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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史上海史学者虞建新访谈录 江文君 执笔 虞建新 审校  说明：本文原刊马军、张剑、江文君等著《现代中国与世界》第四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5年8月第1版，原注及所附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编《船津辰一郎》目录省略。 江文君：虞先生好！今天是12月8日，又到了珍珠港事件纪念日，记得二年前，我们现代史研究室举办“太平洋战争爆发80周年纪念演讲会”，您曾以“船津难渡与帝国的没落”为题，有过一个关于船津辰一郎的发言。 虞建新：“大雪袭来时，船津叩渡总争持，寂落问残枝。”当时参加会议的年轻人比较多，我是在您与马军研究员所作《上海：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演讲之后，有过一个简短讲话，主要是想提请有志于中日关系史及上海史研究的青年学人，对这位在华50余年，人称“老中国”“支那通”的日本外交家船津辰一郎，给予足够的了解与关注。 江文君：特别的纪念日，适合于做有意义的特别事。今天我们相约在此，很高兴可以就“船津辰一郎的上海时代”话题，穿越时空，做一个史料与学术访谈。 虞建新：我第一次关注船津辰一郎，是1992年6月赴日访学，任职中央大学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利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开展日商在华交易所研究时，发现日商岛系天津、上海交易所设立存续期间，船津以两地日本总领事身份分别履行管理职责而活跃。此后作为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同人，共同参与编撰《上海人物志》，我写了上海市长吴铁城，菊池敏夫写了船津辰一郎，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本可对船津这位在华50年风云人物作一深入研讨，只因归国后长时间离开学界而作罢。 菊池文稿，主要资料来源于1958年由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编著、以非卖品形式出版的人物传记《船津辰一郎》。该人物传记，先由原每日新闻社记者波多江种和在华纺同业会职员永渊周造，在精心整理船津日记基础上撰写初稿，然后由原上海日报社长波多博、原东亚同文会常务理事宇治田直义增补、校阅，并请外交界元老田中都吉、芳泽谦吉、吉田茂为首各界友人知己诸彦题字追忆。 迄今为止，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华语界尚无船津专题介绍甚或研究文字发表。所以今天以所掌握的些许日文资料，及所搜寻到的与船津相关有限中文档案资料和论著信息，张本继末，做一简单话题梳理，事后如整理成稿，或可以访谈录形式在《现代中国与世界》集刊上发表，抛砖引玉，寄望于有志研究者多加关注。  船津辰一郎晚年标准像 一、身高之限与中国之行 江文君：船津其人及怎样的机缘巧合，与上海建立了联系？ 虞建新：船津辰一郎，号克己，明治六年（1873年）8月9日出生于佐贺县杵岛郡。在我的印象里，佐贺以有田烧、伊万里瓷器和嬉野温泉而闻名。船津祖母，嬉野为姓，2015年春节九州旅行，我曾于烟雨迷蒙中游览瓷都伊万里，并在嬉野温泉旅馆住过一晚。 船津早年就读于当地须古小学校，高小毕业后进入汉学家安住百太郎鹤荫学舍，并准备师范学校考试，后因新颁“师范学校令”对师范考生身高有严格规定不可录取，不得已先回须古小学校担任代理教员，同时想找一份与外国有关的工作。身高有限，生涯无限，此后，船津在安住老师介绍下，通过长崎上诉院评定员竹野敏行，认识其婿——日本驻华公使馆交际官试补郑永昌，年仅16岁的船津，以随行书生身份，一同跟随新任公使大鸟圭介，从长崎乘船经由上海、天津，往北京赴任。船津人生，为之一变，影响何其深远。 江文君：船津第一次中国之行情况如何？ 虞建新：1889年10月中旬，船津一行由长崎乘坐日本邮船公司西京丸抵达上海，先是在北苏州路东和洋行旅馆住了5日，然后转乘英国怡和公司高升号经芝罘（烟台）到天津再转赴北京。巧合的是，这两艘船只，后来都因甲午战争而闻名，西京丸以日方伪装巡洋舰活跃于战场，高升号则由清政府租用，在往朝鲜牙山运输士兵军火辎重时，被东乡平八郎浪速舰击沉而引发甲午海战。 船津一行，与东和洋行开创者吉岛德三夫妇同船从长崎来到上海，并下榻于这家苏州河北日本高级旅馆的情形，近代上海日本人社会研究者陈祖恩，对此有这样描述：当年轻的船津辰一郎看到苏州河北岸一座高高的圆塔时，好奇地问那是什么，吉岛德三夫妇得意地说，那就是我们旅馆所在地的水塔，那座水塔是当年从远方能够看见的唯一目标。 11月10日大鸟公使一行抵达北京时，宗方小太郎等往东便门外迎接，贵所甘慧杰所译宗方日记有述：“下午一时乘轿臻，随行者：郑永昌、熊崎宽良、仲正一、木村忠得、三轮某及另一人。”