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概览（077：韩琦《行楷信札卷》）

No077：韩琦《行楷信札卷》

韩琦《行楷信札卷》是北宋名臣韩琦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距今有千年历史，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该卷由两封书信《信宿帖》《旬日帖》及后世十三段题跋合裱而成，纵30.9厘米，横867.5厘米，展现了北宋书法艺术与士大夫文化的精髓‌。

韩琦（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被誉为“社稷之臣”‌。《宋史》记载他“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人谓之“富韩”。欧阳修赞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20岁时考中进士，名列第二，史称其“弱冠举进士”，从此走上了仕宦之途。他历任通判、推官、右司谏、安抚使等职，庆历新政时期在朝任枢密副使。

在担任谏官的三年间，他敢于犯颜直谏，多次举荐贤良，他的谏言多被朝廷采纳，尤其以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副宰相）韩亿、石中立四人，位居高位却玩忽职守、劣迹斑斑，引得朝野上下议论纷纷，百姓怨声载道。韩琦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疏，指责四人平庸无能，痛陈大宋八十多年的太平根基决不能任由平庸的臣子肆意毁坏。仁宗看后深受触动，一天之内，将当朝权力最大的四位重臣同时免职，朝野震惊，韩琦也因“片纸落去四宰执”而名扬京师。戍边卫国：宋夏战争爆发后，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颇有声望，人称“韩范”。当时，边疆传颂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勤政爱民：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判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河北地震，黄河决口，民居房屋倒塌大半，民不聊生，大批灾民流离失所，宋神宗赵顼派韩琦前往。韩琦晓谕灾民返乡，又采取了开仓分粮等一系列救灾安民的措施，帮助灾民恢复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逐步渡过难关。韩琦在大名府主政四年间，频遭水旱蝗之灾，他殚精竭虑，多方为民请命、治河修渠、建仓储粮、灭蝗除害、劝课桑农、赈济安抚，在他的精心治理下，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深受民众拥戴，并留下了许多令人称颂的故事。韩琦不仅是北宋时期一位贤相，还是著名的词人。他的“词气典重，敷陈剀切，有垂绅正笏之风”，为诗不事雕琢，“蕴蓄既深，故直抒胸臆”，得自然高雅之意。他主政大名府时，常在政暇之余，与身边的强至、沈唐、王岩叟、赵君锡、钱昌武、宋适、唐垧等僚佐文人进行宴饮游从，雅集唱酬，诗酒行乐，还与退居颖州的欧阳修诗笺往来，互相期许。

北岳庙-韩琦碑楼

北岳庙韩琦碑楼-《大宋重修北岳庙之记碑》碑文

韩琦曾连上8道奏折请辞，直到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神宗才同意他回判相州，但仍带职行事。听说韩琦离任，大名府百姓遮道攀留，数日后才得以离开。之后，大名府民众感其恩德，敬其人品，在熙宁禅院内为其建立生祠，塑像供奉。熙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1075年8月8日），韩琦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宋神宗“素服哭苑中”，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特赠尚书令，赐谥号“忠献”，配享宋英宗庙庭。卒后九年，司马光亲自为韩琦撰写了《北京韩魏公祠堂记》，立于大名府魏公祠。明朝以后，大名人民又把韩琦奉入五贤祠，与唐代的狄仁杰，宋代的寇准、文彦博、欧阳修一同祭祀。

《信宿帖》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韩琦在家乡相州任职，并于相州修建园林，其中一园名“昼锦堂”。十余年后，韩琦回朝任宰相，此时欧阳修在任副相，二人共朝为官，关系密切。韩琦请欧阳修为昼锦堂撰文，欧阳公应其所求，写成《相州昼锦堂记》。此文后世作为名篇，入选《古文观止》，至今传颂。《信宿帖》便是韩琦为谢欧阳公作《相州昼锦堂记》一文而书。《信宿帖》中韩琦不仅对欧阳修的文章赞不绝口，赞其“势不可御”，同时也谦虚地表示《相州昼锦堂记》对自己“褒假太过”“而不能自安”。全文用字凝练但笔意浑厚，这封信只是韩琦、欧阳修“神仙友情”的一个缩影，二人同为北宋名臣，在政见、文学、处事上都意趣相投，交往十分频繁，在《欧阳修全集》中保留下来的《与韩忠献王稚圭》的书信就有46封之多。韩琦在《安阳集》中也存与欧阳修往来的诗文数首。南宋朱熹的《名臣言行录后集》卷一载：“（韩琦）晚与永叔相知而相亲最深。永叔深服公之德量，尝曰：'累百欧阳修，何敢望韩公？’（韩琦）公曰：'永叔相知无他，琦以诚而已。’”《相州昼锦堂记》和流传至今的《信宿帖》亦是二人友谊的见证。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韩琦反其道而行之，将自己的宅院命名为“昼锦堂”。这并不是炫耀自己富贵归乡，是希望州治之民知道自己之所以能衣锦还乡是蒙受国家、君主之恩，表达了自己报国为民的决心。

