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谈证据属性 | 证据的“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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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的属性是区分证据与非证据的关键，我国学界存在“⼆性说（” 客观性、关联性）与“三性说（” 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争议，其中“三性说” 被我国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泛接受；证据转化为定案根据需满⾜证明力（兼具真实性和关联性）与证据能力（符合法律规定）两项资格要求。具体而言，真实性强调证据内容与载体的客观存在及真实可靠性，且需注意证据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结合；关联性指证据事实与待证事实的客观实质联系，包含证明性（积极/消极相关）与实质性；合法性则涉及收集主体、程序方法、证据形式合法及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非法证据可能被排除，三者共同构成证据发挥证明作⽤的核⼼前提。

⼀、证据三大核心属性

（⼀）真实性：证据的客观基础与可靠保障

真实性（⼜称“客观性”）是证据的⾸要属性，其核⼼要求是“证据反映的内容与载体均需客观存在，且⾮伪造、变造”。具体可分为两层含义：

其⼀，证据内容的客观性。证据所承载的信息必须是伴随案件发生、发展过程自然遗留的事实，不以任何⼈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例如，在故意伤害案件中，被害⼈的伤情鉴定报告所反映的“伤情程度”，是基于被害⼈⾝体损伤的客观状态得出的结论，⽽非鉴定⼈主观推测；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双⽅签订的书⾯合同所记载的“权利义务条款”，是签约时双⽅真实意思表⽰的客观记录，⽽非事后单⽅修改的内容。即便证据内容与客观事实存在偏差（如证⼈因记忆模糊导致陈述有误），其形成也需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证⼈的错误陈述可能源于记忆偏差，但“证⼈曾⽬睹案件发生”这⼀前提仍需客观存在，如果证⼈从未接触过案件相关事实，其陈述则属于纯粹的主观想象、猜测、臆断，完全违背真实性要求，则应予排除。

其⼆，证据载体的客观性。证据需以可感知的形式存在，且载体来源需与案件事实直接相关。一方面，证据载体需具备“可感知性”——无论是物证（如凶器、赃物）、书证（如合同、书信），还是视听资料（如监控录像、录音），均需以物理或电⼦形式存在，能够被司法⼈员、当事⼈通过视觉、听觉等方式感知。例如，杀⼈凶器“⼑”是客观存在的实物，可通过观察、检验判断其是否留有⾎迹、指纹；监控录像则以电⼦数据形式存储于设备中，可通过播放呈现案件过程。另一方面，证据载体需“来源真实”——载体必须直接源于案件事实，而非无关物品或伪造品。例如，上述“⼑”需是犯罪嫌疑⼈作案时实际使⽤的⼯具，如果是他⼈栽赃的无关刀具，则因载体来源与案件无关，违背真实性要求；再如，电⼦数据中的聊天记录，需是案件当事⼈之间实际发送的内容，如果是他⼈伪造的聊天截图，则因载体虚假⽽丧失真实性。

在司法实践中，对证据真实性的审查本质是“验证证据的可靠程度”。我国三⼤诉讼法均明确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诉法解释》第104条：人民法院应组织当事⼈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质证。具体审查⽅式包括：对物证、书证进⾏痕迹鉴定（如指纹⽐对、笔迹鉴定），确认其是否与案件相关；对证⼈证⾔、当事⼈陈述进⾏交叉询问，核实其内容是否前后⼀致、是否符合逻辑；对视听资料、电⼦数据进行技术检验，排查是否存在剪辑、篡改痕迹。又如，《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7条要求对视听资料、电⼦数据“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审查其真实性”，正是为了通过多角度验证，确保证据真实可靠。

需特别注意的是，“真实性”并不等同于“完全⽆主观性”。任何证据都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结合”——证据事实本⾝是客观的，但对证据的认知与解读需依赖⼈的主观活动。例如，犯罪现场遗留的指纹是客观存在的，但“该指纹是否为犯罪嫌疑⼈所留”“该指纹与案件的关联程度”，需依赖侦查⼈员的提取、鉴定⼈员的技术分析，甚⾄审判⼈员的综合判断；不同鉴定⼈员可能因技术⽔平、经验差异，对同⼀指纹作出不同鉴定意见；不同审判⼈员也可能因对证据的解读不同，得出不同的事实认定结论。这种主观性是认识活动的必然结果，但也可能导致事实认定偏差——因此，司法实践中需通过规范证据收集流程（如要求鉴定⼈员具备法定资质、提取证据时需有⻅证⼈在场）、强化证据质证程序（如允许当事⼈对鉴定意⻅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最⼤限度减少主观性对证据真实性的影响。