此“另一人”，即为随行书生船津辰一郎。参照船津日记所撰《船津辰一郎》亦提及，当时有志士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七里恭三郎、北御门松太郎等居于北京。此刻，船津虽尚显稚嫩，但这是日后闻名于世的两位在华中国通第一次相遇，以后还有更多交集。  李鸿章题赠东坡诗 二、甲午、日俄战争之际的历练 江文君：虽说我们的主题侧重于“上海时代”，但船津来华并逐渐融入外交系统的成长经历，也请有所介绍。 虞建新：船津专心学习汉语，由书生而兼职秘书，迩来四五年，一晃而过。1894年7月随大鸟公使驻京城（汉城），第二年5月返回东京，适时参加外务省驻外留学生考试，有幸录取后再往京城（汉城）。不久发生甲午战争，应征担任广岛日军大本营陆军翻译官。 战后，船津在芝罘（烟台）、上海、芝加哥、纽约等（总）领事馆担任书记生。1900年初到芝加哥，埋头于英语学习，一景一语，博闻强记，虽不是基督徒，坚持星期天去教堂听牧师说教，读写听说，突飞猛进，自此以英语撰写日记十多年。一年后转任纽约，进一步扩大交际范围，继续提升自身修养。这是船津一生中最为平静的岁月，也是船津国际化视野养成的重要岁月。 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船津主动要求前往中国，参与到日俄交战中来，这一请求得到外务省政务局长山座圆次郎同意。船津旋于1904年5月末踏上归朝之路，经太平洋沿岸各地，于6月10日从温哥华乘坐汽船回国。6月27日凌晨，远望富士雪峰，汽船渐渐进入横滨。入港时，船津听到日俄战况消息，常陆丸、佐渡丸遇难噩耗，得利寺大胜、旅顺冲海战捷报，忧喜参半。 往东京外务省报到后，确认新任地牛庄，8月上旬出发，15日抵达牛庄领事馆。在任期间，船津为保护营口粮食储藏、物资运输基地免遭俄军侵害，1905年1月配合濑川领事组织日侨义勇队，并在辽阳救援部队援助下，抵御住俄军米斯琴科骑兵团沿辽河南下袭击，取得最终胜利。9月5日，日俄朴次茅斯和约签订后，船津开始三次中国东北“满洲视察”旅行：第一次，从营口出发，往辽河上游大豆集散地通河口，三周自主视察旅行，详细调查其状况；第二次，陪同农商务省、大藏省视察员四个多月视察旅行，调查“满洲占领地”一般农产品情况；第三次，陪同西园寺首相战后约一个月视察旅行，随后取消满洲各地军政机构，并根据北京善后协约，在各开埠所在地设置领事馆。 1906年11月，南京领事分馆升格为领事馆，船津以高等官七等副领事身份，作为南京第一任领事代理，首任驻外公馆长，此后又于香港、南京、北京、天津、上海、奉天各地日本使领馆系统，分别出任领事、书记官、总领事等职务。  总领事时代正装照 三、上海总领事馆进与出 江文君：接下来，请将话题转到船津任职上海总领事馆的时间段上来。 虞建新：船津任职上海总领事馆，前后有两次，相距20多年，身份不一样，第一次作为馆员，第二次为总领事，在任时间不算长，却与宗方小太郎都有密切交往。 第一次于1897年5月，由芝罘领事馆调任上海总领事馆，只在上海呆了两个月，被安排出差天津和芝罘领事馆，直到翌年2月返沪。那时，汉口领事馆由上海总领馆代管，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正在就划定汉口日租界展开交涉。3月14日，船津受命抵达汉口，连日拜访时在汉口办理《汉报》的宗方小太郎了解当地各种情况。4月，船津、宗方同在上海，或拜访或聚餐，多有往来。7月，船津随小田切总领事再赴汉口办理《汉口日本专管租界条款》签约，宗方小太郎尾随而来，连日多有日记记载。 在上海总领事馆任职期间，受维新变法失败影响，上海出现日本留学热，船津利用公务之便，还与领事馆助理诸井六郎、《时事新报》记者佐原笃介等人，一起在新闸路罗振玉、藤田剑峰开设的日语私塾东文学舍任教。 江文君：船津担任上海总领事，身份不一样，对外交往要丰富得多吧。 虞建新：1921年12月，船津以总领事身份第二次来上海。宗方日记记载：7日，“晚井手来访。十时同出，至车站迎船津辰一郎，由天津调任驻沪总领事职也”。10日，“正午至俱乐部出席山崎、船津总领事送迎会”。27日，晚“六时至俱乐部出席船津之请宴，来客二百人，九时散”。船津担任上海总领事期间，于总领事官邸、日本人俱乐部多次请宴宗方等人，并或共同参与在六三园、三马路禅悦斋素菜馆、美丽川菜馆等处餐聚。 毫无疑问，上海总领事承担了对于现地日资企业的监督管理职责。1922年五六月间，日商上海交易所以图乘“信交风潮”后公共租界、法租界加强交易所管理之际，收购上海棉纱交易所与上海股票交换所，终因未果而在12月27日召开的定期股东大会上，作出减资半额决议。在此期间，船津总领事及时将相关情况向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请示汇报。 船津于上海总领事任上，与上海官商实业界和南方革命党人建立联系，扩充人脉。1922年8月华盛顿会议结束后，中日关系走上新的轨道，作为对排日运动采取柔和政策的一环，船津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现南京西路锦沧文华大酒店处）举行日华晚宴。中国方面有虞洽卿、徐新六、殷汝耕等，日本方面有银行、商社大班，中日实业界有志之士齐聚一堂。 