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荐语 关注+星标 “Political理论志” 不错过社会科学前沿精彩信息哦 欧洲内外的历史国家形成  摘要: 国家形成是比较政治学的一大核心议题。在最富影响力的文献中，有很多聚焦于近代早期欧洲在政治上高度分裂的情境，在这里战争促发了国家巩固和代议制、税收等制度。近来，学者扩充了这一视角，强调替代性竞争形式、国家间的合作、模仿、以及好战的统治者之外的多元社会行为体对国家建设的影响。本文作者回顾了一系列新近研究，发现不论是在欧洲内外，经典的战争形成论只是带来国家巩固的一个路径。本文将关注点转向地理环境的重要性，以及有关国家—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政治体对区域及全球经济体系的参与方式对国家形成的影响等方面的新洞见。 作者简介: Lisa Blaydes，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 Anna Grzymala-Busse，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
Blaydes, Lisa and Anna Grzymala-Busse. 2025. “Historical State Formation within and beyond Europe,” World Politics, Vol.77, 75th Anniversary, pp.205-222.   本文作者：Lisa Blaydes和Anna Grzymala-Busse 比较视野下的欧洲经验 尽管对国家形成进行全面理解的第一步，在于对欧洲的经验进行批判性地背景化（contextualization），并纳入具有显著不同政治环境的世界地区的经验 。传统理论将欧洲的政治分裂（political fragmentation）视为国家形成的“关键前因”，认为这种多中心性（political polycentrism）导致了统治者之间的持续竞争，并迫使未能有效应对战争威胁的国家消亡。新的比较视角揭示了外部威胁的性质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根本差异。在政治分裂程度较低且孕育出传统国家的地区，例如中东和中国等，国家间冲突并非统治者面临的持续性外部威胁。这种威胁结构的不同，导致了这些地区倾向于通过本土精英的向内征服（如中国）或外部招募精英的向内征服（如中东），而非通过解决国家间战争问题，来塑造其国家形态。 又如，在既分裂又人口密度较低的世界地区，如美洲或非洲大陆，这些地区普遍倾向于政治分裂，但同时人口密度较低，这限制了冲突的威胁，从而阻碍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在这种环境下，“控制人”（control over people）可能比“控制土地”（control over land）更为重要。由于新兴国家之间缺乏持续的互动，它们缺乏动力去建立形成有凝聚力和中央集权国家所需的机构。因此，能够促成效仿（emulation）或合作（cooperation）的竞争性制度形式也较少。对于美洲而言，部分原本人口密集的地区也因为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期间的疾病传播而导致人口锐减，摧毁了与帝国国家相关的原有聚居人口。 国家形成的地理根源 在本地理因素在塑造国家的规模和形态方面被重新重视。Jared Diamond（1997）提出的“破碎土地”（fractured land）假说被学界广泛讨论和检验。他认为，像欧洲这样被高山和茂密森林分隔的地区，自然倾向于政治分裂，难以形成大型统一的国家。Walter Scheidel（2019）甚至认为罗马帝国在欧洲的规模和范围是一种异常现象，后世未曾重复。相反，中国的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冲积核心地带（alluvial core lands）提供了富饶的农业区，这种地理同质性有利于单一政体的政治主导和统一。Jesús Fernández-Villaverde（2023）及其同事的实证模型支持了这一观点，表明地形和土地生产力的差异可以解释欧洲的政治多中心性和中国的统一性。 Dincecco & Wang（2018）指出，地理因素也直接影响了冲突的类型和国家演变的方向。欧洲的地理分裂与外部导向、全方位的国家间冲突（externally oriented interstate conflict）相一致。中国的高度政治集中，使政治冲突主要表现为内部的叛乱或内战。外部威胁是单向的，主要来自草原游牧民族。Peter Turchin（2009）发现，一个国家毗邻草原边境（steppe frontier）与其欧亚大陆大型帝国的出现之间存在强相关性 。这种特殊的地理挑战和威胁，也影响了新技术的采纳：Kenneth Chase（2003）认为，易受游牧民族侵扰的地区未能迅速有效地掌握火器技术，因为火器对游牧民族的骑兵相对无效，这可能在后来的全球扩张和征服中使这些地区处于不利地位。 管理“化外”（unruly）的社会 经典的战争范式倾向于将国内制度视为应对战争紧急状态的功能性产物或无意副产品。然而，新的研究指出，许多关键的国家建设机构的出现和发展，实际上是由非战争机制和解决内部社会-政治问题的需求驱动的。 在欧洲，政治多中心性伴随着重叠和分裂的主权形式，即Gianfranco Poggi（1978）所描述的“封建无政府状态”。新兴国家面临着遏制“男爵的不服从”和在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之间进行竞争的强烈动机 。圣地十字军东征（Holy Land Crusades）被Lisa Blaydes和Christopher Paik（2016）视为欧洲从分裂向中央集权过渡的关键转折点。这种“远距离战争”通过以下方式推动了国家形成：（1）土地市场化：十字军东征对资金的巨大需求，促使贵族出售或抵押其封地，从而打破了旧有的依附关系，加速了土地市场的出现。（2）贵族权力削弱：这种资产货币化和转移极大地削弱了中世纪土地所有者的政治权力和财富。（3）财政创新：统治者为了资助自己的远征，被迫在皇家税收（royal taxation）和国家汲取能力（state extractive capacity）方面进行创新。 更重要的是，许多与新兴国家相关的核心机构，如法院和议会，实际上在十二和十三世纪的中世纪盛期就已兴起，远早于十六、十七世纪军事革命之后的昂贵战争。