《昼锦堂记》碑刻

《信宿帖》全文：
琦再拜启，信宿不奉仪色，共惟兴寝百顺。琦前者辄以《昼锦堂记》容易上干，退而自谓，眇末之事不当仰烦大笔，方夙夜愧悔，若无所处。而公遽以记文为示，雄词浚发，譬夫江河之决，奔腾放肆，势不可御，从而视者徒耸骇夺魄，乌能测其浅深哉？但褒假太过，非愚不肖之所胜，遂传布之大，恐为公文之玷，此又捧读惭惧而不能自安也。其在感著，未易言悉，谨奉手启，叙谢不宣，琦再拜启参政侍郎台座。

《信宿帖》白话释文：
韩琦再次拜启，两个晚上没有见到您的面容了，希望您起居一切顺利。我之前轻率地拿《昼锦堂记》的事情来打扰您，事后我自己觉得，这等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应当劳烦您这样的大文豪来撰写。我日夜都在惭愧后悔，不知道如何是好。而您很快就把记文给我看了，您那雄浑的文辞如江水般滔滔不绝地抒发出来，就像江河决口，奔腾放纵，气势不可阻挡。我读的时候只觉得惊心动魄，哪里还能测度这文章的深浅呢！只是您对我的褒奖实在是太过了，不是我这样愚笨无能的人所能承受的，这篇文章要是流传得太广，恐怕会成为您文章的瑕疵，这又让我捧着文章惭愧恐惧而不能安心。我内心的感激之情，不是轻易就能用言语说尽的。恭敬地奉上这封手书来表达谢意，不再一一详述。韩琦再次拜启。

《信宿帖》以楷书书写，雄劲端重，丰腴俊逸，极具颜筋柳骨的特点，彰显了庙堂之气，这也与素以刚正、耿直而著称的韩琦为人作风一脉相承。韩琦曾言：“余暇则喜书札，素爱颜鲁公书，而加以遒健，自成一家，端重刚劲，类其为人。”陈荐撰写的《韩琦墓志铭》中云：始好颜文忠公书，至晚年，笔势老劲，自名一家。”陶宗仪的《书史绘要》也有记：“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举进士，官至右仆射，封魏国公，谥忠献，后赠魏郡王，工正书，师颜鲁公而颇露芒角。”清人叶昌炽所撰的《语石》记：“文潞公与韩魏公皆学颜，而韩为优。”文彦博也曾在诗中称韩琦的字是师法颜体，而且将颜真卿与唐代的柳公权和虞世南做比较，认为颜字要高出柳、虞二人许多。此类比较在苏洵处也有，他在《嘉祐集》的《颜书十四韵》一诗中云：“虞柳岂不好，结束烦馽羁。笔法未离俗，庸手尚敢窥。”朱熹将韩琦的书法与王安石的书法作对比，认为韩琦的字端严谨重。见字如人，故知韩琦也是“胸中安静详密，从容和豫”之人。种种记载皆显示，韩琦书法是以颜体为宗，且在当时也是名重一时，引领潮流的书家。

《旬日帖》《旬日帖》与《信宿帖》联装为《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此帖因字迹大多漫漶不清，难以辨识具体内容，仅能从首句“旬日”二字得名‌。该帖为纸本墨迹，纵30厘米，横40厘米，采用宋代典型砑花笺纸书写，‌因字迹模糊，仅能辨识零星文字，如“旬日”“遒劲”等，推测可能为韩琦致杜衍的信件，但尚无确证‌。清代学者王鸿绪在札后题跋中称，清康熙时期，该帖仅有一句勉强识得，即 “某公旬日前得手书，虽云近苦多病，勉强亲笔，而草隶遒劲，虽少年所不能及”。此句首字虽残，王鸿绪依稀辨认出仅存的右半墨迹为 “土” 字，他因此猜测此字为 “杜” 字，故推测这封信是韩琦写给杜衍的。

