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上古时代，人口稀少而野兽众多，人们难以抵挡禽兽虫蛇的侵袭。这时有位圣人出现，教民众用树木搭建巢穴居住，以此来躲避各种伤害，人们爱戴他，推举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们生吃野果蚌蛤，腥臭难闻而且伤害肠胃，疾病频发。后来又有圣人出现，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臭味，人们都很欢喜，推举他统治天下，称他为“燧人氏”。 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於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 到了中古时代，天下爆发大洪水，鲧和禹奉命疏通河道治理水患。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暴虐昏乱，于是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在夏朝还有人搭巢居住、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和禹嘲笑了；如果在商周时代还像鲧禹那样只顾疏通河道，也一定会被商汤和周武王嘲笑了。 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於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那么，倘若在今天还有人推崇尧、舜、汤、武、禹的陈旧治理方法，必然会被当代的圣人所嘲笑。因此，真正的圣人不盲目效法古代，不墨守成规，而是研究当代的现实情况，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宋国有个农夫正在田里耕作，忽然看见一只兔子狂奔时撞上树桩，折断脖子死了。他于是放下手中的农具，守在树桩旁边，希望再捡到撞死的兔子。结果兔子没有再得到，他自己反而成了宋国人眼中的笑话。 如今，如果有人还想用古代先王的那套方法来治理当代的百姓，那就像这个守株待兔的宋国人一样可笑啊。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馀，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 在古代，男人不用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吃饱；女人不用纺织，禽兽的皮毛就足够穿暖。不需要费力劳作，供养就很充足，人口稀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们之间没有争斗。因此不需要丰厚的奖赏，也不必使用严厉的刑罚，民众自然安定。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於乱。 而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各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去世就已经有了二十五个孙子。这就导致人口众多而财物短缺，费力劳作却得不到足够的供养，所以人们必然会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屡加重罚，仍然避免不了社会的混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 当年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住的是未经修剪的茅草屋，用的是未经雕饰的椽子，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鹿皮御寒，夏天穿葛布麻衣。即便是看门人的吃穿用度，也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带领百姓干活，累得大腿消瘦、小腿汗毛都磨光了，即便是奴隶的劳苦也不会比这更严重了。照这样说来，古代人辞去天子之位，不过是摆脱了看门人般的清苦生活和奴隶般的繁重劳役罢了，所以古人转让天下并不值得赞美。 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 如今的县令，一旦本人去世，他的子孙还能世代享受乘车待遇，所以人们都很看重这个职位。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的天子之位，却难以放弃今天的县令之职，这是因为实际利益的大小完全不同啊。 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饟；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心异也。 就像住在山上要从山谷取水的人，逢年过节都会把水当作珍贵礼物互相赠送；而住在洼地饱受水涝之苦的人，却要雇人挖渠排水。在荒年的春天，连幼小的弟弟来了也没饭给他吃；在丰年的秋天，即使是疏远的过客也一定会招待吃饭。这并不是疏远骨肉而偏爱过客，而是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决定了人的态度。 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 所以说，古人轻视财物不是因为仁义，而是因为物资充裕；今人争夺利益不是因为卑鄙，而是因为财物匮乏。古人轻易辞去天子之位不是因为他们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太薄弱；今人竭力争夺官职不是因为他们卑下，而是因为权力实在太重了。 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备適於事。 因此，圣人会根据财富的多少、权势的厚薄来制定政策。刑罚轻不算仁慈，诛戮重不算暴虐，都是顺应社会实际情况而采取的举措。所以治国措施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施政方案要适应现实的需要。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 古代周文王居于丰、镐之间，领土不过百里，他推行仁义之道感化西戎部落，最终称王天下。徐偃王统治汉水以东时，拥有五百里疆域，同样施行仁义，有三十六国割地归附朝贡。楚王担心徐国威胁到自己，便发兵征讨，一举灭亡了徐国。