1922年8月，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叛乱离开广州回到上海，船津辰一郎在江湾六三园宴请以孙中山为首的众多国民党首脑。1922年9月，据《谭延闿日记》记载，金神父路一孔家，胡汉民、汪精卫、居正、张继、杨庶堪、廖仲恺请客，“皆日本人，自船津领事以下，多不知名姓。” 江文君：记得宗方小太郎是在船津担任上海总领事期间于上海去世的。 虞建新：1923年元旦，宗方于上午9时往船津府邸贺岁。当时，船津父亲也难得在上海相伴。未料于1月8日下午3时许，一纸“母危笃”电报送达，喜极而悲，父子未敢停留，急忙预定10日从上海出发的俄罗斯轮船，但在出发前一日当晚7时半，已传来母亲逝世消息。船津于12日赶抵故乡须古村，13日参加母亲葬仪。 与此同时，宗方小太郎因肾病，元旦以后在上海苟且残喘，所剩时间无多。据日记，“咳甚，不能眠”。8日“疲劳甚。午后与船津有约，未能赴”。9日“船津领事明晨归国，致一书送别”。13日“船津辰一郎母亲葬仪，寄吊词，赠奠仪”。所记日记于1月15日戛然而止，再无片言只语，旋于2月3日不治身亡。 宗方小太郎去世后，回到上海的船津辰一郎，惺惺相惜，在以上海总领事身份所致悼词中，回忆了第一次见到宗方时的心情，和双方交往中所受到的启发指导，称赞宗方“刚毅不挠，持身高洁”，是日本人“真国士的典范”，“支那通的翘楚”。 同年4月，船津接调令出任奉天总领事，奉天作为日本奉行其“满洲”政策的据点，总领事乃接近于公使或长老级的特别职位，船津此任当属破例提拔。  1922年与孙中山、汪精卫等国民党人合影 四、辞官转民间乎 江文君：船津破例提拔后，上升空间越来越狭窄，最终又是如何辞官的呢？ 虞建新：其实，早在1916年第二次南京领事任上，船津就借着回东京的机会，专门拜访外务省币原次长和松冈洋右书记官，表达了辞官转入民间的意愿。船津之所以底气不足，在于其鹤荫学舍私塾和驻外留学生学历身份，并且没经过专业外务考试，一般情况下，难以提拔为名正言顺的驻外大使、公使级外交官，所以欲转任满铁在北京新设事务所所长。但外务省认为船津乃可造之才而不予认可，又遭父亲才吉坚决反对而作罢。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日本在华纺织企业各社基于中国各地发生劳动争议和排日运动，为了共同处理工人对策以及与中国当局的交涉，成立联合组织“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积极应对，经外务省推荐，拟邀请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船津辰一郎出任在华纺同业会总务理事。外务省相关幕僚频繁出动，担纲说客，催促船津接受邀请，经再三推辞，船津于1926年8月终于决定接受邀请，此后常驻上海开展工作。 其实，从船津此后的行迹来看，以在华纺同业会总务理事的民间身份，给予了更多施展身手的空间，说他是外务省牵线木偶未免夸张，实际上却必须听命于外务省的随时调遣，行使的是外务省特使使命。屁股决定脑袋，作为体制内人物，船津难以免俗。  中日战争末期与在华纺理事立川团三等合影 五、总务理事游刃有余 江文君：船津于总务理事任上，几度风采？ 虞建新：船津就任总务理事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在华纺除小规模劳动争议外，几乎没有发生剧烈的冲突。此时，在华纺已在日本对华工业投资中占据领导地位，但经营总是受到中国政情和政策动向极大影响，为此，在华纺立场必须与日本对华政策保持密切关系，采取统一行动。另一方面，五卅运动后的上海，民族主义明显抬头，在华纺也开始寻求超越劳资框架的对策。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时，在华纺在船津的斡旋下却也安然无恙。 1928年5月“济南事变”时，上海抵制日货运动达到高潮，甚至停止了一切商业交易。普通民众的排日情绪日益高涨，学生和反日运动在各处展开。但是，在排日的漩涡中，船津于同年12月，成功促成民政党床次竹次郎访华团与蒋介石举行会谈。11-13日活动，除了传记《船津辰一郎》之外，《谭延闿日记》也都有所记录： 11日晚7时，“出至介石寓，今日请床次竹次郎一行……日本十余，吾所识船津、冈本、水野”。12日10时，“床次偕田川、船津来，邓十一为招待，船津作译人，邓大佩服，以为无一漏义也。然所说皆真而不实，拉拢交情而已”。13日晚7时，“赴床次约，至鼓楼，军警断绝交通，说明始得过，所谓贼去关门者耶，亦示威运动也。至杨宅，胡、王、戴、薛、王、何、孙皆至，吾与胡、戴、王、冈本、船津、床次同席，嬲饮五六杯”。 1929年8月，船津辰一郎开始就棉纱税问题，与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展开会谈，在美英的斡旋之下，《中日关税协定》于1930年5月签订。通过南京国民政府的棉纱税制，可以看出裁厘改统的最大作用不在于降低华商税负，而是华洋一体纳税，为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保证了其在经济危机下的正常运作。 贵所青年学人于广，有中日棉纱竞争与棉纱税问题论文，曾刊发于《史林》杂志。