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踏上北伐之路，却再也没有回来（上）

1853年5月8日，扬州，千帆林立，旌旗招展，太平军将士士气高昂，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率部启程，开启北伐之路，欲平定华北，直捣幽燕。

出发时，北伐军约两万人，多是久经战阵的广西籍老兄弟，另有少量的湖南、湖北籍新兵。北伐军分水陆两路并进，水师乘坐大小战船数百艘，运载两月粮草和辎重，陆师则配有步兵、骑兵和“土营”，刀枪剑戟，军容严整。

几天后，杨秀清再派朱锡琨、许宗扬等率领另外一支军队加入北伐军。

殊不知，他们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一、为什么要北伐

1853年5月，东征的林凤祥、李开芳被召回天京，洪秀全、杨秀清召集太平天国要员商讨北伐事宜。

这距离太平天国定都天京还不到两个月，虽然东征已奏凯歌，镇江、扬州也已被太平军控制，但太平天国毕竟立足未稳，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派一支孤军北伐呢？

从政治上来看，北伐是要直捣清廷京师，“诛灭清妖”。虽然清廷已经遭遇重创，但是中枢尚存，咸丰帝在持续调集各省兵力反扑。杨秀清在军事会议上说：“燕京未破，清妖根基未除，恐成后患。”

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太平天国要趁势进攻，乘着攻克金陵、镇江、扬州，士气正盛，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此时清廷在南方布置了大量兵力，派兵北上也可牵制北方部分清军主力，将清军蒙古骑兵挡在北方，为太平天国定都后，向外发展获得空间和时间。

当然，太平军也有连战连胜的过度自信。参加北伐的两万余将士多是广西老兄弟，是精锐中的精锐，从金田起义一路拼杀过来，经历过桂林、长沙、武昌等恶战，战斗力强悍。凭借这支劲旅，相信能够直捣幽燕，旗开得胜。杨秀清借“天父”下凡说：“北征乃天所授意，必能扫清胡尘，建立天国。”

后世史家多议论，既然北伐这么重要，为什么没有派出重量级人物，如韦昌辉、石达开，甚至杨秀清亲自挂帅，只是派了李开芳、林凤祥呢？

最重要的是这些人要留在天京。刚刚建都天京，杨秀清说：“天京乃根本之地，东王与北王、翼王需亲守，以防清妖反扑。”杨秀清主管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石达开当时正主持天京防务，督导城墙加固与粮草囤积；韦昌辉则分管行政与治安，维系新政权运转。

向荣部已屯兵孝陵卫，琦善部盘踞扬州外围，对天京形成夹击之势，虎视眈眈。如核心层离京，极易导致中枢空虚，给清军可乘之机。

从战术上说，北伐是快速奔袭，洪秀全在《北伐诰谕》中提到：“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麋时日。”林凤祥、李开芳正是这种战术的优秀执行者，二人从金田起义起便担任先锋，在桂林、长沙、武昌等战役中屡建奇功，尤其擅长奔袭作战。据《贼情汇纂》记载，杨秀清评价二人：“林李之勇，可当十万之师，且善应变，适合孤军深入。”

林凤祥、李开芳虽未封王，却已分别位居天官副丞相、地官正丞相，进入天京时，被授予六官丞相的只有12人，两人已经迈入高级干部行列了，而且两人在太平军中有很高的威望。

至于最后北伐失败，主要的责任不在林李，而是战略上的根本失误。

太平军北伐行军路线图，图源网络

二、久攻怀庆府不下

北伐军一路北上，经安徽，进入河南。

1853年7月，太平军在洛水入黄处渡过黄河，北上围攻河南怀庆府（今沁阳）。怀庆是豫北军事重镇，物阜民丰，附近的卫河经山东临清入京杭大运河，可直达天津。打下怀庆府，可以为北伐军补充军需粮饷，也可在此繁华市镇进行休整。

7月8日，北伐军抵达怀庆府城下，怀庆府只有300守军，知府余炳焘招募了3000乡勇，组织加固城防，囤积粮草，并急请周边清军驰援。

北伐军最初试图以速战速决拿下城池。7月10日黎明，数百名广西老兄弟组成先锋突击队，趁着晨雾架设云梯猛攻西门。城上守军早有防备，滚木礌石如雨点般砸下，火罐、喷筒轮番施放，突击队三次冲锋均被击退，伤亡近百人。