所以说：周文王行仁义能称王天下，徐偃王行仁义却亡了国——这说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因此说：“时代变了，治国之道就要改变。”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銛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 在舜统治时期，三苗部落不归顺，禹准备用兵征伐，舜却说：“不可。我们德行修养不够却动用武力，不合正道。”于是三年修德教化的政策，手持盾牌斧具举行象征和平的舞蹈，三苗终于臣服。到了共工之战时，长短兵器都能击中敌人，铠甲不坚固就会伤及身体——这说明德化舞蹈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因此说：“情况变了，应对措施就要改变。” 上古竞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谋，当今争於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国矣。 上古时代在道德层面竞争，中古时代在智谋层面角逐，当今时代则在实力层面较量。齐国将要进攻鲁国时，鲁国派子贡前去游说，齐人直接表示：“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于是发兵攻鲁，将边界推进到距鲁国都城仅十里的地方。徐偃王行仁义而亡国，子贡善辩智却使鲁国丧失领土。这些事实说明：仁义道德和辩才智慧，都不是保全国家的根本之道。摒弃徐偃王的仁义，放弃子贡的机辩，依靠徐、鲁两国的实力来抵抗万乘大军，那么齐、楚的野心也就无法在这两个国家得逞了。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騛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 古今社会风气不同，新旧时代的治国措施也应当不同。如果想用宽松和缓的政策来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就像没有缰绳和马鞭去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明时势的祸患。如今儒家、墨家都宣称“先王博爱天下”，对待百姓就像父母爱护子女。如何证明这一点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罚时，君主会为此停止奏乐；听到死刑的报告，君主会难过得流泪。”这就是他们推崇的先王典范。 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 如果认为君臣关系能像父子关系那样就一定能治理好国家，照此推论，天下就不该存在不和睦的父子了。人的感情没有能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的，但子女未必就不会悖逆父母，即使父母厚爱子女，家庭纠纷难道就不会发生吗？先王对百姓的爱，不会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尚且可能悖逆，百姓凭什么就一定能治理好呢？ 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况且按照法律执行刑罚而君主为之流泪，这只是用来彰显仁爱，并不能真正用于治国。流泪而不愿用刑是仁爱的表现，但不得不执行刑罚却是法治的要求。先王优先依法行事而不因哭泣止刑，那么仁爱不能用于治国的道理也就很明白了。 且民者固服於势，寡能怀於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 况且民众本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孔子是天下圣人，他修养德行、彰明正道而游历天下，天下人都赞美他的仁爱、称颂他的道义，但愿意追随他的门徒只有七十人，可见崇尚仁爱的人少，能践行道义的人更难找。所以以天下之大，追随者只有七十人，而真正践行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人。鲁哀公是个平庸的君主，面南称君统治鲁国，境内的百姓没有敢不臣服的。民众本来就屈服于权势，权势确实更容易让人屈服，所以孔子反而臣服于哀公。孔子并非佩服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因此从仁义角度说，孔子不该臣服于哀公；但从权势角度说，哀公却能让孔子称臣。 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现在的学者游说君主时，不劝君主运用必然取胜的权势，却极力鼓吹推行仁义就能称王天下，这是要求君主一定要达到孔子那样的道德水准，而把普通民众都当成孔门弟子那样容易被感化，这绝对是无法实现的治国方案。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於爱，听於威矣。 假如现在有个不成器的子弟，父母对他发怒他不悔改，乡邻训斥他无动于衷，师长教诲他毫不改变。靠着父母的疼爱、乡邻的德行、师长的智慧这三重美好力量加诸其身，他始终不为所动，连腿上的汗毛都不曾改变；直到地方官吏带着官兵、执行国法来搜捕罪犯时，他才感到恐惧，从此改变操守，修正行为。所以说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依靠官府严厉的刑罚——这是因为人总是容易在溺爱中骄纵，却在威势面前屈服。 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 十仞高的城墙，连善于跳跃的楼季也翻不过去，是因为它陡峭；千仞高的山坡，瘸腿的母羊却能轻易放牧，是因为它坡度平缓。因此英明的君主总会使法律峻峭、让刑罚严厉。十几尺的布帛，普通人也不愿放手；熔化中的百镒黄金，连盗跖都不敢伸手去拿。不一定会受伤时，寻常布帛也不愿舍弃；肯定会烫伤手时，百镒黄金也不敢攫取。所以明君一定要严格执行刑罚。 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因此实施奖赏就要丰厚且守信，使民众觉得有利可图；执行惩罚就要严厉且坚决，使民众感到畏惧；订立法律就要统一且稳定，使民众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变更，执行诛罚不轻易赦免。用荣誉辅助奖赏，用恶名伴随惩罚，那么贤能之人和不肖之徒都会竭尽全力了。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 当今的治国方式却并非如此。