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志珍品《舆地纪胜》

▲《舆地纪胜》一百卷，南宋王象之撰。王象之，《宋史》无传。今采撷《舆地纪胜》王象之自序、宝庆丁亥李埴序、元吴师道《敬乡录》，以及清人刘毓崧《舆地纪胜跋》（《通义堂文集》卷七）诸篇，根据《舆地纪胜》文中有关记载所作的考订等资料，其家世生平，大致可知。

王象之，字仪父，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市）人。王象之自序及李埴序均称东阳王象之。按此“东阳”是婺州的郡名，不是指婺州的属县东阳。宋时金华附郭县。以其所在地府州的郡号称其籍贯，是当时社会的风尚。与王象之差不多同时的陈振孙（?-约1261年）所著《直斋书录解题》称金华王象之。同书提到其兄王益之所著《职源》《两汉年纪》亦称王益之金华人。是王象之籍贯金华是无疑的。

王象之父名王师亶，字唐卿，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官袁州宜春县主簿、南剑州教授。乾道九年（1173）后曾知江州，终广东提点刑狱。“历仕州县，皆有治绩”（《敬乡录》卷十二）。有文集及《资治通鉴集义》行世（缪荃孙《舆地纪胜跋》，见《艺风堂文漫存》卷三）。

王师亶有七子，王象之行五。仲兄名益之，字行甫，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官分水县（属严州）、大理司直。尝至成都，王象之自序云“仲兄行甫，西至锦城”。著有《职源》《汉官总录》《西汉年纪》等。叔兄名观之，字中甫，曾知德化县，后为夔州路漕使，尝至重庆、沔、泸等地。王象之自序云：“叔兄仲甫，北趋武兴，南渡渝、泸”。武兴指当时的沔州（治今陕西略阳），属利州路。渝州即重庆府（治重庆市），属夔州路。泸州（治今四川泸州市）属潼川府路。《直斋书录解题》云：“舆地图，十六卷，王象之撰。《纪胜》，逐州为卷；图，逐路为卷。其搜求亦勤矣。至西蜀诸郡尤详，其兄观之漕夔门时所得也”。

王象之出身仕宦之家，本人也起自科第。庆元元年（1195）进士，曾于宝庆元年（1225）官长宁军（今四川珙县东）文学。绍定年间又知隆兴府分宁县（今江西修水县）。本书隆兴府官吏下陈敏识条云：“象之出宰分宁，相望百年，而陈公之英风遗烈，今犹未泯”。《直斋书录解题》作知江宁县。一说以为乃江南西路分宁县之误（张鉴《冬青馆甲集》卷五）。刘毓崧则以为陈振孙与王象之同时，“似不应误其治之邑”，并提出《景定建康志·江宁县壁记》虽无王象之名，但述诸县令在任、去任皆相接衔，唯端平三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七日间数十日无人任职，“断无旷职待人之理，意者象之知江宁县即在此时，而《壁记》偶失载耳”。此说实嫌牵强，但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足以否定，只得存疑。至于终于何官，更无可查考了。

▲《舆地纪胜》王象之自序作于嘉定十四年（1221）。然书中有宝庆以后沿革，如以理宗藩邸，改邵州为宝庆府，避理宗讳，改筠州为瑞州等。该书最后沿革述至宝庆三年（见顺庆府），然同年六月升宝应县为州之事未载，仍作楚州宝应县，则知该书建制以宝庆三年（1227）六月以前为断。李埴序亦作于宝庆三年（丁亥），其有“今仪父所著，余虽未睹其全，第得首卷行在所以下观之”云云，盖所见当为手稿，而付梓疑在绍定初年。