林凤祥见强攻失利，随即改变战术，令“土营”士兵在东、南两门城外挖掘地道，同时分派骑兵袭扰周边清军援军，阻断粮道。

7月25日，随着一声巨响，东门城墙被炸塌丈余宽的缺口。北伐军主力趁势冲锋，却遭到城内预设伏兵的顽强抵抗。余炳焘亲率团练在缺口处架设栅栏，清军将领托明阿也从城外调来火炮轰击缺口，双方在废墟上展开拉锯战。激战至黄昏，北伐军虽一度突入瓮城，终因后援不济被迫撤回，此次爆破攻坚伤亡达三百余人。

此后一个月，类似的攻防战在四门反复上演，北伐军先后挖掘地道十余条，五次爆破城墙，均因守军防备严密未能得手。

清廷对怀庆战局极为重视，咸丰帝接连下旨催促各路援军集结。至8月初，胜保率领的黑龙江马队、善禄部陕甘绿营、直隶总督纳尔经额的旗兵陆续抵达，城外清军兵力增至两万余人，形成对北伐军的反包围。

林凤祥、李开芳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不得不分兵抵御外围清军，攻城力量因此削弱。据《清文宗实录》收录的胜保奏报，8月15日清军在城北发动突袭，焚毁北伐军三座营垒，缴获数千石粮食，这是北伐军首次在野战中遭遇较大挫折。

久攻不下的僵局让北伐军陷入被动。原本计划补充的粮草弹药消耗殆尽，士兵伤病率日渐攀升，广西老兄弟的伤亡更是难以补充。城内守军虽也疲惫，但依托城防持续顽抗，甚至多次夜间出城偷袭北伐军粮库。

怀庆之战拖延了北伐军原定的进军日程，错过了夏季北上的最佳时机。按照最初构想，此时北伐军本应抵达直隶境内，却被困在豫北动弹不得。

9月1日，林凤祥在军中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当前局势，权衡利弊后，太平军决定撤围北上。

9月2日深夜，北伐军点燃营寨伪装成仍在攻城的假象，主力则悄悄从西门突围，向山西境内转移。待清军次日察觉时，北伐军已渡过沁河，消失在太行山脉的晨雾中。

怀庆之战对北伐全局产生了不利影响。从军事层面看，北伐军伤亡达五千余人，占出发时兵力的四分之一，尤其土营精锐损失惨重，为后续攻坚埋下隐患；战略上，原定“疾趋燕都”的计划被打乱，被迫绕行山西、直隶，不仅消耗了宝贵的时间，还使清军得以在京畿布防。

林凤祥在被俘后曾说：“若怀庆得手，粮草足备，直抵京师不难；奈天不佑我，迁延两月，清军有备，事遂不济。”这番话道出了这场持续58天的攻坚战，对整个北伐战局的沉重影响。

三、平阳沧州两次屠城

撤围怀庆府后，太平军北上，一路经安徽、河南，渡黄河，入山西，先后攻下垣曲、绛县、曲沃和平阳府（今临汾）。

1853年9月6日，太平军出平阳城北门，在退出府城时，有十几尊大炮，命本地人拉炮，担心这些民夫逃跑，用粗绳索将他们系在炮架上。民夫不忿，乘机架炮轰击太平军，死伤将士多人，其中就包括高级将领朱锡琨。林凤祥、李开芳以为平阳城有人作梗，大怒，居然迁怒于民众，退回平阳城，下令屠城。

这是太平军北伐以来首次违反军纪，杀害无辜民众。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此后太平军折向直隶（今河北），于1853年10月27日兵临沧州城下，即将艰难地攻下沧州城，并屠城。

沧州地处京畿南路要冲，是清军保卫北京的重要屏障。守城的为沧州知州沈如潮和天津镇总兵双锐，除了城内驻守的约7000名八旗和绿营兵，沈如潮还招募了3000名乡勇。这给太平军带来了麻烦。

沧州自古以来尚武，多有习武之人，民风彪悍，风气也很保守，对太平军信奉的“皇上帝”很反感。听说太平军要来，个个摩拳擦掌，要和太平军决一死战。

10月27日清晨，太平军如潮水般涌向沧州城。北伐军率先以火炮猛轰城门与城墙上的清军防御工事，一时间，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爆炸声震耳欲聋，很快把清军的大炮给摧毁了。

然而，当天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双方只能展开近身肉搏战，这正好是沧州习武之人的长处。太平军攻入沧州城内，双方打了将近一天的巷战，打得很惨烈，清军除部分残部逃跑外，大部分被歼，沧州知州沈如潮被杀，天津镇总兵双锐重伤。太平军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近4000名广西老兄弟阵亡。

