李零进一步指出：“古书多以单篇流行，出土的简帛书籍，很多是单篇，特别是数术、方技之书尤其如此。”这些观点无疑切合早期文本流传之实际。但从“单篇别行”到“古书成书”这一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近数十年发现的出土文献让我们对这一过程有了更为细致的认识。
（一）篇的同类聚结
与章演变为篇相似，从篇到书的过程也是同类聚结。据出土和传世文献实例，同类聚结的过程可细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 异本并存
从出土文献可看出，先秦时期早期文本的拥有者或抄手已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某些文本的不同抄本。如郭店简的《老子》甲、乙、丙，三者均为《老子》的摘抄本，互有异同。上博简异本并存现象尤为突出，《从政》《天子建州》《武王践祚》《郑子家丧》《君人者何必安哉》《凡物流形》《成王为城濮之行》等篇均存在甲、乙本。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也有甲、乙本。
这些异本的绝大多数内容极为相似。如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据整理者介绍，甲、乙本“内容基本相同，系同一书手根据两个不同底本抄写”。上博简《郑子家丧》甲、乙本的内容完全相同，乙本“字距疏朗，书体与甲本不同，显然不是同一书手所抄”。《君人者何必安哉》甲、乙本内容基本一致。《天子建州》的甲本完整，乙本有一部分缺失，两者现存文本大体相同，但乙本“书法前紧密后疏朗，不如甲本工整，书体也不同于甲本，显为另一书手所抄”。《凡物流形》甲本完整，乙本有残缺，两者现存文本大体相似，但乙本“有不少抄漏和抄重现象。书法工整，不同于甲本，显然为另一书手所抄”。也有甲、乙文本差异较大者，如上博简《武王践阼》甲、乙本，两者虽然所记为同一事，但主体内容有较大区别。
异本并存的现象表明，虽然“单篇别行”是中国早期文本流传的主要特征，但部分人已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异本。这些异本有的为依据不同的底本抄写而成，如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上博简《武王践阼》；有的底本情况不清，但抄写者为不同书手，如上博简《郑子家丧》《君人者何必安哉》《天子建州》《凡物流形》。李松儒在研究《武王践阼》时指出，当时人将两篇异文合编在一起，是求同存异，其言有理。
收集异本是部分古书成书的重要阶段，从部分早期古书中可见这种编撰方法的影响。最典型者是《晏子春秋》，此书为刘向收集中书、外书后整理校订而成。刘向在《晏子叙录》曰：“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刘向提到，他对那些“复重”而“文辞颇异”之篇，即主体情节相似但文辞又有区别之篇，持谨慎态度，不敢遗失，列在外篇。今本《晏子春秋》情节相似之篇七十有余，是相当多的数量。这些情节相似之篇与上博简《武王践祚》之甲、乙本类似，主体情节相似，但具体细节有较大差异。此外，在刘向校书之前，应流传着较多情节和文辞都极为相似之篇，类似上博简《郑子家丧》《君人者何必安哉》《天子建州》《凡物流形》之甲、乙本，但刘向在校书时“除复重二十二篇”，这类篇章已被其删除。除《晏子春秋》外，《墨子》中有一些篇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分为上、中、下三篇，三者内容有较多相似之处，很可能也是刘向在去复重后，特意保留下的内容相似但文辞颇异之篇。
总之，在刘向校书之前，异本应已大量存在，上博简、郭店简和清华简的拥有者或抄手已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这类异本，不管是文辞相同或相似，还是主体情节相似但文辞颇异之篇，都被聚结在一起。刘向在校书时采用了类似的编撰方法，但更为注重对情节相似而文辞颇异文本的保存，那些文辞相同或相似之篇在校书过程中被删除殆尽。
2. 以人相从
从篇到书的另一种组合形态是以人相从，即将同一人的相关篇章收集在一起，而后慢慢汇集成书，出土文献可见这种成书方式的早期形态。