《舆地纪胜》初刻本印数大概不多，流传不广。《元一统志》（赵万里辑本）偶有所引。明时金石学家将书中碑记一门抄出，刻有《舆地碑记目》四卷。《四库全书总目》云：“宋王象之撰。……所著有《舆地纪胜》二百卷，今未见传本，此即其中之四卷也”。今存《舆地纪碑目》已阙潭、彭、绵、汉、邛、黎六州和天水一军共七卷。可见明人看到的已非全本。四库馆臣因为没有看到过《舆地纪胜》，所以未提到书有残阙。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谓其所见《纪胜》，“镂刻精雅，楮墨如新，乃宋本中之佳者”。后人多以为钱氏也是园藏有宋版《纪胜》，“似仍完帙，不审尚在世间否耳”（顾千里《校勘舆地碑记目序录》，见《思适斋集》卷八）。钱曾所见是否确为宋版《纪胜》，实有可疑处。钱大昕《养新录》卷十四云：“予求之（指《纪胜》）四十年未得，近始于钱唐何梦华斋中见影宋抄本，亟假归，读两月而终篇”。《养新录》自序作于嘉庆四年（1799），时钱大昕七十二岁，其初访《纪胜》当在乾隆二十年前后，上距钱曾卒年（1701）不过半个世纪，其间江南并无重大兵燹，宋版《纪胜》竟了无踪影，且修四库时，以官府之力，亦“未见传本”，故康熙年间宋版《纪胜》的存在是个疑案。嘉庆年间张鉴撰有《宋版舆地纪胜跋》（见《冬青馆甲集》卷五），所指实为影宋写本，绝非宋版《纪胜》。张鉴曾肄业于浙江巡抚阮元筑于西湖的诂经精舍，其所见绝不可能为钱大昕、阮元所未见。

钱大昕发现了《纪胜》影宋抄本后，为该书的幽而复光、广为流传立下了一大功。何梦华名元锡，乾嘉间钱唐人，浙江著名藏书家。自钱氏披露后，何氏所藏影宋抄本《纪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嘉庆四年（1799）阮元巡抚浙江时，也向何氏借来影宋抄本，并影写了两部。一部“嗣因四库总目未收此书，爰加以装潢，献诸内府；并仿当日馆中提要之式，进呈提要一篇。藏副本于文选楼，而存提要之稿于研经室外集。盖深重此书，望好事者为之重刻耳”。嘉庆十二年（1807）仪征续修县志，阮将将《纪胜》中真州一卷交付校正旧志数十条，并刻诸于续志之末。道光二十二年（1842）丹徒包氏刻嘉定、至顺镇江志，阮元又“检《纪胜》中镇江府一卷，俾其附刻于后，而全书仍未能刻也”。可见阮元为《纪胜》的流传，用心实为良苦。次年甘泉（今扬州市）岑绍周愿出资刻《纪胜》全书，遂借得阮元影宋本写本抄录副本，并延请刘文淇及其子毓崧纂辑校勘记，绍周自补抄本阙文。未几绍周遽亡，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才得正式付梓，即今存据文选楼影宋本刊印的岑氏懼盈斋本《舆地纪胜》及校勘记五十二卷。从此《纪胜》一书得以流布于世，为舆地学界广泛引用。自南宋绍定初刻以来，历六百二十余年才得重行于世，亦学界一大幸事。又六年，咸丰五年（1855）南海伍崇曜又据岭南所存的影宋抄本于粤雅堂开雕，即今伍氏粤雅堂本。现存《纪胜》就只有这两种本子。

