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战争并非总是源于敌意，有时反而是为了“结交朋友”。本研究揭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机制：潜在盟友为了打消未来伙伴的“弃约疑虑”，可能会通过对第三方采取更强硬或更妥协的姿态来展示自身的可靠性。这种“以战示诚”的逻辑，甚至可能在信息完全透明、利益可分的条件下引发冲突。作者以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与澳大利亚战后对日和解为例，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代价高昂的行动赢得信任，从而促成联盟的形成。文章兼具理论创新与历史洞察，为理解联盟政治中的信号传递、战争动机与国际合作的悖论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是国际关系与安全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
摘要： 联盟的形成通常伴随着某种“被抛弃的风险”，即盟友在未来可能不会履行其义务。当潜在安全伙伴之间的偏好不一致时，这种风险尤为突出，从而阻碍双方对联盟进行互利的投入。那么，一个潜在的盟友如何才能可信地向一个不确定的主导国（庇护者）保证他们的偏好是一致的，从而减轻被抛弃的风险并促使其作出安全承诺呢？我们通过形式化分析表明，与第三方进行结盟前的谈判是一种可行的做法。当主导国担心被抛弃时，潜在盟友可以通过对主导国现有盟友作出更多让步、并对其竞争对手提出更强硬要求，来安抚主导国。这一发现意味着：结盟的可能激化与敌人的冲突，同时抑制与其朋友的冲突。我们进一步证明，即便在资产完全可分割、无承诺问题、交战各方信息完全对称的情况下，出于结盟前安抚动机的行为也可能导致战争。这一结果在历史上也有所体现，如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及澳大利亚在二战后与日本的和解。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促进与苏联和美国分别建立安全合作关系。 Brandon K. Yoder,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Michael D. Cohen,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文献来源： Yoder, B. K., & Cohen, M. D. (2025). Fighting to Be Friends: Third-Party Bargaining, Alliance Formation,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9(3), 494-525.从左到右依次为本文作者：Brandon K. Yoder, Michael D. Cohen 1949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时，中国政府并无意与美国开战。然而不到一年后，却派出数万中国军队赴朝参战。同一时期，澳大利亚对日本的政策也出现了剧烈转变。直到1950年，澳大利亚仍将日本视为主要安全威胁并反对其复兴；但1951年，澳大利亚却签署了多边和平协定，对日本作出重大经济让步，支持其重新崛起为地区强国。本文认为，这类国家政策立场的转变，源于潜在庇护国提供的有条件结盟承诺，以及被试图结盟的一方为证明自身可靠性而产生的安抚动机。对中国而言，庇护国是苏联。斯大林怀疑中国是否有足够决心支持苏联目标，承诺若中国积极介入，将提供重要援助。对澳大利亚而言，美国因其反共立场不坚定而迟疑结盟。澳大利亚因此在日本重建问题上作出让步，以此作为支持美国遏制政策的信号。结果，中国为安抚苏联而与美国开战，澳大利亚为安抚美国而缓和对日敌意。这些案例说明，结盟前与第三方的互动在潜在盟友与庇护国间的安抚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庇护国在考虑结盟时，主要担心未来被盟友抛弃，即盟友可能不履行义务。