1930年，棉纱统一税问题浮出水面，国民政府提出1931年1月废除厘金，2月起实行统一税方案。在南京国民政府官方文书中，裁厘改统被称为近代财政史上一大改革，是一次成功的税制革命。棉纱业成为第一批试行裁厘改统的行业，但改革之初，就面临着以在华纺船津辰一郎为代表的日商的强力干涉。在华纺统一税每年约800万元，对于财政困窘的国民政府来说，是极大的财源之一，对于在华纺来说，也是牵制国民政府的决定性因素。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六、跻身租界议事机构董事会 江文君：能够成为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成员，确实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虞建新：作家赵柏田在《枪炮与货币：中国往事系列》中描述道：1927年3月23日，星期三。上午九时刚过，通往董事会会议室的大理石饰面的走廊上，已响起了稀稀拉拉的脚步声。这是本月里召开的第四次董事会（引者注：实为第三次）。除了总裁希尔顿·约翰逊、总办爱德华是在这幢花岗岩饰面的“石头房子”办公，其他九名董事，包括总董费信惇在内，都从市区各个方向赶来。这其中，就包括日本人董事船津辰一郎。董事会开得如此密集，是工部局成立七十年以来少有的。 1927年1月25日，船津辰一郎接替樱木俊一担任日本人董事，第一次参加工部局董事会会议。三四月份，正是北伐而来的国民革命军抵达上海，共产党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和国民党右派发动“清共”的时候，因而董事会共计召开了八次。4月14日董事会会议上，经改选船津成为董事会财政、捐税及上诉三人委员会成员。船津第一任期至1930年4月9日，后又于1933年1月18日接替福岛，再度担任董事。查董事会会议记录，船津在第二任董事期间，从1933年3月29日起至1934年6月25日，有关越界筑路地段日本人相关警务工作，即日侨居住区及日资工厂所在区的安全问题，是董事会经常讨论的问题事项。 1934年9月5日董事会会议，船津辰一郎以业务繁忙必须经常离开上海，提出辞去董事会董事资格。代理总董麦克诺登准将主持会议，他表示，董事会非常遗憾地收到船津先生的辞呈。自从1927年以来，除1930年外，船津先生始终是董事会的一位董事或者与董事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凡是与船津先生一起被授与特权担任董事会董事的人，特别是一些年龄较大的董事，都赏识他那文雅有礼的风度、正确的判断力以及他的机智和谦恭。船津先生赢得了各位董事们的尊敬、钦佩和关心。船津在答词中特别感谢总董发表的对他评语和发表评语时的态度，尽管他即将辞去在董事会中的职位，但他希望并相信他们的友好关系和交往将会继续下去。华人董事徐新六、江一平、贝祖诒、袁履登、虞洽卿参加了会议。  1935年10月访日经济视察团招待会六三园合影 七、精英俱乐部达人 江文君：据说船津长期以租界为据点，于各精英俱乐部之间，迎来送往，游刃有余，人气充盈。 虞建新：以当下时髦话来说，船津可称其为那个时代的“精英俱乐部达人”。 船津来沪出任在华纺同业会总务理事之后，以其影响力兼任上海日本人俱乐部理事长，这里成为了他的活动据点，当船津不在上海的时候，由原上海居留民团长甘浓益三郎代理理事长职务。 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代表高冈博文在其论著中描述称：位于虹口塘沽路的“日本人俱乐部是上海日本侨民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其建筑风格是外观欧风，内设和室，寓意在上海这个国际都市中，日本与世界接轨，但在日本侨民的互相交流中，亲睦情感乃是日本民族的。这里不仅是日侨集会的场所，也是他们获取各种消息的新闻中心”。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船津等日方在沪重要人物，设时局委员会本部并宿泊于日本人俱乐部，遥控指挥，所谓旨在保护侨民。那时，在华纺各企业集体歇业达三个月之久。 彼时，上海公共租界外滩和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有会员制英国总会和法国俱乐部闻名于中外高端社交圈。上海总会内部建有长34米多的酒吧间，其长度位列远东第一，二楼餐厅占据前半部，并有私人就餐和宴请小房间及牌室，三、四楼为会员和来客卧室。法国总会文艺复兴风格，外部采用法国乡村别墅式样，底层为仿粗石拱券门、窗，二层两侧为爱奥尼式柱廊，开间、层高足够之大，内设舞厅、游泳池、餐厅、酒吧、弹子房等，适合举办各类活动。风度翩翩的船津辰一郎是英国总会唯二日本人会员，另一位是风华正茂的联合通信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经常居住于法租界之船津，当然也是法国俱乐部会员。 船津同时还是上海扶轮社社员。作为商业精英俱乐部性质的上海扶轮社，成立于1919年，以“大雅扶轮”之意，“职业界领袖人士之组合”，经常举办活动。