如清华简《尹至》《尹诰》《赤鹄之集汤之屋》三篇，均与伊尹有关。肖芸晓指出，这三篇从契口、竹节的位置以及简背刻划线贯连情况看，原本很可能是编联在一卷的。从外在物质特征看，的确如此。但这三篇文献的文本性质并不一样，《尹至》《尹诰》属“书”类文献。整理者指出，《尹诰》为《尚书》的一篇，或称《咸有一德》，《尹至》的性质与之相似。《赤鹄之集汤之屋》记载了汤射获一只赤鹄，令伊尹将之烹煮作羹，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事情。故事具有浓厚的巫术和传说色彩，学者多将其视为小说家言。这两种性质差别较大的文献之所以被编联在一起，是因为它们皆与伊尹有关，也就是说，它们是因人而聚结的。这种编撰理念对后期“伊尹故事”的成书有较大影响。《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伊尹》五十一篇”，“小说家类”有“《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汉志》承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而来，刘向校书时，应看到过大量的伊尹故事，他按以人相从的原则，将其中较为可信的编成《伊尹》五十一篇，将类似小说家言者编成《伊尹说》。
除伊尹故事之外，清华简《傅说之命》共有三篇，三者均与殷高宗时期的傅说相关，且为同一书手抄写。但这三篇的文体性质并不一样，《傅说之命》上篇以叙事为主，主要讲述武丁梦得傅说，派百工四处寻找，得之于傅岩。后武丁命傅说讨伐失仲。讨伐成功后，武丁赐给傅说封地，并命其为公。《傅说之命》中篇为记言体，主要记载傅说从傅岩到殷都朝见武丁时，武丁对其致以训诫之辞。《傅说之命》下篇也是记言体，以“王曰”开头，记录了武丁对傅说的七组训诫之言。三种性质不同、各自独立的篇之所以被聚结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均与傅说有关，这与上文伊尹三篇的情况一致。
这种以人相从的编排方式对后期部分古书的成书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诸子类著作，诸如《管子》《晏子》《论语》《孟子》等，它们的核心成书理念就是以人为中心聚结相关篇章。
3. 以类相合
从篇到书的另一种组合形态是以类相合，即将相同主题或文体的篇聚结在一起，出土文献可见这种成书方式的早期形态。
如上博简《举治王天下》五篇，五者连续抄写，篇与篇之间以墨钉为界，无篇题，整理者分别将其命名为《古公见大公望》《文王访之于尚父举治》《尧王天下》《舜王天下》《禹王天下》。五篇分别记胡公满问太公望、文王问师尚父，以及尧、舜、禹治国之道，其论题均与治国治民有关，因此被合编在一起。此外，郭店简的《五行》与《缁衣》、《成之闻之》与《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穷达以时》与《鲁穆公问子思》竹简形制相同，内容均为儒家类文献，李零推测它们原或抄写于同一卷。可见时人已有意识地将这些儒家类文献合为一编。上博简中《灵王遂申》《平王问郑寿》《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王居》《志书乃言》《平王与王子木》《邦人不称》《君人者何必安哉》（甲、乙）《成王为城濮之行》（甲、乙）《郑子家丧》（甲）这十几篇文献，简牍形制相同，内容均为楚国故事，可看出时人有意将楚国故事文献汇集起来。又如上博简《吴命》，整理者将其视为《国语·吴语》的佚篇。从《吴命》的内容看，文中多次出现一种左划符号，此符号前后的简文是不同事件或说话人历次谈话的汇编。这与《国语·吴语》的性质有所区别，可见《吴命》是按照文体和内容聚结而成。
清华简也有类似之例。清华简《四告》由四篇独立的告辞组成：第一篇周公旦告皋繇，先是历数周文王、周武王功业，强调周人代殷的合法性，然后陈述自己辅佐成王、苦心经营的作为，希望师法皋繇，得到皋繇的护佑；第二篇是伯禽父受封，赴鲁前夕，对帝宾任、明典、司义的告辞；第三篇是周穆王满为太子时的告辞；第四篇是召伯虎对北方尸的告辞。这四篇文献从其主要人物来看，差别很大，但其文体和主题相似，均为祝告之辞，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被人收集纂辑在一起。清华简《廼命》共两篇，字迹相同，为同一书手所写。两者形式极为相似，多以“毋或”引出禁戒之辞。《廼命一》诫命群臣忠君勤事，言语谨慎，勿强取豪夺，以保其室家。《廼命二》训诫同宗子弟勠力同心，忠君勤事，慎密言语，勿强取豪夺，以保全宗室。可见它们之所以被合编在一起，是因为二者均为训命之辞，文体和主题相同。