递 藏 经 历《信宿帖》和《旬日帖》作为法书名帖流传后世，被历代藏家珍藏赏玩。最初可能藏于收信人及其家族，后因战乱颠沛流离，元代中后期流入契丹贵族石抹家族，之后石抹继祖赠予韩琦后人韩诚之，长期由韩氏后人保存。清初流入北京文物市场，被收藏家高士奇购得，列入 “永存秘玩上上神品”；高士奇故去后，经王鸿绪之手（或其后人）献入清宫，经乾隆、嘉庆、宣统三位皇帝鉴赏，并钤盖皇家鉴藏印。1924 年随溥仪离开紫禁城，藏于伪满洲国皇宫小白楼；1945 年日本投降后流入东北文物市场，后辗转至贵州；1964 年由贵阳市政府交拨贵州省博物馆收藏，2012 年被列入《第二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书画类）》，受到国家重点保护。卷后跋文也能印证递藏经历，跋文作者依装裱顺序为元代的蔡景行、泰不华、杨敬德、祝蕃、班惟志、李齐、张圣卿、李懋、陈梁和清代的王鸿绪、高士奇。元代九人皆为以文章节义著称的元时名士；清代二人（王鸿绪、高士奇）为清康熙皇帝近臣，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和鉴藏家。《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上除题款人的姓名、字号印外，还有数方鉴藏印。《信宿帖》上钤有乾隆六玺（疯狂点赞），及嘉庆皇帝、宣统皇帝二位帝王的鉴藏印。除三外帝王的鉴藏印信外，《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通篇都钤有清代著名的书画鉴藏家高士奇的鉴藏印。“三希堂精鉴玺”朱文长方印

“石渠宝笈”朱文长方印

“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圆印

“宣统御览之宝”朱文圆印

全 卷 跋 文《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后的十三段题跋也相当有价值，特别是元代九个人的十段题跋。元代流传下来的文人书法墨迹不多，这九个人的题跋里有行书、楷书、隶书、草书，补缺了元代书法史的一些空缺。同时，元代写下题跋的九个人身份多元，有朝廷高官，也有民间处士，有汉人，也有色目人，他们交织在一起，互为诗友，让今人得以看到元代文人交往的缩影。卷后还有清人王鸿绪和高士奇的题跋，他们是康熙的近臣，在书法上呈现的风格是恭谨有余而个性不足，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清代对官方书法的要求和提倡。

《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全卷正文、印章和跋文（含注解和跋文释读）
蔡景行（元代举人）跋：“忠献平生立朝，大节勋业之盛，炳炳照映穹壤，为一代伟人，故不必赘陈矣。至于天性清简，一无所好，惟家藏图笈数万卷，每卷尾必题曰：'传贤子孙，信乎？子孙之贤而后可传于永久也今观二帖银钩铁画，出入于唐贤颜柳之间，其端重刚劲，类乎为人。百世之下见者肃容瞻慕焉。元帅萧侯珍藏既久，闻公嫡孙诚之，笃学好修，克绍乃祖风烈，遂不远千里以奉之。忠献在天之灵，殆非偶然者。诚之其贤子孙哉，二帖之传当不坠先志携李。” 款：“蔡景行拜手书”；钤 “蔡氏恒之”“忠意后人” 二朱文方印。

蔡景行跋文

泰不华（色目人，元至治元年进士。擅书法，曾任奎章阁学士）跋文：诚之广文出先世魏公所书二帖见示，端谨遒劲，得颜鲁公法为多。垂绅正笏，端居廊庙之气，蔼然见于纸墨间。。。

杨敬德（历官翰林应奉，泰定三年为江浙儒学提举）两段跋文。其跋文内容为：“萧元帅北野相君藏-- 矣，未尝出以示人，以诚之敦厚长者，特还以合浦之珠，克获旧物，岂不为韩氏庆乎。”“话及魏公真迹，乃继祖四年前所遗诚之之物。”
跋后款为至顺癸酉六月四日，即元至顺四年（1333）。杨敬德的跋文提到了韩琦信札此前为萧元帅北野相君所藏，后赠予韩诚之一事。

祝蕃（元朝官员）跋文：“魏公相业煌煌在简册间，固不待翰墨而后传。二帖笔意浑厚，虽粉墨漫漶，犹奕奕有生气。流亡抚字数语，蔼然仁义之心，其克终令名宜矣。万户萧君以韩广文为公裔孙而归之，且勉其见手泽而发孝思，盖期以绳祖武也。广文气岸魁然，神采焕发，充其所学，讵可量哉！他日当不愧此帖。至顺改元冬十一月廿又四日，上饶祝蕃谨题。”

班惟志（元代，曾任常熟知州）跋文（中间位置）：“战六国臣几何独子房为韩报，千百世下，窅无所闻，天复以韩忠国，其于天道周复元始。世昧于屈强，岂能博通天人之道也。予于忠献公有感焉。天耶？人耶？感而遂通，互相为黄钟之律，尘世不可得而知也，因缀数语：四时行在天何语，片云四海成霖雨。将谓不能军，近安无一人。归来仪百揆，骑虎寻常耳。多少窅无闻，千年兰玉孙。恕斋、班惟志漫书。”