（1）司法与法治：中世纪晚期的政治权威关键在于提供法治（law and order）和司法公正（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国王努力从男爵手中夺取司法权，使法院成为集中权威和征收税费的重要机构。（2）议会的起源：中世纪议会的黄金时代始于十三世纪，它们最初的功能是伸张正义、使国王合法化，并对税收和其他皇家政策表示同意。Deborah Boucoyannis（2021）强调了中世纪议会作为正义裁判（provide justice）机构的作用。 将视角转向欧洲之外，David Stasavage（2020）强调了欧洲国家与穆斯林社会或中华帝国在国家-精英关系上的独特性。在伊斯兰王朝中，奴隶士兵的使用促进了国家权力的巩固，构成了与欧洲路径显著不同的替代性国家建设途径。J. C. Sharman和Ayşe Zarakol（2023）称之为“奴隶即国家”（slaves as the state）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人类历史的漫长时期内，是中东、非洲和亚洲常见的一种国家建设策略。然而，这种模式被认为产生了相对脆弱的政治权力形式，往往与统治者高频更迭相关.在政治上更为集中的中国，国家建设策略依赖于管理地理上分散的社会群体。王裕华（2022）的研究表明，中央精英网络的配置对于权威的性质和稳定性至关重要：如果中央精英与地理上广泛的社会群体相连，则会产生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精英只与地理上邻近的区域相连，政治就会被分割；如果中央精英与社会群体脱节，国家则容易受到内部叛乱和外部入侵的冲击。中国科举制度（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的重要性也获得了经验支持，被认为有助于维持国家机构的稳定（Huang and Yang 2022）。 合作、模仿与贸易 国家形成并非总是一个充满敌对冲突的过程。新的研究强调，合作、制度效仿以及贸易等形式的经济参与也扮演了关键角色。 Avidit Acharya 和 Alexander Lee（2018）将相互承认边界的体系称为“国家卡特尔体系”（cartel system of states），这是一种在本土垄断者之间合谋性地承认领土主权的体系。尽管冲突可能短暂爆发，但卡特尔最终会回归长期的合作。此外，国家形成也被视为解决共享经济制度（如灌溉农业）协调问题的方案（Allen et al 2023）。 成功的治理模式可以在政治实体间观察、学习并采纳。Joseph Strayer（1970）认为，天主教会为新兴国家提供了有意义的治理模型。Anna Grzymala-Busse（2023）详细描述了这些实践和规范如何通过受过训练和有文化的教士向各个王室法院迁移而得以扩散，教会提供了法治、税收、代议制和皇家行政的制度模板。 在东亚，制度扩散的重要性超越了欧洲。Chin-Hao Huang 和 David Kang（2022）描述了东亚的国家形成：日本和韩国精英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有意识地效仿了中国的治理模式（包括法律、军事征兵、税收实践和教育系统），目的是提升政治精英的权威和声望。鉴于中华帝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东亚地区的基本组织原则是等级制（hierarchy），而非欧洲的主权平等（sovereign equality）。 经济驱动的视角近年来也极具影响力，特别是全球贸易和借贷对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Didac Queralt（2022）提出，发展中国家能够转向欧洲信贷机构寻求主权贷款（sovereign loans），使得统治者可以绕过国家发展过程中财政能力建设的关键阶段。换言之，在国家建设的早期阶段易于获得信贷，反而导致了国家能力的削弱。Sebastián Mazzuca（2021）将拉丁美洲描述为一个成功国家形成但在国家建设方面失败的案例，认为对贸易的依赖意味着周边精英未能有效融入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行政机构。相反，Ryan Saylor（2014）则认为出口导向型贸易是拉丁美洲国家形成的基本驱动力，使经济精英能够提供公共产品。 文章也关注了殖民国家建设的复杂性。殖民者强加的行政和法律形式，如菲律宾的地方分权官僚机构（decentralized bureaucracy）和印度的中央集权官僚机构，与土著结构发生互动。例如，Diana Kim（2020）和 Pavithra Suryanaryan（2016）的研究表明，地方官员和高种姓精英在殖民地背景下，对于塑造国家官僚机构和税收能力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文章指出，对于前殖民地状况如何与殖民地经历相互作用并产生后殖民地国家建设结果的问题，仍存在重要的知识空白 。这部分是由于当前的比较文献更多关注那些受殖民程度较轻的地区（如中国和中东），而较少关注受殖民较深的地区（如拉丁美洲、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对于南亚、非洲或美洲前殖民地帝国（如阿兹特克和印加）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结论 近期学术界对欧洲国家形成的重新审视，如十字军东征和中世纪司法制度的作用，以及将视角扩展到非欧洲地区的奴隶士兵和精英管理策略，共同绘制出了一幅更为广阔的图景。总而言之，新的研究方向正在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熟悉的概念参照点：战争的影响可以通过比传统理论假设的更广阔的渠道运作；合作（cooperation）——而非冲突——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制度效仿（emulation）是国家形式跨政体传播的关键机制。这些新的研究线索共同表明，历史国家形成的路径是多样且复杂的 ，仍有广阔的领域等待学界进一步探索。 编译｜DZ 审核｜Mono 终审｜一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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