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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底在什么地方？ 郭汝瑰问题的当事人，都已先后驾鹤西去，郭老也以九十高龄辞世多年。现在，不妨对这个谜，来一次猜度。 像郭汝瑰这样在国民党中有高级地位的人，欲加入中共，若当时在中共内部，没有对他的历史很了解、且处于很高的负责地位的同志为其开门，那么，实际上他便难于获得中共上层的真正信任，因此，在实践中，只会被视为统战的对象、合作的朋友，而不会当同志对待。 韩练成是在抗战期间主动与中共进行联系的。起初，周恩来对他也是只有客气而无信任。当韩练成主动提出要为中共服务时，周恩来则说：这样做不利于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婉拒了韩的要求，并欲礼送韩出门了事。但是，戏剧性的情节在最后一刻发生了，临送韩出门时，当周恩来在问话中，得知韩练成就是“韩圭璋”，即刘志丹生前曾告知过的中共在西北军中的关系人时，周恩来的态度立马为之一变，亲切无比，一口一个“练成同志”了，并且指定李克农亲自与韩保持联系。 韩练成的中共党籍，当时没有确定，这显然是为韩的潜伏之安全考虑。所以一解放韩练成就顺利加入了中共，并且有周恩来为之做证明人。周还对有关人员说：韩练成早就是共产党员了，现在只是履行入党手续。1955年授军衔时，周恩来还亲自找韩练成谈话，半开玩笑说：如果按国民党起义将领待遇，韩可授上将，按共产党军队资历，则只有中将衔啊！韩忙说，我要党员，不要上将。结果，韩练成被授予解放军中将衔。 李茂堂的情况与韩练成类似。他之所以能以国民党特务之身而重新加入中共，首先是因为有中共负责西北情报工作的领导人王超北的力挺。王与李原在上海就是党内同事，王领导李，李被捕后的自首情况，王也知道一些。同时，王超北又是李克农的重要助手。作为国民党中统局在陕西的头头，李茂堂重回中共队伍，无疑对中共获取更多国民党的情报，是大有益处的。王超北、李克农，还有毛泽东，在斗争中都是很务实的人，不是书呆子。因此，李茂堂重入中共队伍，比韩练成、郭汝瑰都要顺利，解放前就解决了党籍一事。 郭汝瑰呢？ 虽然他早在1928年就加入了中共，但是，他的党内同志却都只是中共基层普通党员，而且后来各奔东西都不知去向（其入党介绍人袁镜铭于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也没有人在党内担负重要职务，他本人也没有与任何一个中共要人发生过关系。1945年5月，郭汝瑰虽然通过偶然遇到的老乡任廉儒，二次见到了董必武，并向董提出了重回中共、去延安的请求，然而，董却只要他继续留在国民党阵营内，对郭提出的恢复党籍一事，不予作答，相反要郭经受考验再说。 估计，此时董必武的想法，就如同初次见到韩练成的周恩来一样，不会全相信郭汝瑰的要求。所以，当郭汝瑰说何应钦将派他出任驻美军事代表一事并请示董时，董必武便说：“我们不耽误你的事业，你可以去美国，在美国再同我们联系。”这样看，董必武与郭汝瑰的关系，显然难于达到同志的程度，仍只停留在统战观念之阶段。 后来负责与郭汝瑰进行联系的任廉儒，看来级别不高，他的领导人是中共南方局负责情报工作的吴克坚。但是，像郭汝瑰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与中共情报人员的联系中，除开始时见过董必武外，以后的四年，就只是与任廉儒打交道，而没有任何一位中共高级干部来与他联系，甚至连南方局的吴克坚，都从没有出面来见见郭汝瑰。 一桩送上门的巨大生意，公司负责接待经办的，却不是总经理、副总经理，甚至还不是部门经理，而只是公司授权有限的普通办事员。这对送生意上门的人，显然是不利的。 因此，郭汝瑰的情报虽然可以到达中共高层，但中共首脑们，大概不会知道这个送出情报的国民党中将，会是一个要求归队的前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陈赓大将曾对他的儿子陈知建说：“有一个国民党的作战厅长、兵团司令，其实是我们的人。”说的就是郭汝瑰。只是，不知陈赓大将是否知道，这个“我们的人”当时却还不是共产党员！ 曾秘密接待过郭汝瑰的董必武，是如何看待郭汝瑰的身份呢？ 显然，他似乎始终并不以为郭汝瑰是中共归队人员，而是只视为与党合作的朋友。不然，他就不会在新中国成立后，当郭汝瑰写信请他帮助解决党籍问题时，只回复说：“按党章只有基层通过才能吸收（入党）”，而没有像周恩来在韩练成入党时那样旗帜鲜明地表态。 显然，董必武是没有做他可以做的事。 究竟是董必武一开始就将他认为是来历不明的郭汝瑰，定位于统战对象，还是董必武将郭汝瑰的关系，交给吴克坚办理后，就没有再过问郭的问题，从而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明确地为郭的党籍问题表态？ 对此，外人无法知道。 解放战争四年中，负责与郭汝瑰联系的任廉儒，虽然清楚地知道郭的功绩，但郭作为国民党中将，以前又曾是中共党员，若没有上级的态度，任也不可能解决郭汝瑰的入党问题。不幸的是，任廉儒1953年因病去世，可以坚定证明郭汝瑰曾为中共冒死工作的人，一个都没有了。 虽说成千成万的共产党人，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但是，在这个队伍中，人与人常有的微妙关系，并没有消失。虽然面对的都是党内同志，但对一件事的态度与认识，在熟人、好友与陌生人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有时，这种微妙的区别，产生于起点时，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有可能是千差万别。 如果，郭汝瑰不是国民党中将，只是普通的国民党军官，可能很快就能重新入党了。因为，普通人加入中共，只需基层党组织即可批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失去了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后来重新加入中共的事例很多。 或者，如果郭汝瑰一开始秘密联系的中共人员，是像李克农那样的情报机构重要负责人，即便对郭的过去不了解，那么，经过四年间一百多次大小情报的送出，李克农则完全可能会相信郭汝瑰是真心归队，也会早早认识到郭汝瑰的能量，而可能也会像极力支持李茂堂重新入党那样，力挺郭汝瑰解决党籍问题。 可惜，郭汝瑰投向中共时，命运使他找到的是这样两个人：一个是日后并不直接领导他工作的董必武，一个是他的老乡任廉儒。前者，因不直接领导他的工作，致使郭汝瑰四年的情报经历，都无法在董的心目中建立信任。后者，因级别太低，他的任何证言，也许都无法说服或达到有关部门。他去世之后，连证言也没有了。 也许，就是这种小小的原因，使一心一意投奔共产党、为新中国的成立出了大力的郭汝瑰，竟长达三十多年，不得其门而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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