林凤祥、李开芳再次勃然大怒，情绪失控，竟然下令屠城，沧州城满汉回等一万多人被太平军杀死。

这个逞一时之快，给北伐军带来了极其不好的影响。北方民众虽遭受清廷政府的压迫和盘剥，却不像南方民众，对太平军信仰的“拜上帝会”接受度不高。北伐军只带了两个月粮草，需要就地取粮，没有民众的积极支持，筹粮会越发困难。

如今沧州屠城，就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北伐军所到之处，地方团练和民众纷纷抵抗。他们不但要面对清军的围追堵截，而且陷入了民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此时时令已是深秋，北风转冷，北伐军衣食渐乏。

我们拿两个太平军北伐前后的例子来对比。

太平军1853年1月12日首次攻陷武昌时，洪秀全下令：“官兵不留，百姓勿伤。”在太平军攻城的时候，武昌城里的冷僻街巷中，已经有人偷偷张贴欢迎太平军入城的告示，太平军入城时，大批的民众更是焚香夹道、热烈欢呼相迎，家家户户门上张贴“顺”字。

1860年6月2日，当太平军进抵苏州城下时，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民众的内应与配合下，太平军轻松夺取苏州城，不仅诛杀了江苏巡抚徐有壬、按察使朱钧等清朝官员，还成功收降清军五六万人，并缴获了大批洋枪洋炮。

而林凤祥、李开芳率领孤军深入，没有后方保证，更需要当地民众的支持，却因一时之愤两次屠城，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使北伐之路更加艰难凶险了。

四、北伐军逼近京畿

在沧州弃城而走后，1853年10月29日，林凤祥占领天津静海，李开芳占领独流、杨柳青，前锋直抵天津西南郊的稍直口，距天津城仅十里之遥。

此时，天津城内一片恐慌，清军正规军仅有800人，知府钱炘和急调盐商团练加固城防，并掘开南运河堤岸，使城外一片汪洋，形成天然屏障。北伐军虽兵临城下，却因不熟悉水网地形，被阻于水洼地带无法前进。

林凤祥在静海扎营后，试图以杨柳青为据点逐步推进。11月3日，李开芳率三千精兵攻打天津南门，遭到清军阻击。据《天津府志》记载，清军利用城外积水架设浮桥，在暗处架设抬枪射击，北伐军冲锋三次均被击退，伤亡近千人。

此时北方已进入寒冬，太平军将士多为南方人，身着单衣难以抵御严寒，不少人冻伤及病亡，非战斗减员急剧增加。

清廷抓住时机调兵遣将，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与胜保部清军迅速对静海、独流形成合围。

11月中旬，僧格林沁在独流外围发起突袭，焚毁北伐军粮草仓库，李开芳被迫收缩防线，退至杨柳青，与静海成犄角之势。林凤祥多次组织突围，试图打通与天京的联系，均因清军封锁严密而失败。

据《清文宗实录》收录的僧格林沁奏报，12月5日的战斗中，北伐军损失战马三百余匹，骑兵力量遭受重创，机动性大幅下降。

北伐军在天津外围的战术失误逐渐显现。

首先，未能及时放弃攻城，转向机动。洪秀全“疾趋燕都”的谕令本强调快速奔袭，而北伐军在天津外围停滞近两个月，错失突破京畿防线的最佳时机。

其次，分散兵力导致被动。静海与独流相距二十余里，林、李两部各自为战，难以相互支援，被清军各个击破。

其三，忽视后勤补给的季节性。北伐军携带的粮草在寒冬中消耗殆尽，又因平阳沧州屠城失去民众支持，只能靠劫掠维持，进一步激化与当地民众的矛盾。

1854年1月，清军攻势愈发猛烈。僧格林沁在静海城北构筑炮台，昼夜轰击北伐军大营，胜保则率军猛攻独流，试图切断两地联系。

1月28日，杨柳青失守，李开芳率残部突围至静海与林凤祥会合，此时北伐军兵力已不足万人，且饥寒交迫，战斗力锐减。林凤祥意识到固守已无意义，决定突围南撤，试图返回天京与主力会合。

2月5日深夜，北伐军烧毁营寨，开始南撤。此次从天津外围撤退，标志着北伐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溃退。

此次撤退暴露了孤军深入的致命缺陷，没有后方支援，缺乏冬季作战准备，又因失去民心难以就地补充粮草。

放弃天津外围后，北伐军彻底丧失了威胁京师的能力，陷入清军的围追堵截之中。林凤祥在阜城突围时曾说：“若能早弃津门，直趋山东，或可转危为安，奈迁延日久，精锐尽失。”这番话道出了天津之役对北伐军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1.盛巽昌《实说太平天国》

2.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

3.罗尔纲《太平天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