（⼆）关联性：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实质联系

关联性是证据能够发挥证明作⽤的关键，其核心定义是“证据事实与案件待证事实之间存在客观的、实质性的联系，能够对案件事实的成⽴与否产⽣证明效果”。关联性分为为“证明性”与“实质性”两⼤要素，两者共同构成关联性的完整内涵。

首先是“证明性”，即证据的存在能够使待证事实的成⽴概率发生变化——要么使待证事实更可能成立（积极相关性），要么使待证事实更不可能成立（消极相关性）。积极相关性的典型案例如：在盗窃案件中，犯罪现场提取到的被告⼈脚印，能够证明“被告⼈曾出现在案发现场”，进⽽为“被告⼈实施盗窃⾏为”提供间接⽀持，使该待证事实的成立概率升⾼；在借款纠纷案件中，原告提供的转账记录能够证明“原告曾向被告转账”，为“双方存在借款关系”提供直接证据，同样属于积极相关性。消极相关性的较典型案例：在抢劫案件中，证⼈提供的“案发时被告⼈在外地出差”的证言，能够直接否定“被告⼈实施抢劫行为”的可能性，使该待证事实的成立概率降低；在商标侵权案件中，被告提供的“其使用商标已获得合法授权”的证明，能够否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待证事实，也属于消极相关性。

司法实践中，积极相关性与消极相关性的证据需得到同等重视——若仅关注积极证据，可能忽视无罪或无责证据，导致冤假错案；若仅关注消极证据，可能遗漏犯罪或侵权事实，放纵违法者。例如，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法》要求侦查机关“既要收集犯罪嫌疑⼈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收集犯罪嫌疑⼈⽆罪、罪轻的证据”，正是对两种相关性证据同等重视的体现。

其次是“实质性”，即证据需与案件的“关键争议事实”直接相关，能够证明诉讼双⽅争议的核⼼问题。判断证据是否具备实质性，需结合案件的“待证事实类型”——待证事实通常是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事实，例如，抢劫罪的待证事实包括“被告⼈是否实施了暴⼒胁迫⾏为”“是否劫取了他⼈财物”“被告⼈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等；买卖合同纠纷的待证事实包括“双⽅是否签订合法合同”“卖⽅是否履⾏交货义务”“买⽅是否⽀付货款”等。若证据⽆法证明上述核⼼事实，则不具备实质性。例如，在抢劫案件中，“被告⼈平时不务正业”的陈述，仅能反映被告⼈的⽣活状态，⽆法证明“被告⼈是否实施抢劫⾏为”这⼀核⼼待证事实，因此不具备实质性；⽽“证⼈⽬睹被告⼈对被害⼈实施暴⼒并劫取财物”的陈述，直接证明了抢劫罪的客观要件事实，具备明确的实质性。

理解关联性还需把握三个关键原则：⼀是“关联性的客观性”——证据与待证事实的联系需客观存在，不能依赖司法⼈员的主观臆断。例如，不能因“被告⼈与被害⼈存在私⼈⽭盾”就推定“被告⼈实施了犯罪⾏为”，⽭盾本⾝与犯罪⾏为之间⽆客观联系，需有其他证据证明⽭盾与犯罪的关联性；⼆是“关联性的逻辑性”——证据与待证事实的联系需符合逻辑规则，排除表⾯关联。例如，“被告⼈贫困”与“被告⼈实施盗窃”之间⽆逻辑关联，贫困既⾮盗窃的充分条件（贫困者未必盗窃），也⾮必要条件（盗窃者未必贫困），因此两者仅为表⾯关联，不具备证据意义上的关联性；三是“关联性的独⽴性”——关联性以真实性为基础，但并⾮真实性的附属品。具备真实性的证据未必具备关联性（如案发现场的⼀块普通⽯头，虽客观存在，但与案件无关），具备关联性的证据则需以真实性为前提（若证据本⾝虚假，即便与待证事实相关，也⽆法发挥证明作⽤）。

（三）合法性：证据的法律边界与程序保障

合法性是证据的“法律属性”，其核⼼要求是“证据的收集主体、程序⽅法、形式及查证过程均需符合法律规定”——即便证据具备真实性与关联性，若违背合法性要求，仍可能被排除，⽆法成为定案根据。⽂档将合法性具体分为四个层⾯：