“一二八”事变时该社为战争救济捐款，1937年启动资金5万美元，成立“扶轮难民救济基金”。有论者称，日籍社员船津作为在华日本商界领袖，“其一言一动，颇足以左右侨沪日本官民之势力”。他与中国上层人士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认同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致力于维系中日和平，然而同样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倾向。 日本占领上海期间，船津又任新设立于咸阳路（现陕西南路）30号的上海日华俱乐部总会座长。据档案记载，1944年7月10日，在船津主持下，上海日华俱乐部举行第五回会员总会，全场一致推荐与日方多有合作的金城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吴蕴斋为俱乐部评议员。  中日贸易协会第一次理事会合影 八、贸易协会藏玄机 江文君：日华贸易总会与中日贸易协会的情况？ 虞建新：1935年10月，吴鼎昌纠集平津沪汉金融界、工商界首脑人物，组成所谓的“赴日经济考察团”，团员中有陈光甫、周作民、刘鸿生、祝士刚等。作为团长的吴鼎昌俨然就是金融界、工商界的领袖人物，与以横浜正金银行头取儿玉谦次为首的日本经济界重要人物数次会谈。此行促成了日华贸易总会与中日贸易协会的成立。 中日、日华贸易协会章程约定：本会在中国称中日贸易协会，在日本称日华贸易协会，以共同研究中日两国间之经济状况，促进两国贸易为宗旨，设总会于中国上海及日本东京，但有必要时，经各理事会之决议，得设分会于中日各重要商埠，中日、日华贸易协会会长，分别兼任日华、中日贸易协会副会长。 旅沪船津辰一郎成为在上海中日贸易协会日方代表人物。1936年1月27日，中日贸易协会在上海香港路银行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计到周作民等40余人，钱新之任主席，报告后即选举产生理事25人，船津、米田、吉田、卜部四位在沪日人入选。2月1日 ，中日贸易协会第一次理事会议在上海江西路金城银行总行举行，会长周作民，副会长徐新六，船津辰一郎与钱新之、刘鸿生、李铭、俞佐廷被推举常务理事。 江文君：1937年日华贸易协会使团访华，又称儿玉经济使节团访华。 虞建新：儿玉经济使团的派出，并非林铣十郎内阁首倡。自1935年中国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所率经济考察团访日以来，日本政府即有意派一相同规格的经济使团访华作为答礼，但因两国关系的恶化而一直无法成行。 在日本经济界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决定以原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头取，时任日华贸易协会会长的儿玉谦次为团长，准备访华工作；同时秘令日本在华纺总务理事船津辰一郎与国民政府秘密接洽，蒋介石不仅同意儿玉使团来华，并提出将亲自接见使团一行。儿玉使团3月12日从神户出发14日抵达上海后，船津辰一郎及三菱银行上海分行长吉田政治、中华民国火柴产销联营社总经理植田贤次郎一并加入，使团成员合计16人。 儿玉使团抵达上海当夜即赶赴南京，15日儿玉、船津、油谷三人先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后，下午往张群邸密谈。16日下午，蒋介石于励志社举行接待儿玉使团一行茶会，并作讲话。17日，儿玉使团一行返回上海，当晚中日贸易协会举行欢宴，上海政治、经济、新闻界要人数百人齐聚一堂，使团有成员惊叹“作为欢迎日本人的宴会恐怕从未有过如此盛大”。席间，周作民致欢迎词。 中日双方代表于18日上午于周作民邸举行第一次集体会谈，当日午后，中日贸易协会在上海市总商会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19日上午花园饭店举行第二次集体会谈，20日，双方就砂糖、金融、棉纺织业等“经济提携”的具体问题以分会形式展开讨论。22日，儿玉使团宣告访华行程结束。23日下午，于上海周作民邸，儿玉谦次与张群等要人的密谈，日方仅儿玉、船津、油谷三人。24日，儿玉、船津、油谷三人又与周作民于船津邸详谈棉纺织业、棉花种植业合作方面的问题。 如论者王萌言：儿玉使团访华之实际成果及其意义，为战时日本经济人士对华外交起先导作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初的船津工作与1940年的钱永铭工作，均是日本政府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的秘密对华交涉活动，循其工作思路，与派遣儿玉使团访华并无明显不同。  南华交涉失败日记 九、和比战难之船津工作 江文君：船津以特殊的身份，直接参与了两次和平交涉，一次1937年“八一三”前夕的“船津工作”，还有一次就是1940年下半年的“钱永铭工作”。随着文献资料的解密公开，于扑朔迷离中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虞建新：“船津工作”也作“高船密谈”。