这种“被抛弃风险”源于偏好不一致：盟友对共同目标的重视程度不足。因此，在形成互利联盟前，潜在盟友必须通过行为证明双方偏好一致。本文提出两个模型，说明潜在盟友可通过结盟前对第三方的谈判行为来实现安抚。对庇护国的敌人采取强硬立场，或对其现有盟友作出让步，均可作为履约意愿的信号，减轻庇护国的疑虑，从而促成联盟。现有研究多关注联盟形成后的战争风险，较少探讨结盟前的安抚机制。本文模型显示，结盟前景会使潜在盟友对第三方的行为更具信息含量。有条件的结盟承诺会激励潜在盟友对庇护国敌人更强硬、对其盟友更合作。由此，战争可成为展示可靠性的信号机制。当结盟价值足够高时，即便不存在承诺问题、信息完全对称，安抚动机也可能导致高成本冲突。此类战争机制源于非交战第三方掌握的不完全信息，只可能在多边环境下出现。二、现有联盟模型 现有模型中，较少探讨联盟内部安抚机制与第三方谈判之间的互动。多数研究集中于联盟如何促使盟友共同防卫、向敌对方传递威慑信号，并分析联盟存在及设计对冲突概率的影响，却较少涉及联盟形成前的安抚动态。 近期研究虽关注联盟形成，但未系统分析其与结盟前第三方谈判的关系。部分研究讨论了联盟内部的安抚机制或制度设计如何降低“被抛弃风险”，但多局限于盟友之间的双边互动，而非面向第三方的信号行为。另有学者探讨国家如何通过对现有盟友的行为建立信誉，但并未涉及潜在盟友如何通过对庇护国的现有盟友或对手的行动影响结盟或冲突动机。 与本研究最接近的是Wolford的模型，探讨庇护国在安抚盟友与对抗敌人之间的平衡。然而，Wolford关注的是庇护国与敌人之间的战争概率，而本研究则聚焦联盟是否形成，以及结盟前安抚过程如何引发或避免潜在盟友与第三方之间的冲突。我们的核心变量是庇护国的结盟决策是否取决于潜在盟友在结盟前的谈判行为。 本文的模型适用于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关系，即一方（庇护国）向另一方（盟友）转移资源以增强共同能力。我们强调结盟前庇护国的“被抛弃顾虑”，不同于以往聚焦结盟后客户国顾虑的研究。庇护国在决定是否投资于安全关系时，更关注潜在盟友的可靠性，即避免资源投入无效。冷战早期，美苏都对结盟对象极为谨慎。 此外，本文的模型不仅适用于非对称的庇护国–客户国关系，也可解释大国之间相对对称但互补的安全合作，如一战前法俄联盟、二战中西方盟国与苏联的合作、德奥“双重同盟”以及中苏联盟等。 模型包含三方：庇护国 PP、潜在盟友AA和共同对手RR。模型分两阶段：第一阶段，AA独自与RR谈判；第二阶段，若PP与AA结盟，则PP与RR谈判，AA可能站在PP一方。核心问题是PP如何通过观察第一阶段AA的谈判行为来推断其偏好，从而决定是否结盟。AA与 PP对与 RR的争议资产有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偏好。AA的“亲庇护国偏好”强度为私有信息，决定其是否是可靠的“支持者”（会履行结盟义务）或“放弃者”（不会支持 PP）。PP事先并不确定 AA的类型，仅有概率性信念。在第一阶段，RR向AA提出要约，AA可选择接受（和平解决）或拒绝（导致冲突）。冲突结果取决于双方力量分布，并带来成本。第一阶段的结果为PP提供有关AA类型的信号。随后，PP决定是否与AA结盟。结盟代表PP向AA转移资源，提高后者军事实力，但也使PP承担被“抛弃”的风险，即投资无回报的风险。第二阶段的谈判取决于是否结盟。若无联盟，PP与 RR按力量分配和平解决。若有联盟，AA可选择支持或放弃。支持需承担成本，但提升 PP的谈判地位；放弃则获取前期资源而不履约。AA是否支持取决于其偏好阈值。分离均衡（SE）：放弃者接受 RR的要约，支持者拒绝。结果 1：当结盟前景存在时，AA提高拒绝门槛，更可能拒绝 RR的要约以显示与 PP的偏好一致性，即联盟激励使冲突更可能发生。结果 2：若联盟足够有价值，AA为了争取 PP的信任，可能拒绝所有要约并主动承担战争成本。战争由安抚动机驱动，而非信息不完全。即便双方信息完全且无承诺问题，结盟信号仍可使战争理性化。结果 3：结盟前景提升了信号可信度。当联盟价值较高时，分离均衡范围扩大，使 AA的行为能更清晰地揭示其类型。综上，潜在盟友为赢得庇护国的结盟承诺，可能采取更强硬立场、拒绝妥协，甚至引发冲突。联盟形成的激励机制不仅可能促进合作，也可能制造战争。本节扩展基准模型，分析潜在盟友 AA在结盟前与庇护国 PP的现有客户 CC（而非共同对手 RR）的谈判情形。