自钱大昕传出钱唐何氏藏有《纪胜》影宋抄本后，东南诸藏书家竞相传写。现知嘉庆以后的抄本约有下列数种。①孙尔准藏抄本。孙尔准道光五年至十年任闽浙总督，谥文靖。冯登府《舆地纪胜跋》云：“鄞令程侯以佛饼四百购于吴门，以赠孙文靖公，为旧抄本，少三十二卷”（《石经阁文集》卷六）。②海昌马氏藏抄本。何梦华殁后，钱大昕、阮元所见到的影宋抄本归常熟张氏。有人从张氏处影抄一部由海昌马氏购得。马氏即马思赞，字寒中，海宁人，所居名道古楼，为东南藏书之冠，有道古楼藏书目一册（见《道光海昌备志·卷三十六·艺文十》）。道光十年（1830）闽浙总督孙尔准自闽邮寄《纪胜》影抄本与嘉兴李富孙，嘱其校雠。李富孙即向马氏借得其藏本与孙本互校，“其失去三十二卷烟，两本皆同。马氏本卷首影写钱詹事手跋、曾鸣凤札子有漫灭讹阙字，与张氏刊载藏书记同”。马本在嘉庆庙讳上一字间有阙笔，当为嘉庆时所抄，但在阮元借抄之后。李氏认为马、孙“两本皆影宋抄，然互有阙页及脱落字，似又非一本抄出”（《校经廎文集》卷十七）。孙本出自吴门，恐为何本以为另一抄本。③朱奂藏残本。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愚考《舆地纪胜》，宋王象之撰，予从朱奂借阅，嫌残阙未抄”。此本来历不明，当较何本更为残阙。④岭南吴兰修（字石华，清嘉应州人，嘉庆戊辰举人，岭南藏书家，其藏书处曰守经堂）之秘籍，为陈仪部（其锟）所珍藏的影宋抄本，即南海伍崇曜所刻粤雅堂《纪胜》的底本。见粤本谭莹代序、伍序。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谓粤本“复影刊元本《舆地纪胜》”。不确。⑤海宁杨氏藏本。伍氏刊印陈本时，曾购得海宁杨文荪（字秀实，号芸士。清海宁人，好藏图书。见《中国藏书家考略》）所藏影宋抄本，“原阙卷帙与陈本同，知二本所出无异。惟杨本凡遇宋本字画残蚀及宋讳阙笔皆仍其旧。又每卷标目皆先用墨笔钩出其字乃以朱笔填之，足证宋本朱书标目尚略见原抄旧观”（伍序）。可见杨本较陈本更接近宋本原样。这些抄本目前不知是否存世。

现今国内外图书馆所藏均仅懼粤两本。经过对二本的简单比较，有以下异同：①伍氏粤雅堂开雕时，知道钱大昕的著录和阮元的文选楼抄本，便没有看到过懼盈楼刻本。咸丰五年授刊时，无别本可校，惟据陈本略加厘定而已。后购得海宁杨氏藏本才得校刊（伍序）。事实上这两种抄本同出一源，都是从何梦华本转抄而来。②懼本较早于粤本，其所据影宋抄本（何本）也较粤本所据的影宋抄本（陈本）为早。从时间上看懼本优于粤本，抄写错误少于粤本。③粤本卷首目录按影宋本照刻，某卷共若干页、某卷缺若干页（此当是影抄时所加）与懼本全同。然懼本每页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共四百字。此当为宋版原式。而粤本开雕时不知是否为节约纸张、版面，改为每页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五字，共六百字。因页卷首目录中某卷若干页、缺若干页，与该本正文实际情况不符。这是粤本的一大误差。④粤本在咸丰四年开雕时，主持人伍崇曜所得顾千里校《舆地碑记目》刊本中为文选楼影宋抄本《纪胜》所阙的碑记目都补上了，所以粤本的碑记一门恢复了明时的面貌，这一点较懼本为强。

阮元借得何氏影宋抄本与四库《舆地碑记目》核对，发现又较明时缺了温、婺、处、衢、光、无为、安丰、成都、崇庆、眉、夔、开、施、达、珍、忠、沔、阶、成、西和、凤、文、龙凡二府十九州二军，共为地二十有三，因成都府分为上下两卷，故为卷二十有四，加上明时已缺六州一军七卷，共缺三十一卷。另十七卷有缺页。然而钱大昕《养新录》却说缺三十二卷。以后学者多持此说。顾千里云：钱竹汀日记数《纪胜》阙卷有“一百三十五至一百四十四”之句，认为“其第一百三十五卷兴化军钱少詹未见”，故多算一卷，实应是三十一卷。阮元也认为“顾说是也”。但在他所撰的《提要》中又说：“其卷数全阙者，自十三至十六，又自五十至五十四，又自一百三十六至一百四十四，又自一百六十八至二百卷，共阙三十一卷”。按其实数则又又为三十二卷，盖将卷五十濛州缺页误作阙卷所致。今本阙三十一卷，钱、阮均有疏略。