君主一方面因某人有功而授予爵位，另一方面却又鄙视他担任官职；一方面因某人耕作辛勤而给予赏赐，另一方面却又轻视他经营家业；一方面因某人不愿被录用而疏远他，另一方面却又推崇他超脱世俗；一方面因某人触犯禁令而惩治他，另一方面却又赞美他勇敢无畏。君主对同一件事的诋毁与赞誉、奖赏与惩罚竟然如此相互矛盾抵触，所以法律禁令遭到破坏，民众也就更加混乱。 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胜也。 现在的情形是：如果兄弟遭到侵害必定反击，会被誉为刚正；如果知交好友受辱随即报仇，会被赞为忠贞。这种刚正忠贞的风气形成之后，君主的法令就被公然违反了。君主若只尊崇这种忠贞的品行，却忽视他们违反禁令的罪责，那么民众就会竞相逞勇犯禁，官府也就难以控制了。 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不从事耕作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这样的人被称为有能耐；没有立下战功却能获得尊位，这样的人被称作有贤德。这样的'贤能'之风一旦盛行，结果必然导致兵力衰弱、土地荒芜。君主若只欣赏这种所谓的贤能行为，却忽视兵弱地荒的祸患，那么谋取私利的行为就会大行其道，而国家公利也就随之消亡了。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儒家学者凭借文献经典扰乱法律，游侠刺客依靠武力勇猛违犯禁令，然而君主却都以礼相待，这正是社会混乱的根源。那些违反法律的人本应治罪，但众多儒生却因精通典籍而被录用；触犯禁令的人本应受诛，但成群侠客却因充当私人刺客而被豢养。因此，法律所反对的，正是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要诛罚的，正是上位所供养的。法律与私好、上层与下层的价值判断完全相反而没有统一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那样的明君也无法治理好国家。 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於君而曲於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所以践行仁义之人不应得到赞誉，赞誉他们就会损害功业；精通文献经典之人不应受到重用，重用他们就会扰乱法制。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便向官府告发。令尹却说：“处死他。”认为他对君主虽正直，对父亲却不孝，最终判决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竟是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国君作战，三次战斗三次逃跑，孔子问他原因，他回答：“我家有老父，我若战死就无人赡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行，推举他做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竟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诛杀告发者导致楚国奸情不再上达，孔子奖赏逃兵导致鲁国人更容易临阵脱逃。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差异如此巨大，君主既要推崇个人道德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福祉，这必然是无法实现的。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脩行义而习文学。行义脩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 古代苍颉创造文字时，把环绕自我称为“私”，背离私心称为“公”，公私相背的道理，苍颉造字时就已经知道了。如今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一致，这是不明察的过错。那么为个人考虑，没有比修养德行、研习文献更好的途径了。德行修养好就会获得信任，获得信任就能担任官职；文献研习好就能成为名师，成为名师就会显赫荣耀——这都是个人获得的美事。但是没有立功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这样的政治环境必然导致国家混乱、君主危殆。 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所以这些不相容的事情，不能同时并存。奋勇杀敌的将士应该受赏，却又推崇仁慈恩惠的德行；攻克城池的功臣应该封爵，却又信奉兼爱非攻的学说；加固铠甲磨利兵器以防备战乱，却又欣赏宽袍大带的儒服；国家富强要靠农耕，抵御敌人要靠士兵，却又尊崇文献经典的学士；摒弃尊君畏法的良民，却豢养游侠刺客之流。采取这样的治国方针，想要实现国家安定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供养儒生侠客，危难来临却要用披甲战士，国家给予利益的人不是国家要用的人，国家要用的人却得不到利益。因此踏实劳作的人荒废本业，游说空谈的人与日俱增，这就是社会日益混乱的原因。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 况且当今社会所谓的贤能之士，指的是忠贞诚信的品行；所谓的智慧之言，指的是深奥玄妙的论述。这些深奥玄妙的论述，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现在制定民众遵守的法规，却使用上等智者都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普通民众就更无法认知了。所以连酒糟米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去追求米饭鱼肉；连粗布短衫都穿不完整的人，不会期待绣花锦衣。 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閒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 治理国家事务，如果紧急的问题都没解决，那么舒缓的事情就更不该去忙。如今治理国政，民间事务连普通男女都明白的道理不采用，却去追求高深莫测的理论，这恰恰与治国之道背道而驰。所以那些微妙玄通的理论，根本不是民众急需的。 