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钰愉 ｜ 浅谈贾宝玉的死亡观

生死问题，始终是人类永恒而普遍的话题，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在十三四岁的年龄即表现出异常的成熟和独到。最为典型的段落在第三十六回，这部分也被众家探讨得比较多。

第三十六回和袭人聊到生啊死啊，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

“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他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见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

贾宝玉认为，“文死谏、武死战”的做法在于沽名，而并非真正为了大义。这个和他认为“死得其时”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人在什么时候好去死了呢？

贾宝玉的理解非常独特而深刻。

首先，天下无道、昏君当道的时候，不是一个赴死的时候，他认为这时候你去死，那就是弃国于何地，弃君于何地？有志之士决不能为。

关于贾宝玉对“文死谏、武死战”的言说，历来为众家所鉴赏，比如，学者陈庆在《人文经济学视野下的清代小说》中这样分析：

儒家有“三不朽”的说法：立德；立功；立言。其核心是把个人融入人类社会的整体之中，以不朽的人文性的生命来延续短暂的自然性的生命。任何一个个体的生命，一旦离开了人类社会，都是脆弱的、有限的，即所谓“百岁光阴一梦蝶”；而人类社会是永恒的，个体一旦以其卓越的建树而成为人类社会的标杆之一，他事实上就获得了永恒，即所谓“活在活着的人的心里，就是没有死去”在科举时代，“四书”作为读书人的必修课，教育人为不朽而努力是它的核心所在。那些在功名之路上汲汲以求的人，也常把儒家道义挂在口头，以示境界之高。“文死谏”“武死战”也被说成儒家道义的一个部分。

宝玉对于俗儒所说的不朽一点儿也不看重。信那一套的人，在他看来，都是对这个世界缺少清醒认识所致。宝玉对“文死谏”“武死战”的调侃和不屑，其实是对习见的调侃和不屑。宝玉的人生理想，与儒家的“经邦济世”是背道而驰的。他的生活中，没有“谋道”的一席之地。

以上分析值得借鉴，不过，也并非没有过度解读的缺憾，纵观贾宝玉的言行，他的思维中并没有非常明晰的提倡什么以及反对什么的“定势”，反倒是经常在似是而非的“游离”中彰显出独特的人生观。贾宝玉只是说“文死谏、武死战”不可取，他并没有说文官不需要谏、武官不需要战，只是这谏和这战，是否要到舍身的地步？他否定的是“谏以舍生、战以舍身”这一行为的价值和意义，并且这个“舍生”和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的“舍生”不是一回事，孟子所谓在义与利之间的取舍和贾宝玉提倡的死谏不可取和死战不可取并不矛盾，贾宝玉所否定的是你为了一时的“虚名”而去“死”——在他眼里这其实还是一种取“利”（沽名）。他也并非说经邦济世不可取，而是假如你的生命以此为唯一志向、以此为唯一价值，并且以此评价众生，为唯一标准，那是不可取的，那是“禄蠹”。

其二，人得以在幸福美满的时刻死去，是一个“死得其时”的好时候，但是他只是做出这样的感念，并无丝毫赴死的意愿。

第三十六回，贾宝玉很清晰得表达了他对“死得其时”的观点:

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时的，如今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鹊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对于这一段，学者王蒙有这样的分析：

宝玉这一段“死论”很有名，也很重要。

尤其是“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云云，彻底否定生命的意义，这在中国是非常罕见，非常异端的。盖探讨生命的终极意义不是我们的传统，立德立功立言，起码要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这在国人中从来是毋庸讨论的。

以上分析非常精彩，但是同样不无商榷的余地。在这里，贾宝玉表达的是一种“死得其所”的观点，但他自身并没有想要赴死，也并没有否定生命的意义。对待何时去死这个话题，有的人可能说：“唉，我活得很难，没有人理解我，我就去死吧。”贾宝玉不一样，他认为，此刻我活得好幸福啊，人人都爱我，这么多的少女（鲜活的生命、纯真的）都对我情有独钟，我实在好幸福，并且可以幸福得死去了。因为，这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得意的时候了。