原书目录每卷下无行在所、临安府、嘉兴府（包括阙卷、阙页）等标目，今本目录每卷下标目是“后人从《舆地碑记目》抄附，其所抄当为书贾，从彼借录，希图射利，字画极潦草，更多夺落错误，几不可属读”（李富孙《校舆地纪胜跋》，见《校经廎文集》卷十七）。此言不差。

阮元文选楼影宋抄本在未刊前已由张鉴作了校勘。张鉴字子春，号秋水，浙江乌程人。嘉庆中由副榜授武义教授。浙抚阮元筑诂经精舍于西湖，鉴即肄业其间，校勘当该时所作。以后岑绍周准备付刊《纪胜》，又请刘文淇、毓崧父子纂辑校勘记，成书五十二卷，自补阙文十卷，与《纪胜》同刊附于书后。刘毓崧《舆地纪胜》校勘记序云：“于张氏之说采录无遗。其是者，则加引申；其非者，则加驳正；其有疑者，则为之总机]剖析；其未详者，则为之证明；其论之不定者，则参考以折衷；其说之互歧者，则援据以决断”。此外，刘氏又辑录了《舆地碑记目》，并以《元和志》《寰宇记》《九域志》《舆地广记》《方舆胜览》《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以及史传说部诗文集等，详校异同，补脱正讹；证据不足者，则存在俟考；其体例前后不一致者，亦为之指出，态度十分严谨。今本校勘记五十二卷，共出校八千六百余条，其中利用张鉴校记一千九百八十余条。然张氏所校均属理校。刘氏对其中五百二十八条作了覆校，对恢复《纪胜》一书原貌作了重大贡献。

岑绍周自补《纪胜补阙》十卷，大多根据《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所引而为今本《纪胜》所无者。今本《纪胜》缺卷、缺页颇多，所引为原书所缺部分，尚有可信之处。如原书卷页完整，文句连续，所引逸文则又难以令人置信。谭师季龙先生在《宋本方舆胜览前言》中否定了《纪胜》有包括西北诸州的“续录”的可能。《方舆纪要》作者顾祖禹参加过康熙年间初修《大清一统志》，《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所引《纪胜》决非出自原书，而是从其他书上转引而来的，可靠性极差。

▲谭季龙先生在《宋本方舆胜览前言》（又题为《论方舆胜览的流传与评价问题》，刊《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对《舆地纪胜》的特点和价值作了论述，邹逸麟在此基础上作补充论述。《舆地纪胜》以前保留到今天的全国总志有四部：《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除《舆地广记》外，前三部都是供帝王统治地方的官修书，修书的宗旨很明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序云：“以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故其书主旨在于“辨州域之疆理”。《太平寰宇记》上表云：“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革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睹万邦。图籍机权，莫先于此”。王存修《九域志》也是为了了解“壤地之离合，户版之有耗登，名号之有升降”，故其书着重于“州县废置与夫镇戍城堡之名”，“道里广轮之数”。《广记》虽非官修，其内容专述历代州县沿革是一目了然的。王象之撰《纪胜》的旨趣与上述四部总志迥异。他在自序中说：“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县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记，舆地有记。或图两界之山河，或记历代疆域，其书不为不多。然不过辨古今、析同义，考山川之形势，稽南北之离合，资游说而夸辨，博则有之矣。至若收拾山川之精华，以借助于笔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使骚人才士于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则未见其书，此《纪胜》之编，所以不得不作也”。所以它的体裁与前四部总志多有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①前四部总志体裁虽然也不完全一致，然而大体上包括当代疆域、州县沿革、州境范围、四至八到、山川湖泽、古迹名胜、户乡数字、物产贡赋等部分。《纪胜》则完全舍弃了早期总志所有的州境、四至八到、户乡数字、物产贡赋等门类。同时将《寰宇记》的风俗一门扩大为“风俗形胜”，将以前总志列在各县下的山川湖泽、名胜遗址，分为景物上下二门，并专列古迹一门，而将人物分为官吏、人物、仙释三门，又增加了癇所未有的碑记、计、四六三门。于是全书包含了府州沿革、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上、景物下、古迹、官吏（多者亦分为上下）、人物、仙释、碑记、诗、四六等十二门。这种体裁对以后元明清三代总志的修纂有很大影响。

