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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促促”声到文化思辨：南阳乡土游戏与消逝的虫鸣 微信群“孙家楼夜话”的夜幕下，一场关于“蛐蛐”的闲谈，如投入静湖的石子，漾开了层层涟漪。老师们你一言我一语，从“小时玩过蟋蟀吗”的轻松追问，到“这能不能算非遗”的激烈思辨，指尖流淌的文字，不仅勾连起几代人尘封的田野记忆，更在南阳这座古城的当代语境中，触碰到了一个深沉的文化命题：那些伴随我们成长、又渐行渐远的乡土游戏与民间娱乐，其价值何在，命运何往？ 讨论始于怀旧，落于现实。杨兆魁老师一句“至到6O年后，没人再玩了，蛐蛐也减少了？”瞬间将时光拉回数十年前。关慧明老师随即补充“现在地里打农药这个东西很少了”，迎雪老师更直指是“农药的杰作”。这不仅是虫鸣的式微，更是一个微观的生态变迁样本。老师们回忆，儿时的南阳（方言称“蛐蛐”或“促促”），孩子们会“到乡下自己逮”，用牛筋草拨弄争斗，用麦秆或细竹筒巧手编制小笼。杨兆魁老师还提到，本地烙花厂也曾制作过装蛐蛐的容器。这些细节，拼凑出一幅生动的南阳旧日风情画：砖瓦之下，草窠之间，是童趣的源泉，也是民间智慧与自然亲密接触的证明。庄忠强老师提及城西潘庄善捕野兔、玩鹌鹑的“老虎爷”，李聚章老师回忆本地民间的斗狗斗鸡，都进一步丰富了这幅画卷，展现出农耕社会闲暇时多样而生动的娱乐形态。 然而，当话题从记忆转向当下，从乡野转向竞技与市场，分歧与深思便随之而来。麦子老师提到天津的蟋蟀比赛及其背后的葫芦文玩产业，仿佛为传统注入了现代活力。但李聚章老师立刻指出，这类活动常与“下注分输赢”的赌博行为相伴生，历史上“促织”的故事（蒲松龄《聊斋志异》名篇，揭露因宫廷斗蟋蟀而引发的民间悲剧）与“扒倒墙体、输掉家产”的民间传说，无不警示其可能滋生的负面社会效应。 正是这一矛盾，引发了群内最核心的焦点论辩：这类活动，究竟是不是值得珍视与弘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杨兆魁、麦子等老师认为，斗蛐蛐与放风筝一样，属于“民俗娱乐活动”，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现代比赛若能侧重于“宣传文玩”的文化内涵，便有意义。但涂月超老师提出了尖锐而深刻的反对意见。他以南阳“大寨北野地里”一度盛行的、“冠军狗动辄几十万”的赛狗为例，质疑将斗蛐蛐、赛狗申遗的合理性。他认为，这无法与体现“人的精工技艺”的传统手工艺同日而语，即便将其“驯化技术”单列，也令人反感。他抛出了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难道仅仅因为有市场、能牟利（如赛狗、斗蟋），就值得弘扬？而那些因生产方式变革而失去市场、濒临湮灭的技艺（如他提到的“牛把式的套牛技艺和使唤口令”），难道就因其缺乏经济价值而不值得记录与保存吗？他进而引申，对此类活动的评判，需深入其“社会属性”，不可一概而论。 这场发生在南阳知识分子之间的讨论，极具代表性。它映照出中国社会在快速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面对传统民间文化遗存时普遍存在的困惑与选择。南阳的实际，恰是这一宏观图景的缩影：一方面，农药普及、城市化扩张使得“萤火飞舞的美景”（李聚章语）难得一见，承载童年记忆的虫鸟玩物日益稀少，传统乡土娱乐的自然与社会基础正在瓦解。另一方面，某些传统活动又以商业性、竞技性甚至博彩性的面貌重新浮现，其文化内涵与社会影响变得复杂。 老师们的争论，本质上是在为“消逝的虫鸣”寻找一个恰当的历史与文化位置。它提醒我们，在“非遗”保护与民俗传承的实践中，需要更精细的甄别与更深刻的思考。并非所有旧时风习都天然具有正面文化价值，也并非所有缺乏市场关注的技艺都应任其消亡。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剥离其可能附着的陋习（如过度赌博），挖掘和保存其中蕴含的民间智慧、生态知识、手工技艺与社群记忆（如蛐蛐笼的编制、对不同昆虫习性的了解、特定时节的活动等），并思考如何以健康、文明的方式进行创造性转化。 最终，微信群里的讨论没有简单定论，但思考已然启程。从“促促”的鸣叫，到“牛把式”的吆喝，这些曾经回荡在南阳田野上的声音，其消逝与存续，记录的不只是一代人的童年，更关乎我们如何理解过去，又如何定义未来生活中，哪些精神与文化的“根”值得悉心守护。这或许便是“孙家楼夜话”这场寻常讨论，留下的不寻常回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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