这种想法是非常独特的，一般而言，人们想去死可能是因为觉得活得不够好，不开心，没有希望等等，如果活得幸福，那不妨多活几年再走。但是贾宝玉恰恰不是这样，他认为如果我这会感觉到幸福，这会如果去死其实是最理想的，因为这样的幸福可遇不可求，我再活下去的话未必再能有这样的幸福，很大概率也不会再有。

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讲过，“君子有不幸而无有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也就是在儒家传统看来，“幸”是一种非份之福，而贾宝玉此时此刻对自身的“幸福”（非份之福）也有着深刻的认知，即他异常清醒得自醒：这样的幸福不是我该得的，我何德何能有这样的福分。

这种想法，和《红楼梦》中一副对联构成很强的“异质同构”关联，哪副对联呢？《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在破庙智通寺中看到一句话说：“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贾雨村这样“已会了进士”的人，才智方面肯定是超乎常人的，但毕竟属于贾宝玉所看不上的“禄蠹”一类，所以，贾雨村看了这句话，只是感到“其意则深”，绝没有“同道”之感。而贾宝玉则不一样，他显然异常清醒而深刻地洞察人世，不会沉迷于幸福中。关于个中缘由，鲁迅的一段分析可资借鉴：

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

其三，在贾宝玉那里，选择“活”比选择“死”更需要勇气。

贾宝玉对于“死亡”的理解是非常积极的，可以和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提倡的“向死而生”概念构成对话。他虽然多次谈到死亡，但是并不是劝人赴死，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寻死亡不可取，“活下去”是毋庸置疑的。这和儒家孔子提的“未知生，焉知死”以及“子不语怪力乱神”也具有很强的对话张力，即便不妄说是“一以贯之”，但绝不抵牾。正如贾宝玉曾在袭人面前说过：“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书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编纂出来的”。“明明德”语出《大学》，正在《四书》之中，侧面说明贾宝玉对儒家正统的态度。

第三十一回，作者特意写道端午节当天大家都“淡淡的”，林黛玉在此说到：“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则散时岂不清冷？清冷则生伤感，所以不如到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爱慕，谢时则增惆怅，所以到是不开的好。”贾宝玉的态度是这样的：“那宝玉情性只愿常聚，生怕一时谢了没趣，只到筵散花谢，虽有万种悲伤，也就无可如何了。”

表面上看，贾宝玉和林黛玉不同。林黛玉是时刻想着这个开心是短暂的，是虚的，她害怕不开心的到来，她知道避免不了，所以在开心的时候她始终不能介怀，先有预设了，放低了对此刻开心的期待值，她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沉浸在“残缺”的审美中，以此来做心理建设，使自己接受人世的残缺的一面，而不敢奢望幸福，也唯求不要有“幸福”的“幻影”来刺激她，因为她知道，那并不是人世的真实。因为林黛玉生命体验中有太多孤独、凄清和残缺，所以她拒绝去感受美好。而贾宝玉表面上看很会享受当下，当下开心是实实在在的，那你就享受就好了，如果这次筵席散了，那就再来一局。

实际上，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体验是相似的，只是对待的方式不一样，贾宝玉同样知道残缺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在他看来，难过悲伤无济于事，消极躲避也实无必要，所以不如放开怀抱，享受一时是一时，既然此刻此景很美好，那我们就尽情享受这一时刻，等到无可如何再说。至于无可如何之日何时到来，林黛玉的态度是，那一天始终会到来，并且“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这种压抑焦虑的感觉萦绕脑海挥之不去；贾宝玉的态度则是“愧则有余、悔又无益”，顺其自然好啦。

因此，贾宝玉可以说是一个真的“勇士”，他在了解人生的残缺与无可奈何后，选择直面、选择继续、选择不自欺欺人、不麻木逃避。在面对任何一种处境都能不迎不拒，其来则来、其去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