“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于7月16日发表谈话，表明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立场。在日本方面针对这一严重事件，日军内部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争。“不扩大派”在政府决定出兵中国华北之后并没有停止活动，在七八月间，推动过两次以“和平交涉”为招牌的对华政治诱降活动。一次是敦促近卫首相派密使对南京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次就是向昭和天皇献策并推动政府开展的“船津工作”。 8月9日上午，高宗武在沪上与船津辰一郎见面，下午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秘密会晤。但由于当天晚上上海发生了“大山事件”，两名日本军人闯入虹桥机场被保安队击毙，从而引发“八一三”淞沪之战。谈判无以为继，“船津工作”流产中，还在继续努力。 周作民日记8月12日记载：“船津忽来访，黯然。”又据8月13日下午四点半周作民致张群电稿：“今与船津先生数度密商，结果为速救此间危局，及立即由两方当局按照淞沪协定条件商订新协定。至大山事件，仍由外交途径解决。此种办法对方似可商洽，如荷赞同，或另有办法，即乞密陈最高当局酌核，令地方当局准备洽理并急电示遵。” 关于“钱永铭工作”，船津辰一郎有“南华交涉失败日记”，较为详细地记录了1940年10月17日至12月7日的交涉过程。迄至11月底，蒋介石不为日方所诱，迫使日本政府如期于11月30日正式承认汪精卫政府，宣告了日本政府与重庆政府之间，以“钱永铭工作”为名的和平交涉彻底失败。也就在同一天，美国方面发表声明，只承认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并给予一亿美元贷款。这个日子非常重要，预示着民主美利坚与法西斯日本之间的冲突，同样也已不可避免。台湾政治大学邵铭煌教授，有专著《和比战难——八年抗战的暗流》专门论述抗战期间和平工作，可与船津日记互为补充。 江文君：船津是否还参加过劝降和议谈判活动呢？ 虞建新：确实，据郑会欣所言，船津直接参与了对唐绍仪的劝降。那是1938年5月，船津辰一郎抵达上海，随即与唐绍仪故旧江天铎等人秘密会晤，商洽成立新政府，拟由唐绍仪、吴佩孚任正副总统。船津表示：“唐绍仪若愿出任组织统一政府，这是再好不过的。”三日后，江天铎与船津第二次会谈时，船津再次提出，只要新政府同意中日和平五原则，日本政府即与该政府开始和议谈判。但唐绍仪对此不予理会，船津工作没取得进展，旋于7月3日奉调回国。  李阿毛《致船津先生书》 十、满洲观宿命论 江文君：船津视野中的满洲，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虞建新：第一，1929年京都太平洋国际会议，满洲议题，松冈洋右、小村俊三郎、船津辰一郎对余日章、张伯苓、陈立廷展开论战。船津和张伯苓之间论战： 张：日中之间的癌症是满洲。只要日本不从满洲撤出，就不能维持东洋和平。 船津：这是无视满洲存在关系的偏见。本来满洲在义和团之变时，不仅已归俄国所有，俄国侵略终于延伸到朝鲜，因此给日中两国带来很大威胁。在这场危机中，日本国赌上了国运，毅然将俄国势力从满洲驱逐出去。今天将其视为普通领土，是非常失当的。 第二，有研究上海扶轮社者评论说，船津认为中国国内军阀混战，一直不遵守“既有条约”，“不具备现代国家意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众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沉重打击了上海日商。船津认为抵货运动“无疑是最邪恶的”，“如果这种过分的反日宣传继续下去，没有人会惊讶在不远的一个晴朗早晨听到来自长江流域某个地方的另一个侵略故事”。 第三，“八一三”事变前夕，有李阿毛随笔《致船津先生书》倒也一针见血： 你虽然从前做过官，你现在是个商人，换一句话说：就是被贵国军阀蹂躏得敢怒而不敢言的可怜虫。最近，听说你奔走于上海闻人之间，打算使上海避免战祸，要把上海划为非武装区域，原因是上海日本人的财产不少，而中外的财产也很多。但是我想：此事很简单，似乎你也不必这么各处运动，上海要免战祸，尤其容易，日本人有这希望，更为便利，只消请贵国的陆战队，离开上海，上海就无论如何不会战争。因为战争的要素一经除去，还有什么人会战呢？足下非笨人，当然也明白这常识，足下不向军阀去要求，而向外国人运动，这也实在是足下因贵国军阀气焰太盛，不敢向他们开口，所以只好到外面来悲鸣了。 外交是战争的延续，是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一种方式。每次冲突或战争升级，船津多表示无力回天的愤怒，却又于事无补。 张世铭奉和船津使华五十年诗 十一、汪伪政府中的日籍顾问 江文君：在汪伪政府中，船津又担任了怎样的角色？ 