②《元和志》《寰宇记》只是偶而引用前人诗文的片言只语。《纪胜》除了新增诗、四六二门专辑录前人诗文外，又搜集了大量与一地风俗形胜、景物、古迹、人物有关的诗、赋、记述文字，分系于各门各条之下。

③《纪胜》在每卷首府州名之下，列出该府州所在地的古称、别称、旧称、习称、代称等，以备赋诗赋作文之用。如绍兴府下列秦望、越都、会稽、鉴湖、越绝、兰亭等称。建康府下列金陵、秣陵、建业、建邺、台城、东府、江宁等名。这也是《纪胜》的首创。这种体裁即为《方舆胜览》所继承。《纪胜》这种体裁的出现，谭季龙先生认为是受当时社会风尚影响之故。因为宋人在撰写表启文时，例须用四六俪语；为楼阁亭台作记叙文的风气，也盛极一时，故有《纪胜》体裁的产生。王象之自叙说“收拾山川之精华，以借助于笔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使骚人才士于一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也正是这个意思。

《舆地纪胜》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纪胜》李埴序云：“余又尝语仪父曰：古人读书往往止用资以为诗，今仪父著书又只资他人为诗，不亦如罗隐所谓徒自苦而为他人作甘乎！仪父笑而不答。余以是知仪父前所与余言者特寓言耳，意岂止此哉！”李埴对王象之是寄以厚望的，他举东方朔、刘向博学善辩为例，说明为学者贵于博约，又引援萧何入关先收秦府图书，故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使汉以得天下，以及北宋至和年间刘敞出使契丹识破敌使绕远道的诡计等故事，认为“是则地理之书，至此始为有用之学”。接着他又说：“然则余之所望于仪父者，因为朔、向及刘侍读之事，岂但以资他人为诗而已乎?前言姑戏耳”。由此可见，王象之写此书的目的非仅限于佐人笔端而已。《舆地纪胜》的学术价值，远远超过与其体裁相仿的《方舆胜览》，并且不低于此前的四部总志，某些地方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①对历代地方建置沿革方面的贡献。《纪胜》继承了《元和郡县志》以来总志的传统，每一州（府）县之下均记有历代建置沿革，其详尽程度绝不亚于《元和郡县志》《寰宇记》，而其可信度又有过之。例如凡记州县每一次变革，都注明出处。如镇江府沿革自《禹贡》扬州之域讲起，经历代置废更名，至南宋绍熙五年浙西安抚使自镇江移治临安止，先后依次注出出处有《左传》《晏公类要》《资治通鉴》《熊克新志》《元和志》《汉书·地理志》《寰宇记》《嘉定镇江志》《晋书·地理志》《汉书·诸侯王表》《续汉书·郡国志》《通典》《建康实录》《隋唐·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九朝通略》《国朝会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十九种资料，观此也足以取信于读者了。

《纪胜》作者并非仅将历代志书的地理沿革资料拼凑在一起而已，而是对不同的说法，详加考订，提出自己的看法，取舍严谨。如一时难下结论者，则明言存疑俟考，免使读者盲从。如对临安府仁和县、太平州当涂县、江南西路吉州、广南西路融州、临安府盐官县等处的考证存疑。《纪胜》中也有一些错误，如关于嘉兴府华亭县的记载。