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 至于推崇贤良忠信品行的人，必然会看重诚实不欺的人士。但这些诚实不欺的人，并没有让人不欺诈的特殊方法。平民百姓相互交往，没有丰厚财富互相利诱，没有强大权势互相威慑，所以才需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如今君主处在控制众人的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能够运用权柄来彰明统治手段的明察，即使有田常、子罕这样的奸臣也不敢欺君，又何须等待诚实不欺的人士？ 今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现在忠贞诚信之士不足十人，而国内官职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信之士，那么合格的人就不够官职分配。合格者不足会导致治国者少而乱国者多。所以明君的治国之道在于：统一法制而不追求智谋，巩固权术而不慕求诚信。这样法制不会败坏，群臣也不敢奸诈了。 今人主之於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於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於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乱；行身者竞於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 当今君主听取言论时，只欣赏说话者的巧言善辩而不追究其内容是否得当；考察臣下行为时，只赞誉他们的虚名而不核查实际成效。因此天下众人，那些游说之士都致力于巧言辩说而不切合实用，导致满朝文武都在空谈先王的仁义，政治却难免混乱；修身立世者竞相标榜清高而不讲求事功，致使真正有智慧的人隐退山林，拒绝俸禄不肯出仕，结果军队难免衰弱，政事难免混乱。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礼遇的，都是些祸乱国家的做法。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 如今国内民众都在谈论治国，家家收藏商鞅、管仲的法学著作，国家却越来越穷——空谈农耕的人太多，实际下地劳作的人太少；国内都在议论兵事，家家藏有孙子、吴起的兵书，军队却越来越弱——空谈战争的人太多，实际披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他们的空谈；奖赏他们的功绩，坚决禁止无用的行为。这样民众就会竭尽全力效忠君主。 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耕种需要耗费劳力十分辛苦，但民众愿意去做，是因为可以说：能够借此致富。战争之事非常危险，但民众愿意参加，是因为可以说：能够借此显贵。如今研究文献经典、学习辩说之术，没有耕种的劳苦却能获得财富，没有战争的危险却能得到尊贵，那么谁不愿意这样做呢？结果出现百人从事智识活动而只有一人从事体力劳动的局面。从事智识活动的人多了法制就会败坏，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少了国家就会贫穷，这就是社会混乱的根源。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於法，动作者归之於功，为勇者尽之於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亹，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所以明君治理的国家，没有文献典籍的教条，用法律作为教材；没有先王训诫的语录，用官吏作为老师；没有私斗逞勇的悍行，以战场杀敌作为勇敢。使国内民众，那些言论辩说必须符合法律，劳动耕作必须归于农耕，勇力行为必须奉献军队。因此和平时期国家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强盛，这就称霸天下的资本（王资）。积累起称王的资本，再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越五帝、等同三王的功业，必然要采用这种治国方法。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於内，言谈者为势於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从衡之党，则有仇之忠，而借力於国也。 如今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国内的士人百姓恣意妄为，国外的游说辩士借助外部势力造势，国内外勾结作恶以应对强敌，国家岂不危在旦夕！那些议论外交事务的臣子，不是属于合纵或连横的某一派别，就是怀有个人仇怨而想借助国家力量报复。 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 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国攻打一个强国；而连横，则是侍奉一个强国去攻打众多弱国——这两种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方法。现在主张连横的臣子都说：“不侍奉大国就会遭遇强敌而受灾祸。”但侍奉大国未必有实际保障，反而要献上地图交付主权，呈献玉玺请求军事庇护。献地图就意味着领土削减，交玉玺就意味着名位卑下。领土削减则国家削弱，名位卑下则政治混乱。侍奉大国搞连横未见其利，却已导致失地乱政了。 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 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又说：“不救援小国而去攻打大国就会失去天下信任，失去天下信任则国家危险，国家危险则君主地位卑微。”但救援小国未必有实际效果，反而要出兵与大国为敌。救援小国未必能保全它，而与大国交锋未必没有疏忽，一旦有疏忽就会被强国控制。出兵进攻则军队溃败，退守防御则城池沦陷。救援小国搞合纵未见其利，却已导致土地沦丧、军队败亡了。 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於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於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 因此，那些依靠外国势力得到官位的人，即使国家利益未能实现，自己的封地和厚禄却已到手；那些借助国内权势在国外谋利的人，即使君主地位降低，臣子自己却尊显起来；即使国家领土削减，权贵的私家却富裕了。