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9年的夏天，南京浦口。 一个名叫毛国瑶的青年学者，说他在友人靖应鹍家中，看见了一部《石头记》抄本。 那是个充满偶然的年代。旧书流散，藏家众多，抄本的出现从不稀奇。 稀奇的是这本。 它不只是抄本，页页皆有批语。署名“脂砚斋”“畸笏叟”“杏斋”。 毛国瑶花了几夜，把批语逐条抄录。总共一百五十条。 他说，那书借来又归，还给靖家。 从此没人再见过那本书。 他把自己抄的稿装订成册，题名《靖藏本》。  五年后，他把这份抄录寄给俞平伯。 俞先生收到后，仔细看完，留下了那句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评语。 “诸评有极讹乱者，有极整齐者，此最不可解。” 既有秩序，也有混乱。既像出自同人，又像拼凑之物。 他不敢判伪，也不敢判真。 在那个年代，“发现”比“怀疑”更受欢迎。 靖藏本就这样被放进学术的显微镜下，却始终没有被触摸到实物。 它产生的真正的震荡来自一条批语。
这短短数句带来一个惊人的结论。 脂砚斋死了，畸笏叟活着。 于是，“脂畸二人说”登场。 学者们开始从语气、词汇、署年去分辨两人的痕迹。 他们说，脂砚斋语调平和，近于作者的平辈。 畸笏叟自称“叟”“老朽”“朽物”，口气像长辈。 他们统计发现，署名“脂砚斋”的批语多出现在己卯（1759）以前。 署名“畸笏叟”的多见于壬午（1762）以后。 时间错开，语气变老，逻辑顺畅。 红学从此多了一对影子人物。 一个青年批者，一个苍老见证。 他们像在隔世对话。 只是，那部抄本，从来没人再见过。 靖家后人说，家中确有旧抄本，但从未见批语。 毛国瑶的抄录成了唯一证据。 也成了唯一的问题。 他本人后来极少谈起靖藏本。 有人去问，他说模糊的“照旧物录”。 就像侦讯现场的避重就轻。  时间过去半个世纪。 学界对靖藏本的信任渐渐松动。 终于，有人重新打开案卷。 他叫高树伟，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博士。 他的方法彻底不同。 他不看传说，只看错字。 他把靖藏本批语和俞平伯早期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逐条比对。 结果发现十多处连结性讹误——一种足以判伪的文本重合。 例如，《辑评》录庚辰本第四十八回“香菱学诗”那段时，脱漏“纨钗，风流不让湘黛，贤惠不让”十二字。 靖藏本批语第116条，也漏了这同样的十二字。 还有几处句读、用词的误抄，完全一致。 这意味着什么？ 当然意味着靖藏本抄录的依据不是真本，而是俞平伯的书。 前人不可能继承后人的错误。 时间不可能倒流。 这在文献学上是铁律。 于是，结论逐渐清晰。 靖藏本不是发现，而是编造。 编造者有动机、有能力、有机会。 毛国瑶的名字，再次被提起。 他那时三十四岁，学养扎实，熟悉各版本批语，完全能模仿古笔语气。 他的动机，同样可以推理。 他想证明脂砚斋与畸笏叟是两个人。 他想让红学的叙事更完整。 一个批书人死了，另一个接手，继续批。 书里的人有了“幸存者”，文本因此更具悲剧深度。  从文学心理上，这是一种补偿。 从学术上，却是造假。 靖藏本第八十七条，就是毛国瑶的“创造”。一个伪造的批语，重塑了半个世纪的学术格局。 它被引用，被讨论，被信仰。 甚至影响了1987年版《红楼梦》的电视剧剧本。 伪迹，成了正史。 学术，成了叙事。 当高树伟公布比对结果，靖藏本的幻影崩塌。 红学界不得不面对事实。 流传六十年的证据，出自当代人的笔。 那场争论成了自己制造的镜像。 脂砚斋与畸笏叟，多数学者重新回到“一人说”。 署号不同，心境不同，时间不同而已。 但真相并不令人愉快。 因为靖藏本虽伪，却满足了人们的心理。 人们愿意相信，在曹雪芹死后，还有一个畸笏叟，在灯下批书。 他老了，痛了，却还在读。 那种幻觉，比真相更动人。 六十年过去，案卷终于结了。 毛国瑶的名字淡出学界。 但那种“让红楼继续下去”的执念，却没有消失。 也许，他才是真正的最后一位畸笏叟。 他抄着别人写下的梦，顺手在边角添了自己。 他给《红楼梦》补了一段情感的尾声。 只不过，这尾声是假的。 真相干净，像刀口。 可人们仍怀念那个被伪造的世界。 因为在那个世界里，红楼的故事，还没完。 还有人，在灯下批书，或者造书。 红楼梦未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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