宋代监司是一个地区兵、民、财赋、刑狱的行政中心所在，对研安全宋一代军事、经济、司法至关重要。北宋几部总志如《寰宇记》《九域志》《舆地广记》都没有记载。而《纪胜》却特别重视监司，不仅注出其治所，并对其在宋一代沿革有详尽记述，这就胜过仅注出治所的《方舆胜览》。例如两浙转运司分合的经过，两浙提刑司分为浙东、浙西分治绍兴府、平江府时间的考订，都为研究两宋监司沿革提供了丰富资料，惜乎今本《纪胜》阙卷、页不少，有部分监司只能靠《方舆胜览》得以补全。

②保存了当代丰富的人文地理资料是《纪胜》一书的重大贡献。中国有重视人文地理学的优良传统。《山海经》《禹贡》《职方》里已有简要的人文地理记述。《禹贡》将全国分为九个区域（即九州），对每个区域范围内河流的治理、赋税的等级、贡物和贡道等记述，是我国最早反映人地关系的人文地理资料。汉武帝时司马迁所著《史记·货殖列传》里将全国分成四大经济区，又按春秋战国时故国范围分成若干亚区，详述了战国以来至汉初各地社会经济、都市交通、风俗民情，可谓是我国最早一篇区域人文地理专著。班固《汉书·地理志》附录刘向《域方》和朱赣《风俗》，基本上同《史记·货殖列传》体例，保存了西汉时区域人文地理资料，至为可贵。可惜这一传统后世地理著作没有很好予以继承发展。《南齐书·州郡志》对南方新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文概况有所记述，但很不全面。《隋书·地理志》以《禹贡》九州分区，每区都有一段人文概况的记载，然地域过大，失之笼统。《宋史·地理志》按二十四路制分域，然其记各地山川险阻、土特物产、都会交通、民情习俗，又只分十二个地区，不免过于简略。总志中《太平寰宇记》《元大一统志》《寰宇通志》，明清《一统志》在各府州下虽有风俗一门，但仅寥寥数句，并大多从古籍中摘录，也不知是否与当时情况相吻合，使研究者很难处理这类资料。《纪胜》则不然，在风俗形胜、诗、四六三门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地理资料，古今并存，每条均注明出处，对宋代当代的资料辑录尤为详尽，读者不仅可以比较历代异同，还可对宋代各地人文景观，有一全面了解。所以从研究人文和经济地理这个角度而言，《纪胜》之价值，远在其他总志之上。

以今江西省范围为例。南宋时为江南西路（一府六州四军）兼江南东路的信、饶二州和南康一军，在《太平寰宇记》里为江南西道内的九州二军一监共十二个郡级单位。这十二个郡级单位中，《寰宇记》只在洪州风俗一门引用了六朝雷次宗《豫章记》的一段文字，共一百零六字，是数百年前的情况，文字史料价值不高。其余十个州军（永平监无风俗一门）风俗一门基本雷同，实际上没有记载。《宋史·地理志》将江南东、西路合为一区，记载人文情况寥寥数句，时间、地域都很笼统，研究者很难利用。《纪胜》对江西各府州的人文景观，如人口之繁息、经济之发展、文物之昌盛，都有丰富的具体的当代资料。

两宋时代，江西地区人才辈出，著名的有晏殊（临川）、欧阳修（庐陵）、曾巩（南丰）、刘敞（新余）、王安石（临川）、刘恕（高安）、黄庭坚（分宁）、洪浩及其子适、遵、万（鄱阳）、周必大（庐陵）、杨万里（吉水）等。