这种以类相合的文献编纂方法对部分早期古书的成书有一定影响。如《国语》《战国策》这类国别体，它们按国家分类编排，与上博简“楚国故事”的编撰有相通之处。《礼记》《大戴礼记》这类儒家礼书的编撰，与郭店简儒家文献的汇集也有相通之处。《诗经》《尚书》等经典的编撰主要是按照文体和内容，这与《四告》《廼命》的编撰有相似之处。总之，从出土文献可发现部分早期文本按类别汇集的特征，并对后世古书的编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篇的层累形成
篇聚结成书，并不意味着古书的完全定型。有些篇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会不断吸纳其他篇章，形成层累的特点。李零指出，“疑古派”关于古史“层累造成”的观点只要略作修改，将其改为“层累形成”，对古书年代的研究还是很有用的。
将“层累形成”这一概念用于概括部分篇的形成，甚为合适。如《尚书·金縢》，清华简中有文本高度相似者，名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有学者注意到此篇的层累形成现象，如程浩认为：“《金縢》篇除周公的'所为自以代王之说’为周公口述、史官记录外，其余的'周公居东’以及'成王启金縢之匮’等内容都是后人的增补。”禄书果进一步认为，此篇实由三篇相互独立的文献拼接而成，最终形成一篇情节曲折、主题鲜明的文本。
二人的观点颇有道理。从《金縢》的层累形成可看出，篇在形成之后，其文本并未完全定型。部分篇在流传的过程中，受编者、抄者等多种因素之影响，会吸收其他篇章，形成更为丰富复杂的篇。另一典型例子是《保傅》。《新书·保傅》本为贾谊给汉文帝的章奏，其主旨是劝谏文帝及早对太子施行教育，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其后，《保傅》在流传的过程中，先后形成了海昏侯墓简《保傅》A和B两组，河北定县八角廊中山怀王刘修墓《保傅传》以及《大戴礼记·保傅》多种版本。贾谊的《新书·保傅》在流传的过程中先后加入《新书》的《傅职》《胎教》《容经》等篇而形成海昏简《保傅》A组；《大戴礼记·保傅》相比海昏简《保傅》A组，又多出《胎教》的后半部分；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的《保傅传》相比《大戴礼记·保傅》，又多出了《新书·连语》的两章内容。由此可见，《保傅》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吸收贾谊所著的其他篇章，形成了多种文本形态，表现出层累形成的特征。
（三）篇的组织次序
与章次一样，篇次问题也是古书成书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篇次体现了作者或编者对全书组织框架的理解。如《吕氏春秋》，全书以十二纪、八览、六论结构全篇，按天、地、人三个层次确定主题，将其所采纳的百家学说置于这一框架下，其内容虽驳杂，但全书的结构清晰明了。司马迁《史记》亦是如此，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和八书的设置，体现了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心。多数先秦秦汉古书的篇次并没有《吕氏春秋》《史记》那般复杂，本文选取其中三种较为典型者予以揭橥。
其一为按文本的年代先后编次。如前文所举上博简《举治王天下》五篇，《古公见大公望》中之胡公满晚于下篇《文王访之于尚父举治》之周文王，周文王又晚于《尧王天下》《舜王天下》《禹王天下》之尧、舜、禹，可见这五篇是按年代从晚到早的次序排列。清华简《四告》分别为周公旦、伯禽父、周穆王、召伯虎之告辞，为按年代从早到晚的次序排列，与上博简《举治王天下》相反。今本《尚书》从《尧典》到《秦誓》，亦为按年代从早到晚的次序排列。有些古书的篇次在流传过程中会有调整，如《楚辞》。汤炳正指出，古本《楚辞》按《楚辞》成书的五个阶段编排，北宋陈说之将其更定为按各篇作者的生活年代编次。