虞建新：1939年6月16日，经船津辰一郎等筹划，维新政府议政委员会通过设立华中棉产改进会，随即因事归国，“兹悉船津氏此次返日，拟对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一职，提出辞职”。8月船津辞职返沪后，办理一应归国手续，随即日中双方相关人士在日本人俱乐部举办大型送别会，汪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市长傅筱庵、总领事三浦秋义一并参加。 船津离开中国的时候，以在华50周年为契机，以一首七律作告别辞，引来与之相交所谓各界人士、朋友、知己，如王克敏、王揖唐、陈箓等步韵奉和，庆贺船津使华50周年，陈箓一首七律，吟得船津在华50年之神韵： 支那通中莫与京，无穷事业数平生。 折冲樽俎兼南北，展布经纶息竞争。 痛养心关唇齿巩，提携情见弟兄平。 光阴半百犹弹指，坐听云霄慕鹤声。 1939年9月8日，船津乘坐上海丸离沪返回东京。1940年3月，因华中棉产改进会理事长的职务，不得不来华游历工作。同年9月，再次经由青岛前往上海，在与注精卫等相见后，被要求就任上海特别市政府顾问，此后又任日本驻汪伪政府最高经济顾问，直至战败遣返回国。 江文君：华中棉产改进会具体又是怎么回事？ 虞建新：设立于1939年6月的华中棉产改进会，“遵照中日经济提携之本旨”，“以图华中棉花栽培之指导奖励，增进棉花栽培者之福利，及棉花供求之圆滑”。本部设于上海，其他必要地方设分会或办事处。作为维新政府代行机构，服从于维新政府实业部和日本兴亚院连络部的监督，以维新政府行政院长为总裁，日本棉花栽培协会会长为副总裁，维新政府实业部部长任会长总理会务，副会长两人，另设理事长一人总理会务。 船津辰一郎初任理事长，后改任副会长。1944年6月，华中棉产改进会创立五周年纪念茶话会，于外滩兴亚大楼四楼工商联谊会举行，理事长李祖虞，副会长船津辰一郎，常务理事小林贡、陈燕山等一百余人出席，船津辰一郎、山崎昇二郎、菱田逸次作为有功人员获得嘉奖。 中日战争期间船津寓所 沪西愚园路608弄文元坊 十二、上海遣返中隐遁的身影 江文君：船津在华最后的结局？ 虞建新：1945年日本战败后，周作民日记8月20日记载：“在沪日人推举高岛、河村、木村、船津、西川五人主持经济金融事务，盖大使馆已不能执行职务也。” 战后上海日侨社会自治及大遣返早期，尚能见到船津一闪而过的身影。 关于战后上海日侨社会和日侨大遣返，高冈博文和成梦溪都有相关专题论述。根据当时掌握上海实权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命令，统一组织日侨自治会，前公使土田丰任会长，船津辰一郎和冈本乙一为副会长，10月6日正式开展活动，与中方上海日侨管理处联络交涉，为一般侨民提供便利。此后，日侨自治会又于11月24日实行民主改选，从此再也未见船津之踪影，对此，《船津辰一郎》一书同样语焉不详。 2017年9月18日，“上海监狱”微信公众号发帖，“抗战后在提篮桥监狱江湾战犯监狱关押部分日本战犯简介”引人注目，其中船津辰一郎被注明为：“侵华日军上海连络部长，日本驻伪上海市政府顾问官，日本驻汪伪政府最高经济顾问。” 可以认为，船津在担任日侨自治会副会长不久之后，又以日本战犯嫌疑人身份，一度被中国方面关押收监，释放后于1946年7月，从上海随最晚一艘遣返船只返航归国。 江文君：顺便询问一下，船津从担任在华纺织同业会总务理事，长期旅居上海起，主要的联络地点和住所在哪里呢？ 虞建新：查阅档案资料可以发现，船津掌控的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办公地点，设立于上海外滩横滨正金银行内。据前引1937年中日贸易协会会员录，常务理事船津辰一郎通讯处为“上海正金银行四楼”。另有1938年船津函件用纸显示，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联络地址为“横滨正金银行五楼五十一号室”，船津专用电话号码为16669。 至于船津住所，有传闻其曾居住于法租界公寓（经最新考据确认，此处为海格路即今华山路枕流公寓），却又语焉不详，按其特殊身份，不随意公开是想当然的。传记《船津辰一郎》篇末“船津辰一郎简略年谱”有载：战争结束前，船津居住于沪西愚园路608弄35号。战争结束后，作为日本侨民自治会成员，船津迁移至虹口北海宁路丰阳馆。查愚园路608弄35号靠近镇宁路一边，原称文元坊，初建于1938年，属花园里弄单体住房，如有自备车，当可从愚园路大弄、镇宁路小弄分别进出。此地与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相距不远。而北海宁路丰阳馆则是日本人旅馆，以前经常接待来沪访问的达官贵人。 次子船津次郎应征入伍时家族合影 十三、多摩落日与遗族意愿 江文君：上次听您说起，船津辰一郎之孙，如今活跃在中日友好交流的舞台上。 虞建新：船津在上海被收监关押，忧郁成疾，释放回国不满八个月，十二指肠溃疡发作，旋于1947年4月4日病逝，随后下葬于东京多摩墓园。当时，船津遗族计有妻子花枝女史和四男一女，分别是：长男太郎、长女良子、次男次郎、三男三郎、四男彻夫。 船津辰一郎之孙船津康次，现为大宇宙集团（trans cosmos）代表取缔役会长兼CEO，同时担任日本中华总会常务副会长。