再以川峡四路为例。川峡四路（成都府、潼州府、夔州、利州四路）地域辽阔，包括今阿坝、甘孜、凉山三州以外的四川全省、重庆全境和陕西、甘肃的秦岭以南部分，贵州大部分和云南东北一隅亦在其羁縻范围内。境内陆形复杂，山势崎岖，河川交错，交通阻隔。盆地和丘陵相间，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人文地理景观极其多样。△《宋史·地理志》将这四路合为一区记述，主要记述成都平原，只有几句涉及其他地区，无法反映川峡四路这一大区域的人文面貌。而《纪胜》则在每一州（府）风俗形胜、诗、四六三门中保留了十分珍贵的资料。虽然川峡四路部分缺卷很多（几达三分之一），但在现存的四十二卷内仍然可以对几占南宋四分之一疆土的这一大地区的经济、文化、风俗、民情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川峡四路广大地域内农耕业地区差异性很大，《纪胜》提供了多样、复杂的丰富资料。△《纪胜》中还记载了川峡四路几种赖以为生的主要产业：盐、茶、柑和橘、荔枝、蔗糖等。△川峡四路的重要城市，《宋史·地理志》只字未提，《纪胜》里保存了南宋时四川地区城市分布和经济水平的资料。西川当以成都府为首邑，东川（又称东蜀）则以果州（顺庆府，今南充）为首府，果州地处嘉陵江中游，“郡当舟车往来之冲，其民喜商贾而怠穑事”（《大观己丑程泾社坛记》），邵伯温《充城外》诗有“自昔充城号奥区，蜀人唤作小成都”“充城繁盛冠东川”之句。《纪胜》还记载了沿着水陆交通道的交通性城市，如叙州、泸州（潼州府路帅府）、重庆府、涪州、夔州（夔州路转运司治）、大宁监、利州绵谷县（今广元，由秦入蜀剑阁道必经之路，利州路转运司治所）、金州（安康，秦头楚尾一大都会）。△蜀中自古出人才，宋时也不例外。西蜀以眉州、成都为首二，嘉定府居其三。《纪胜》云：“蜀为西南巨屏，由汉以来，号为多士，莫盛于眉、益二都而嘉次之”（崇宁二年任熙明《教授题名记》。东蜀（潼川府路）则以普州（治今安岳）为首，“普为东蜀下州，土瘠而民贫，惟士常比旁郡为多”（冯山《州学记》），“剑南之东，有州名普，冠带之盛，与西眉并称”（《四贤堂记》），“论学徒之盛，以西眉东普为称首”（政和中安岳主簿刘渭《应庙记》），普州“人物之富，甲于东蜀”（《普慈志序》）。另外与普州一样的一些偏僻小州，如成都府路简州、潼川府路荣州（今荣县）、潼川府路昌州（今大足）、广安军（今广安）出了不少人才。自然条件较好的利州路阆州，在宋时名人辈出，有雍元直、蒲传正、鲜于端、陈尧叟、陈尧咨、马涓等。《纪胜》资料提示历史上某一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兴盛并不一定是同步的。△民族杂居是川峡四路人文景观的一大特点，唐北宋时期在川、黔、滇三省归附中原王朝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许多羁縻州县，在邻近羁縻地区的正式州县境内也分布着不少非汉族居民。大体上是州县城内以汉族为主，郊野山谷则以少数民族为主。因此在川峡四路的边缘诸州军呈现了民族、语言、风俗、习尚差异纷陈的景态。《纪胜》在方面颇多记述，为研究西南地区文化地理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如记载了茂州（今茂汶、汶川）、威州（今理番）、泸州、叙州、涪州、潼川府长宁军（今珙县东）、南平军隆化（今南川）、思州、费州、溱州、南州、夷州、播州、利州路金州、洋州等各地的风俗。

《舆地纪胜》对研究十二、十三世纪南中国的人文景观具有十分重要价值。作者王象之“少侍先君宦游四方，江淮荆闽靡国不到”，本人做过长宁军文学、分宁知县，又从其仲、叔兄处获得大量梁、益等地实际和口碑资料，故于“西蜀诸郡尤详”（《直斋书录解题》）。此外他还利用余暇“搜括天下地理之书及诸郡图经，参订会粹”。故《纪胜》的资料不仅可信，且又极其丰富，在历代地志中也是极少见的。

《舆地纪胜》还具有类书的性质，它保存了数量相当可观今已散佚的地志文献。以江南西路为例，其引用今已亡佚的自六朝至宋代的图经、志、记约六十余钟（单篇文章不计），如以全书计，可能不下千余种。这是一个弥足珍贵的资料宝库。《纪胜》所引前人诗文，所据皆是宋本，若用以校勘今日通行的本子，可以纠正传本中的错误。