事情若成功，他们就凭借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若失败，他们就凭借财富退隐安居。 人主之於其听说也，於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砫缴之说而徼悻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 君主听取这些游说之辞时，事情还没成功就给予臣子高官厚禄；事情失败后也不加以惩罚，那么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花言巧语来侥幸博取功名利禄呢？所以国破主亡都是因为听信了这些说客的浮夸虚辞。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君主不明白公私利益之别，不考察言论是否得当，事后也没有坚决执行惩罚。这些说客都宣称：“搞好外交，成效大可以称王天下，成效小也能保证安全。” 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於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於内，而事智於外，则不至於治强矣。 称王天下者，是能够主动进攻他国的国家；而确保安全，则是使别国无法进攻自己。国家强大，就能进攻他国；国家治理得好，就不可能被攻破。国家的治理和强大不能求助于外交手段，而是取决于内政的修明。如今不在国内推行法治术治，却在外交上耗费心机，那就不可能达到治国强兵的目标。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於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於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 俗谚说：“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这句话是说资源雄厚就容易成事。所以治理有序、国力强盛的国家容易制定有效策略，而衰弱混乱的国家难以谋划周全。在秦国推行谋略，即使十次变更也很少失败；在燕国推行谋略，哪怕一次变更都很难成功——并非秦国谋士一定聪明而燕国谋士一定愚蠢，而是因为两国治乱的基础完全不同。 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於从，卫亡於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於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於内而政乱於外，则亡不可振也。 所以周国背离秦国参与合纵，一年就被灭亡；卫国脱离魏国加入连横，半年就遭吞并。这就是说周国亡于合纵，卫国亡于连横。假使周、卫两国放缓参与合纵连横的计划，先严格整顿国内治理，彰明法律禁令，坚决执行赏罚，充分利用地力增加储备，促使民众誓死坚守城池，那么其他国家夺取他们的土地获利甚微，进攻他们的国家伤亡惨重，即使是万乘大国也不敢在这样坚城之下自耗兵力，而让强敌趁机收拾残局——这才是确保国家不灭亡的方法。放弃必然不亡的策略而去干必然灭亡的事，这是治国者的重大失误。在内政上智力困竭，在外交上政策混乱，那么国家灭亡就无可挽救了。 民之故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於敌，退则死於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民众固有的算计，都是趋向安全有利而避开危险穷困。现在让他们去打仗进攻，前进会死于敌人之手，后退会死于军法诛杀，那就很危险了。抛弃私家事务而必须承受征战劳苦，家庭困窘而君主不予过问，那就很穷困了。穷困和危险所在的地方，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去修缮房舍寻求庇护，房舍修缮完备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就能确保安全。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能达到请求，请求达到就能个人安全，个人安全就是利益所在，民众怎能不趋向呢？这样一来，为国家效力的民众就减少，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增多了。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於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英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使商人、工匠等游荡求食的人数量减少且地位卑下，让人民很少从事农耕本业以外的次要行业。当今社会，宠臣的请托风行导致官爵可以买卖，官爵可以买卖那么商人工匠的地位就不低下了；非法牟利的商业活动能在市场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减少。他们聚敛的财富比农民多倍，获得的尊荣超过耕战之士，那么光明正直的人就会减少而贪图暴利的商人就会增多。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於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因此，扰乱国家的歪风邪气表现为：那些学者称颂先王之道，凭借仁义学说，衣冠楚楚而巧言辩说，用以质疑当代法治而动摇君主决心；那些纵横家虚构事实编造谎言，借助外国势力来谋取私利却损害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操守来显扬名声而触犯国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者聚集权贵门下，行贿请托而避开征战劳苦；那些工商之民制造粗劣器具，囤积奢侈物资，伺机牟取比农民更高的利润。这五种人，就是国家的蛀虫。君主若不铲除这五类蛀虫般的人，不培养正直忠诚之士，那么即使天下出现破亡之国、覆灭之朝，也就不足为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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