李齐（元统元年进士第一）跋文：“流亡抚字宰相之所当用心也，魏国公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如泰山之安，因是一语而可以类推矣，徒以翰墨论也。”

张圣卿（元代）跋文：“魏公立朝谋国之大节，固不待缀辞也，今其遗墨虽不多见，寸金片玉谁不宝袭。。。”

李懋（元至顺元年进士）跋文：“晋唐诸名贤，墨妙天下所共宝，然其存者不数本，苟或出售，人争购之，虽几百千缗在所不较，外此则漫不加意，慕名之习，壹至于此。天台萧侯，说礼乐而敦诗书者也，英贤札翰，靡所不畜，其仰止高山之意深矣。堂堂魏公，亘古几见，诵其遗言余论，犹足使人感慕而兴起，况夫手泽之华然者，珍藏熟玩，不犹愈于徒尊字画之工哉！萧侯不惟宝藏之而已也，又能推锡类之心，割所爱以奉公之耳孙诚之，诚之载拜登受，憙而后可知也。意者神物护持，知诚之与侯善，故假手于侯以归之耳。不然，何以得之有其道如此也。二帖前后凡四十三字，粉墨磨灭，才可见者已十之三，宝之宝之！诚之又以萧侯手书并装于帖后，以无忘所自得，是亦宜书。”
款：“至顺辛未立春日，中山李懋端肃瑾跋。”

陈梁（元代）跋文：“韩夫子执政三朝，相业端正。。。相字如相人，此札笔笔正锋，有一些邪气否？其藏锋锷于不见，可以想其慎重持国。”
陈梁落款为 “陈梁拜观于小寒山”，由此可知其题此跋时正在台州。根据高士奇跋文中 “所存九跋，率元时钜公，以文章节义传者”，可推断陈梁为元代人。

王鸿绪（清代康熙时期官员）跋文：原文略去。
高士奇（与王鸿绪同为康熙近臣）跋文：“有宋故多名臣，其间出入将相身系天下之安危，而复能以文采照后世者，则范文正、韩忠献二人为称首。方是时，西夏数用兵，二公以帷幄重臣出总戎机，日不暇给。忠献定策两朝，典政最久，□于翰墨之事，不复留意。今所流传笔札，字画端谨，结构精密，若燕居无事，从容而出之者。虽书法专家□以过焉。因想见古大臣居心凝重，事无论钜细，罔有慢易欲速，率意以为之者。柳诚悬心正笔正之说，殆不虚矣。往余得文正二札，宝之箧笥。甲戌十月，蒙召再至京师，复得忠献遗迹，喜不自胜。按吴郡朱存理《铁网珊瑚》书品载，有忠献二帖，一为《乞欧阳文忠记昼锦堂札》，一为《记成谢文忠札》。今止后札存，而另以一束并之，虽纸墨漫漶，字法实出一手。御史大夫王俨齐先生玩索偏傍，断是与杜祁公赤牍，先生精鉴博雅，当非妄语。又按书品后有晦公跋语，惜不可得所存九跋。率元时钜公，以文章节义传者，但诸跋内有抚字流亡之语，而二帖中无此，岂更有一帖，令失之耶。自古能书者不少，非其人品事业卓卓可纪，只一艺耳。若二公者，与日月争光可也。忠献凡三领相州，所与文忠书年月前后，俨齐先生考据甚口，余故不复赘云。”

韩琦《行楷信札卷》是兼具书法艺术、历史文献与人物研究价值的珍贵文物。一、书法艺术价值：作为北宋名臣书法代表，字迹端谨精密、结构规整，尽显 “心正笔正” 的古大臣气度。打破 “名臣重事功轻翰墨” 的认知，其从容不迫的笔致可与专业书家媲美，是宋代楷书与行楷过渡阶段的重要实例。
二、历史文献价值：信札内容涉及韩琦与欧阳修等北宋名人的交往，直接反映当时朝堂互动与文人往来实况。元明清多位学者的跋文（如高士奇、王鸿绪等），构成完整的流传脉络考证，为书画鉴藏史研究提供一手资料。
三、人物与文化价值：信札与跋文相互印证，立体呈现韩琦 “定策两朝、典政久长” 的名臣形象，印证其“居心凝重、事无慢易” 的处事风格。
承载北宋 “文臣主政、文武兼修” 的文化特质，是人品与艺品结合的典型，远超单纯书法作品的意义。
韩琦《行楷信札卷》全卷（横屏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