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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们还可以讲讲大学语文教师的培训。职后培训是对职前教育不足的弥补，然而职前教育的问题同样也存在于职后培训，由于缺少“本学科基础理论”的培训教材，重开大学语文课几十年来搞过的一些培训课，往往有点变形，讲成了文学课、文学理论课，所以这里暂且不提，待有了真正的《大学语文教育史》《大学语文教育学》《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论》，培训工作自然也就容易开展。本节我们重点讲讲大学语文教师的自身修养。 一、大学语文教师要树立终身从事大学语文教学工作的思想 民国时期虽然有“大师教大学国文”的优良传统，但也存在着一般教师轻视大学国文的现象，正如丁易所批评的：“目前各大学国文系普遍的存在着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无论是主持人或是教员，对于教授大一国文，有意无意之间，大半都认为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教员总愿意教授专门课程，仿佛一教了大一国文，专家的尊严，就受了损失。万不得已教上一班，也是马马虎虎的了事。” 如今“民国大师教大学国文”的光环已渐渐褪去，一般人轻视大学国文的现象便更加凸显出来，正如温儒敏所言：“很少有人是愿意长期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许多学校只好指派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员去教大学语文，而这些教师也只是把'大学语文’作为过渡。” 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有待国家出台更有利于大学语文的政策外，只能靠大学语文教师首先加强自我思想修养，把对学生的“思政教育”也用之于自身，落实到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中，做到干一行爱一行，树立终身从事大学语文教学工作的思想。 在这方面，各级教育领导向来都对我们大学语文教师抱有很大的期望。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之际，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在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扩大理事会及大学语文教材定稿会上发表讲话，就指出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大学语文教师应把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传授给学生，学校教育的三大社会职能，其中很大一部分要通过大学语文教师来实现。因此，大学语文教师在学校里肩负的重任，是首屈一指的。  匡亚明校长 1986年，在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上，原教育部副部长臧伯平发表“大学语文是一门最重要的课程”讲话，说“教育和育人是分不开的。教书就是树人，教授语文更是如此。因此我希望诸位老师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1990年，在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发表题为“大学语文教师责任重大”的讲话，说“大学语文教师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也就是培养我们青年一代学好、用好祖国的语言文字，传授语文知识和写作知识，提高写作水平。你们的工作是很光荣的。” 2005年，徐中玉在《大学语文》教材前言中更是以身说法，他说：“大学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强、难度很大的课程。需要学问渊博、经验丰富、热爱教学的教师来担任这门课。一个人要达到这种境界，绝非易事。一个根本没有教过这门课的人，如果存在不屑教这门课的念头，实在缺乏自知之明。就我自己来讲，我学过大学语文，也教过多年大学语文。1934年教我大学语文的老师，是当时著名的楚辞研究专家游国恩先生，在此之前是沈从文先生。我的其他老师如冯沅君、陆侃如、钟敬文、李笠等先生，都多次教过这门课，更老的前辈如郭绍虞、朱东润等先生亦是如此。听说在过去的清华大学，还一定要最有经验的教师如朱自清、吕叔湘等先生担任这门课，很多人想教还轮不上。……大学一定要配备最优秀的教师，既能教学，又能研究，才能提高大学语文的教学水平。教好了这门课，使学生一辈子受益。作为大学语文的教师，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  徐中玉先生 这里笔者要特别介绍从东南大学到清华大学开设大学语文课的王步高教授，他的课每年都被清华学子评为最受欢迎的课。现在王步高教授已于2017年去世了，他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生前将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成“教学四境界”：第一境界是科学认知的境界，就是准确传授知识，用科学方法教育学生，达到较好的教学质量；第二境界是“有我与传道的境界”，就是以身说法，把自己投入进去，把自己和学生放在一起；第三个境界是研究性教学的境界，这个话题他已经写成《论重点高校的大学语文等基础课程的研究性教学》的文章发表了；第四个境界是教学艺术的境界，是叫学生如坐春风，如醉如痴，这就要求老师除掉扎实的专业学术基础之外，还要有一种人格的魅力。  王步高先生 这与其说是教学经验，不如说是一种教学态度，值得那些认为大学语文教师低人一等把教大学语文课当作短期过渡的人好好反思。这里笔者还要提出一种教学态度问题，就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人文精神”。大学语文教师对自己应该有一种“人文理想”“人文追求”，对学生应该有一种“人文关怀”，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以学生为中心”，我们的教学要围绕学生的需求进行。现在我们很多大学语文课，那种在课堂上搞教师一言堂的，其实是并没有考虑学生的需要，只是教师自己学的是这个，熟悉的是这个，在教学中也就贪图方便地照搬这些内容，这就谈不上所谓“人文精神”，也谈不上什么“以学生为中心”了。 早在一百多年前，刘半农就在《新青年》上严厉指责那种脱离学生需求的教学，说：“现在学校中的生徒，往往有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者，这是谁害他的？是谁造的孽？”“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似通非通一知半解的学校毕业生：学实业的，往往不能译书；学法政的，往往不能草公事，批案件；学商业的，往往不能订合同，写书信；却能做些非驴非马的小说诗词，在报纸上杂志上出丑。”  假如说这是国文教师“造的孽”，话语未免太重，而且我们知道，学校对这门课的学科定位问题应该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同时又必须指出，国文教师确实也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到了40年代，魏建功就说得更清楚：“普通大学的文学系多半以文学为目的”，“大学国文师资也是这样训练出来的，所以他们宁可在国文课堂讲授'中国学术思想’，讲授'中国文学’，而不愿意也不会带领学生进行'语文训练’”。 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我们仍然看到普通文学系培养出来的教师，或者虽然是师范院校但仍然按照普通文学系模式培养出来的教师，在大学语文课堂上，把文、法、理、工、农等专业的学生，当成中文系的学生大讲文学课。这些老师何尝不知道这样的错位呢？但是他们学的就是这个，他们喜欢的就是这个，要他们为了学生而改变教法，为了学生而重新学习语文教学的知识，他们怕麻烦（确实也非常麻烦，笔者在任教大学语文课期间，看语文教育方面的书，比看文学方面的书还要多），但这是以教师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生为中心，我们要把它提到是否符合人文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坚决加以扭转。 当然这并不等于大学语文不要讲文学，并不等于要把大学语文变成应用写作课，刘半农那篇文章的题目虽然是“应用文之教授”，其实他对应用文的理解是很宽泛的，也包括不少文学的体裁，只是他认为这些都要对学生的人生有用，所以他说是“应用文”。按照笔者的定义，语文学习是用实用文学习语言规范，用艺术文学习语言艺术，是规范与艺术的统一。这“艺术文”也就是指的文学，所以文学当然是要讲的，但是大学语文讲文学，和中文系讲文学不一样，正如匡亚明说的：“大学语文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包含文、史、哲、经、政等有关内容，但又不等同于这些学科。例如大学语文必须选修一些代表性文学作品（如诗、词、散文等），但又不同于文学课。因为它不专门去探究文学课必须探究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艺创作等等，主要只在于培养和提高应用文字作为表达思想工具的能力以及对文艺作品的欣赏能力。” 具体应该怎样讲，大学语文教师只要真正以学生为中心，认真研究大学生当前和将来的需求，把这视为一种人文精神，技术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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