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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心钱 刚入科练功的时候，每天只吃科班的两顿饭，等来上旗锣伞报的活了，李喜泉老师觉得我还有出息，就跟大师哥许盛奎说：“盛奎，明天起给这孩子开一大枚点心钱。” 点心钱又称小份儿，等于现在的津贴，归大师哥发放。最低是一大枚，也就是一个铜板，那时买一个烧饼还要两大枚呢！这是光演白天戏的话；如果带夜戏，可以拿到双份儿，要是遇上有堂会，就得拿三个份儿。在那会儿能有三大枚的进项，已经觉得怪不少的了，因为都是苦出身的孩子，谁能一天在家里要出三大枚的零花呢！ 一个小份儿最高可达二十四大枚，像李世芳、毛世来这些尖子演员才能拿得到，我由一大枚熬到二十大枚就出科了。  李世芳之《玉堂春》 虽说是点心钱，可是真正拿它买点心吃的不多。平常在科班里不准出门，没有机会到外边买东西吃，只要园子有戏，老社长特许几个小贩串后台，卖糖火烧、糖葫芦、卤鸡蛋等吃食；在广和楼前台的天井里还有几个小吃摊，卖卤煮小肠、爆肚、豆腐脑、奶酪等，有些同学就买这些东西吃，也可以叫小贩送到后台去。 老师不准学生买糖、豆、大酸枣吃，这都对嗓子不利，如果想吃，得暗暗请人代买。稍有点打算的同学，用点心钱在晚饭时加个菜，这是老师许可的。那时广和楼隔壁有个天泰楼饭馆，比二荤铺大一点，专卖经济小吃，最便宜的是溜丸子、肉丁辣酱，可也得二十四大枚一个，同学们常常几个人把钱凑起来点一个菜。 也有把钱攒起来不花的，像我就是这样，这完全是受了萧长华先生的影响。萧先生的生活俭朴是出名的，按他那时的声望和地位，坐个包月车一点也不为过，但他每天到科班教戏或是上园子演戏，总是步行。有时我们在东安市场吉祥戏院演出，他由前门外来，这段路是相当远的，可是他也难得坐一次电车。  《四郎探母》萧长华、马富禄之国舅 他不抽烟，不喝酒，就是每天的两顿饭也在科班跟老师们一起吃，绝不带特殊的。我还记得这么一件事：萧先生有初一、十五吃素的习惯。有一天正是十五，教完戏该吃饭了，他拿起筷子一看：肉丝炒扁豆。萧先生一想，自言自语地：“哎唷，今天我吃素！”管事的先生赶紧站起来往厨房去，萧先生把他叫住问干什么去？管事的先生说：“关照后头给您炒两样素菜。”萧先生说：“干吗单为我炒菜呀，这不是肉丝炒扁豆吗？我光吃扁豆不吃肉丝，不就是吃素了吗？” 萧先生这种俭朴的精神，对“富连成”的师生都有教育。我在萧先生影响下，把每天的点心钱攒起来。到年底下也有两三块现洋了，买一袋面粉还有富裕，往家里一拿，父母双亲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从不懂到懂 我在“富连成”演了一个时期的零碎小花脸，有一次，排出来一出《贺后骂殿》，派我来一个朝官。以前我扮的旗锣伞报，上场比较随便，只要有腿就能上去。这个朝官可不同：头戴乌纱，身穿官衣，腰横玉带，足蹬朝靴，上台还要迈方步。我刚出台帘，一看台底下净是脑袋，就觉得众目睽睽都瞪我一个人，我心里直打鼓，眼睛也走了神了。这场戏下来，浑身被汗水湿透，就跟得了一场大病一样。 我当时就想：还打算唱戏不唱了？要是唱的话，那就得往深里学呀！ 从此我才有了心胸，想到要追究玩意儿了。 我除了跟大伙儿一块认真学戏外，还经常跟着叶盛章先生。他扮戏时，我给他洗笔调色，打洗脸水，他上了台，我就注意他的一招一式、一腔一调，就这样追随了一两年，他所演的戏我都有点谱儿了。  毛世来、高盛麟、艾世菊之《翠屏山》 有一次演《青石山》，叶先生的王半仙因事误场，管事的李喜泉先生很着急，他知道我对叶先生的活有谱儿，就叫我预备着，我一听又是高兴、又是害怕。高兴的是有机会替叶先生演大活了，害怕的是这回演砸了就可能永不能出头；于是心里又怕叶先生来，又希望他来，这个滋味真是甜酸苦辣俱全。结果还是平平安安地唱下去了，虽然在老师那里没受到褒贬，但是在场上可真受罪。因为不是跟老师正式学的，而是仗着聪明剽学的，心里没底，自然不会演得出色，本来我还认为演戏容易，这么一来，我才理会到难处。 叶先生教我的第一出戏是《打渔杀家》的大教师。当年谭鑫培、余叔岩先生演《打渔杀家》，大都由王长林先生配大教师，很多词句和动作是出自王先生的创造，演来不贫不厌、细腻传神。叶先生的大教师是王长林先生亲授，他把这个活教给我，把几处王派绝门，一一点透，尽管我演得不好，可也没有单纯在外形上去迎合低级趣味，而是谨守王派规矩：外厉内荏、狐假虎威。 接下来叶先生又给我说《连环套》的朱光祖。词刚学会，叶先生就随马连良先生到上海演出了，这个戏便归王喜秀老师给我们排。我刚一出场，王喜秀老师就叫我下去，他说：“你怎么还是大教师的样儿呀？这是朱光祖！”结果这个活归郭世怡扮了。当时很不高兴，后来我想：“喜秀老师说得不错，朱光祖是不应当跟大教师一样。” 我又记起萧长华先生经常跟我们说的“装龙像龙，装虎像虎”的话，我打定主意：今后必须演什么像什么，不能千人一面。 （《中国戏剧大师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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