与基准模型相反，在此扩展中，AA接受CC的要约被视为相容性信号，而拒绝则表明不相容。换言之，联盟不再通过对抗共同敌人而形成，而是通过潜在盟友向庇护国的现有客户作出让步来实现，从而避免潜在冲突。扩展引入一新行动者 CC，其偏好与PP完全一致。第一阶段，AA与CC就一项独立资产谈判；第二阶段，PP决定是否与AA结盟并共同对抗RR。若AA与CC发生冲突，将削弱PP在第二阶段与RR谈判中的筹码。AA在第一阶段的胜负概率与第二阶段的增益不再完全一致，而由比例系数λλ调整。该扩展的均衡结构与基准模型类似，但不存在“拒绝型混同均衡”。混同均衡（PE），即接受型：当 CC认为 AA可能是放弃者时，提出最低要约使两类 AA均接受。此时 PP根据先验信念决定是否结盟。分离均衡（SE）：当 CC认为 AA是支持者时，提出仅支持者会接受的最低要约。PP在接受后结盟，拒绝则不结盟。比较联盟存在与否时 AA的接受阈值可见：当联盟前景存在时，无论在 SE 还是 PE 下，AA的最低接受门槛均下降，即更倾向接受要约。当庇护国的结盟决策取决于潜在盟友对其现有客户的谈判行为时，无论支持者或放弃者，均更可能接受客户的要约。若联盟价值足够高，支持者将接受所有要约。基准模型中，联盟激励促使潜在盟友拒绝对手要约以显示忠诚；而在本扩展中，联盟激励促使潜在盟友接受客户要约以示相容。由此可见，联盟前景既可能诱发冲突（对抗型信号），也可能缓和冲突（安抚型信号）。当联盟价值足够大时，即便存在信息不完全或承诺问题，潜在盟友仍会通过接受所有要约避免战争。该机制在多项历史案例中得到体现。例如，1970年代埃及为获得美国安全与经济援助，主动与以色列和解，以示与美方利益一致；德国要求意大利放弃对奥属民族地区的主张以换取加入同盟；七年战争前英国为重建对奥联盟，对奥地利盟友俄罗斯作出让步；二战后澳大利亚为赢得美国信任，接受日本经济与安全复兴，以示其反共立场与美方一致，最终促成 1951 年 ANZUS 联盟。综上，庇护国的弃约忧虑可促使潜在盟友通过安抚其现有客户来展现忠诚，从而以合作信号换取联盟承诺。五、结论 联盟形成的根本障碍在于“被抛弃风险”，其源于潜在盟友与庇护国之间的偏好不一致。潜在盟友可能并无足够决心在冲突中支持庇护国，却可能为了获取安全合作带来的利益而虚假陈述其意图。因此，克服这一障碍实质上是一个“安抚问题”：潜在盟友如何以足够可信的方式表明其与庇护国目标一致，从而促使后者承诺结盟？潜在盟友在结盟前对第三方的谈判行为，是传递可信安抚信号的关键途径。通过对庇护国的敌对方采取强硬立场，或对庇护国现有盟友作出让步，潜在盟友可以向庇护国展示自身的可靠性，从而缓解其被抛弃顾虑。由此，争取结盟的安抚动机既可能促使潜在盟友与庇护国的敌人发生冲突，也可能促进其与庇护国的现有盟友和解。换言之，战争与联盟形成可能相互强化：当对抗共同敌人有助于赢得庇护国信任时，潜在盟友更有动力发动冲突。进一步的推论表明，当结盟价值足够高时，潜在盟友可能拒绝所有来自对手的要约，从而在不存在资产不可分、承诺失灵或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依然出现低效战争。此类冲突并非源于交战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是出自庇护国对潜在盟友类型的不确定性。潜在盟友因声誉压力而选择以“代价高昂的安抚信号”来证明忠诚。这种因第三方信号需求而导致的战争机制，在传统双边谈判模型中被忽视，而本文表明它在多边情境下具有重要解释力。本文首次系统分析了结盟前谈判、联盟形成与冲突之间的互动关系，但仍有诸多方向值得拓展。理论上，本文聚焦于庇护国的“被抛弃忧虑”，而“被卷入风险”（entrapment concerns）同样可能成为联盟形成的阻力。直观而言，若庇护国担心被盟友拖入不必要的战争，则其反应机制应与前者相反——潜在盟友将倾向对第三方敌对方作出让步，以安抚庇护国、表明偏好一致。实证上，本文结合历史个案分析揭示了该因果机制的运作逻辑，并在多种背景下验证其适用性。未来研究可借助大样本定量方法系统评估该机制的普遍性，探讨其在不同情境下的发生频率与影响程度。“在看”给我一朵小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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