第一，收集证据的主体合法。只有具备法定资格的主体，才能收集证据，⾮法定主体收集的证据不具备证据能⼒。例如，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的办案⼈员（需持有法定执法证件）有权收集证据，普通公⺠若未经授权擅⾃收集他⼈隐私信息（如安装窃听器获取的录⾳），即便内容真实、与案件相关，也因主体不合法⽽被排除；在⾏政诉讼中，只有⾏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依法收集的证据，才能作为认定⾏政⾏为合法的依据，若为⾏政机关⼯作⼈员私下收集的证据，同样因主体资格瑕疵⽽⽆效。

第二，收集证据的程序与方法合法。这是合法性的核心内容，也是⾮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适⽤对象——法律严禁以⾮法⼿段收集证据，以保护公⺠的⼈⾝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明确规定：“采⽤刑讯逼供等非法⽅法收集的犯罪嫌疑⼈、被告⼈供述和采⽤暴⼒、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证⾔、被害⼈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政诉讼法》第43条第3款也规定：“以非法⼿段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实践中， “非法程序与⽅法”包括刑讯逼供（如殴打、体罚）、暴⼒威胁（如威胁证⼈家⼈安全）、非法搜查（如未经批准搜查公⺠住宅）、非法扣押（如扣押与案件⽆关的财产）等。例如，侦查⼈员对犯罪嫌疑⼈严刑逼供获取的供述，即便内容真实，也因⽅法违法而被绝对排除；行政机关未经当事⼈同意，私⾃录制的谈话录音，也可能因程序违法而丧失证据能⼒。

第三，证据的形式合法。证据需符合法律规定的种类与格式要求：一方面，证据种类需在法定范围内——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事诉讼法》第66条、《⾏政诉讼法》第33条分别明确了各⾃诉讼中的证据种类（如刑事诉讼中的“鉴定意⻅”、⺠事诉讼中的“电⼦数据”），若证据不属于法定种类（如测谎仪报告、星座分析结论），则因形式不合法⽽⽆法被采纳。另一方面，证据格式需符合规范——不同证据种类有特定的形式要求，例如，鉴定意见需由鉴定⼈签名并加盖鉴定机构公章（《刑诉法解释》第85条规定，鉴定意⻅缺少签名、盖章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书证需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可提供复印件，但需经核对无误）；证⼈证⾔需由证⼈签名确认，并注明出具⽇期。若证据格式存在瑕疵（如鉴定意⻅⽆鉴定⼈签名、书证复印件未核对），可能被认定为“瑕疵证据”，若⽆法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仍需被排除。

第四，证据需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证据只有通过法庭调查程序的审查，才能作为定案根据——这是司法公开、公正的基本要求。具体而言，证据需在法庭上当庭出示，由当事⼈进行辨认、质证（包括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提出异议），法官结合双方质证意见对证据进⾏审查判断。例如，证⼈需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的交叉询问；鉴定⼈需出庭说明鉴定过程与依据，回答当事⼈的疑问；物证、书证需当庭展示，由当事⼈确认是否为原件。若证据未经过当庭质证（如法官私下查阅未出示的材料），则因违背法定查证程序，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二、三大属性的协同作用与司法价值

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并⾮孤⽴存在，⽽是相互依存、协同作用的有机整体：真实性是基础——若证据虚假，即便具备关联性与合法性，也无法反映案件事实；关联性是关键——若证据与案件⽆关，即便真实、合法，也无法发挥证明作用；合法性是保障——若证据违法，即便真实、相关，也会因侵犯权利、违背程序正义⽽被排除。三者共同构成证据转化为定案根据的前提，也是司法机关认定事实、作出裁判的核⼼依据。

从司法实践来看，对证据三性的严格审查，不仅是实现实体正义的保障（确保裁判基于客观事实），更是维护程序正义的关键（防⽌司法权⼒滥⽤、保护公⺠基本权利）。例如，通过审查真实性，避免虚假证据导致冤假错案；通过审查关联性，防⽌⽆关证据⼲扰裁判方向；通过审查合法性，杜绝刑讯逼供等非法⾏为，维护司法公信力。可以说，证据三性的理论与实践，是我国证据法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推动司法公正的重要⽀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