其二为按事件的发展过程编排。如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尹至》《尹诰》三篇，从简背划痕看，《赤鹄之集汤之屋》在前，其后分别是《尹至》《尹诰》，三者并非随意编联，而是按伊尹故事的发展过程编合，体现了编者对这三篇文本内在关联性的考量。《赤鹄之集汤之屋》主要讲述汤射获了一只赤鹄，令伊尹为羹，伊尹因受汤妻威胁而偷食，汤将其放逐，伊尹逃往有夏并为夏桀治病之事。《尹至》主要讲述伊尹从夏返商，向汤陈述夏桀暴政、民众疾苦的情况，于是伊尹和汤盟誓，起兵灭夏。《尹诰》是伊尹与汤同心合力灭夏之后，伊尹对汤的告诫之辞。三者正反映了伊尹助汤灭夏的历史过程。清华简《傅说之命》的编联方式与伊尹三篇相似。《傅说之命》上篇主要讲述武丁梦得傅说，并命傅说讨伐失仲，以及赐给傅说封地和任命其为公之事；中篇记载傅说朝见武丁，武丁对其致以训诫之辞；下篇记载了武丁对傅说的七组讲话。三篇按事件的发展顺序排列，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武丁举用傅说的起因和过程。
其三为按内容的重要程度编排。如刘向的《说苑》，此书首篇为《君道》，其次为《臣术》，两篇主旨为君臣之道；其后《建本》《立节》《贵德》主要讲述君子立身之德行。可见刘向在编撰此书时，将君臣之道放在首位，认为这是全书最为重要者。《国语》将《周语》放在书首，之后为《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最后是《楚语》《吴语》和《越语》。可见编者因持尊王攘夷之立场，认为周王朝之事最为重要，将之列在书首，而蛮夷之国楚、吴和越则被置于书尾。《战国策》之编纂思想与《国语》类似。此外，部分古书分内外篇，如《晏子春秋》，内篇被刘向认为是晏子所作，且较为可信，外篇则是那些驳杂不纯，可能为伪托者。《庄子》一书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三部分。内篇共有七篇，被认为是庄子本人所作；外篇则可能是庄子或其弟子所作；杂篇则可能是伪托。这类古书对内外篇的区分说明了编者对内篇的重视，正是按内容的重要程度编排古书的体现。
当然，以上所举并不能概括中国早期所有古书的成书情况，且并不意味着任何古书都存在特定的篇次，诸如《论语》《孟子》这类较早的诸子著作，各篇之间就没有特定的次序。
结语
上文通过较为宏观的视角，对中国早期古书的成书过程作了鸟瞰式的观察。结合传世和出土文献的具体实例，从古书早期生成过程的同类聚结、流传过程的文本合并衍生与改动、编排过程的组织次序三个角度，观察中国早期古书的形成过程，可归纳出三点主要的规律特征：
其一，文本早期生成过程的同类聚结。一个较小的文本单元演变成较大的文本单元，其首要过程是同类聚结。短章因形式相似、主题相关等原因而逐渐聚结为篇，篇因文本相似、人物相关或主题相同等因素而逐渐聚合成书。在这个聚结过程中，早期文本的作者、编者或抄手都可能参与了文本的生成过程。
其二，文本流传过程的流动性和层累性。当某一文本聚结形成后，并不意味其已完全定型。在文本的流传过程中，受编者的主观改动、抄手的无意失误、错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文本有可能会发生较为剧烈的变动。如某些短章在流传过程中被删削合并成新的章；某些篇吸收一些形式或内容相关的短章，其文本重组衍生；有些篇则可能被整合进另一篇中而形成更为复杂的篇；有些篇章则在流传过程中被有意地改造，以满足新的需要。总之，只要文本在流传，就不会完全定型，尤其是在早期流传阶段，文本变动最为剧烈。
其三，文本编排过程的组织次序。在古书成书的过程中，篇章的次序也极为重要，次序体现了作者或编者对各篇章组织结构的理解。次序一旦形成，并不意味着完全定型，也会受编者主观改动、抄写、错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如《缁衣》的章序在流传过程中有较大变化，《诗经》和《楚辞》的篇序在流传过程中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动。
以上三个角度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中国早期古书形成的过程，并进一步思考“前刘向时代”的文本编撰理念，及其对刘向等人校订和整理中国早期古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