2022年4月，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船津康次接受《日本华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祖父船津辰一郎是一位外交官，从明治时代到大正年间，再到昭和初期，身为外交官的祖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即使卸任后，他依然留在中国生活，以普通人的身份，将推动日中友好当作毕生事业来坚守。 船津康次说，1972年的我还只是一名学生，当时并没有认识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但随着年岁增长，我渐渐理解了祖父为日中友好事业贡献的一生，再回想50年前近代的日中关系终于可以重启“友好”，不由得深感震撼，同时又深感欣慰。 2025年7月虞建新 马军与船津康次夫妇会晤留影 十四、关于船津人设与史料收集 江文君：请问虞先生，您认为应该给与船津辰一郎一个怎样的人设定位。 虞建新：毫无疑问，船津辰一郎无论是与前辈宗方小太郎，还是与后辈松本重治相比较，都是一位在华在沪时间更长，最具官方背景的“中国通”。以1926年担任在华纺同业会常务理事为界，此前，明明白白，外务省体制内人物，此后，羞羞答答，以从事民间外交为托词，其实，改换的是外务省驻华驻沪特使身份。即使在1926年之后，仍应该按其使命在身的外交官人设进行评价。 船津一生外交生涯的历练，造就了他善于交友的品行，有一评价虽然不无恭维，却也符合实际：“即使在日中政局波谲云诡、危险重重的年代，只要走入船津的府邸，就只见友谊，不见敌意，来宾们谈笑风生，真是不可思议。”松本重治以六年上海生涯写成回忆录《上海时代》，“船津辰一郎的上海时代”当更加精彩。 江文君：现如今大学日语已较普及，青年学者在史料的探寻与使用上会更方便一些。 虞建新：确实如此。关于船津人物日文相关史料，我认为，第一肯定是人物传记《船津辰一郎》，史料价值毫无疑问，不过作为在华纺同业会纪念文字，其在相关内容话题与资料披露上的倾向性选择，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如能探知完整体船津日记下落，那就堪称完美了（最新消息：据闻船津日记大部散佚，家族后裔尚存部分文字图片资料，日前由其孙船津康次捐藏于国会图书馆并对外开放）。二是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史料，据说该馆史料文件数字化，已可通过线上账号查询下载，此外，贵所资料室据闻有一批外务省资料缩微胶卷，期待其中也含有船津人物相关信息。三是日文版各类当事人回忆、日记、文件汇编及研究论著。近年来，兼通英语、日语多种语言，前往日本大学学术机构留学或研究访学青年学子，是否比我们那个年代多了许多呀，有志者事竟成，衷心希望青年学子跟上来，青出于蓝胜于蓝。 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编《船津辰一郎》（人物传记），先后出版发行共四个版本。第一版，东邦研究会1958年11月发行（非卖品）。第二版，日本外交史人物传记丛书第20卷，株式会社ゆまに书房2002年12月发行。第三四版，船津康次修订，公益财团法人角川文化振兴财团2021年7月初版发行，2024年11月2版发行。 受访者介绍：虞建新，笔名白度，俳号白蓝，俳句诗人，中日关系史及上海史学者。1982年夏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上海市档案馆馆员、《档案与历史》杂志编辑，90年代游学日本，先后任中央大学、东京都立大学客座研究员，开展“近代上海日中经济关系”专题研究，为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同人。回国后入职金融企业从事品牌管理相关工作，于退休前重返学界，现为上海中山学社同人，海派文化沙龙白蓝会会长。八九十年代，有上海史等各类学术文稿散见于报刊杂志，与人合作出版《民国社会大观》《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史》《上海人物志》等著作。赴日后及近年来，有日商在华交易所相关课题研究论文《草創期上海の取引所をついて——日商上海取引所を中心に》（中文稿《日商上海取引所及其与华商交易所业之关系》）、《1920年代前後、日商在華取引所の考察―島系の上海・天津・漢口取引所―》（中文稿《1920年代前后日商在华交易所考察——以岛系上海、天津、汉口交易所为中心》）、《日商上海交易所中的华商身影与运命》等，于日中两国学术出版物发表。近年专注于旅华五十年外交家船津辰一郎专题研究，除本专题访谈外，于不同场合，先后发表《船津辰一郎视野下的日俄战争》《青出于蓝：船津辰一郎与宗方小太郎的交往》《船津辰一郎：战时栖迹于苏河两岸的叶隐武士》《船津次郎〈败战时上海回忆〉解读》等专题演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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